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然而要揭示这场战争的全部真相、意义、教训是十分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目前东北亚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部分现状，即是朝鲜战争的后果，由于历史还将继续，所以朝鲜战争的意义、影响还将持续展开着。今天任何一种研究之发见，都仅仅是朝鲜战争全部意义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由此来看，属于考证性质的还当时真相的研究相对容易些。而意义之探讨、经验教训之总结就非常难以把握。虽如是，本文仍试图做一番意义发掘之尝试。
一、朝鲜战争的正义性问题
在研究朝鲜战争时，笔者以为中国学者经常过分地陷于伦理意识的束缚，对战争首先进行道德评价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并且已成为中国学者进行研究时的文化潜意识。按此思路，往往使得自己的研究思路徘徊于"是于非"的狭小领域，也必然要追究"谁打第一枪"、"谁先发动进攻"、"谁是侵略者？"从而不知不觉地将研究变为纯粹的道德评判，而忽略比伦理评价更为重要的方面。
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文明，道义从来都是战争舞台上的道具，当然是重要的道具。从历史来看，一般情形下，毫无道义支撑、仅仅为了利益的战争是不会发生的，毫无利益支撑而仅仅为了道义的战争也没有出现过，当利益追求不和道义原则相矛盾、而且相一致时，战争最容易爆发。尤其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为战争寻找道义基础是任何从事战争的群体必须要做的事情。尽管如此，道义毕竟只具战争的道具功能，而非战争的目的。过分沉湎于战争的道德评价是不明智的。在研究朝鲜战争时，"谁先挑衅"、"谁先发动进攻"、"谁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或"谁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发动者"这类问题只具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意义，没什么太大的研究价值，之所以能长期萦绕我们学者心头，即伦理评价的文化潜意识误导的结果。
事实上，金日成和李承晚都具有通过战争来解决统一问题的强烈倾向。如果说国家统一是朝鲜民族的正义要求，那么金、李就是这种正义要求的具体体现。很难说由哪一方统一才符合正义，哪一方统一就不符合正义。如果把正义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统一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是正义的，以暴力的手段是不符合正义的，那么从动机看，双方从一开始就准备用武力方式了。从金、李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渊源和个性而论，都具有以暴力反抗日本统治的战斗性特点，他们个人和集团的经历和经验都使之坚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完全符合双方的行为逻辑。
所不同的是：苏联向金日成提供了进攻性武器，即当时最先进的T-34坦克150辆，这是苏联同德国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主战坦克。北朝鲜军后来就是以这种坦克为先导一路摧枯拉朽，所向皆克。而美国害怕朝鲜半岛的麻烦分散他在主要方向欧洲方面的精力，故而以朝鲜半岛地形不利于机械化作战为由，拒绝向南朝鲜提供包括坦克在内的进攻性武器。假若向双方提供武器的情况正好相反的话，那么就是南朝鲜先攻入对方境内。所以追究谁先动手有何意义呢？这里我们发现道义的是非判定必须借助法律的有意思的情景，金日成是行为于动机相一致，李承晚因客观条件所限，只有动机而无法付诸行为，他们的差别就这些。而到后来，当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这点差别也没有了，可见双方都不甘愿蹲在三八后面，而当时人们在朝鲜冲突的是非判定上，正义的具体标准是"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约"中所规定的条款。
如果说朝鲜民族的统一为朝鲜南北双方提供了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基础，那么中、美、苏三国的战争正义性和合法性何在呢？虽然每个参战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现代文明社会中，战争若不同正义挂钩是没法打的，因此，寻找战争的正义性理由是每个参战国必需做的功课，而事实上，参战国总能直接和间接地找到各自的、且为人们所公认的正义性原则。美国以维护二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为正义的原则，苏联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正义之原则。中国除共产主义理想外，更多的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朋友信义为正义的原则。由此可见，正义在具体的国家、民族那儿有着不同的内容，具体的正义原则经常地发生着冲突。金日成统一国家、统一民族的正义原则同雅尔塔和平的正义原则发生了冲突，斯大林的实现人类美好理想--共产主义正义原则也同雅尔塔和平的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美国的行为是复杂的，在三八线以南，它代表着雅尔塔和平的正义原则，越过"三八线"后，它代表着"自由世界"的正义原则同雅尔塔体系的正义原则及共产主义正义原则的冲突。中国不越过"三八线"，则集维护国家安全、对朋友的信义、共产主义、雅尔塔体系等正义原则于一身，越过"三八线"便与雅尔塔体系的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所以在伦理层面上，朝鲜战争是各种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而且每一方的正义原则都以否定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因而，朝鲜战争既是追求利益的悲剧，又是追求正义原则的悲剧。
二、朝鲜战争的利益评价
过去研究朝鲜战争时有几个弊端，一是不知不觉中将道义评价和利益评价搅和在一块谈；二是只讨论朝鲜战争的各种正面效应，不讨论或不允许讨论负面效应；三是着重于道德正义方面，忽视对参战各方的利益得失作系统的考察。其实，任何一场战争在排除掉参战各方作为合法性理由的正义原则后，剩下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些利益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所在。战争的目的既然是为了利益，那么，评估一个国家作出战争选择的正确与否，只能以这个国家的利益得失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不能以理想的道义原则为标准。因此，对朝鲜战争来说，利益评价远比道义评价重要的多，道义评价不能代替利益评价，利益评价尽可能地不要受道义评价的干扰。这样才能总结出真正的有关这场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历史还将继续，因此朝鲜战争的利益评价在时间上，只能是到目前为止，即我们迄今视线所能触及的范围。
对南、北朝鲜来说，由于重新回到三八线，双方除了人员、财力消耗、双方仇恨加剧从而延长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时间外，一无所获。南北双方成为各自阵营中大国外交游戏的一个筹码，这种筹码角色使他们既承担相应的风险，又获取应有的利益，即在各自所依附的国际社会集团里，享受和承担着与自己扮演的小角色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然而民族和国家分裂的代价是惨重的。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如下好处，全球战略部署方面，它重新驻军南朝鲜，它战略前沿推进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从意识形态对抗而言，它将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远远地挡在了家门口外。美国参战给东南亚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无疑是心理上的强支撑，它们更加依赖美国，而美国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乘势将自己的影响渗透进东南亚并获得各种利益。
从共产主义事业的角度看，金日成没有统一朝鲜也是苏联的失败，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也就是自己的挫折。但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论，苏联是这场战争的最大收益者。既消耗了美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欧洲方面对自己的压力，苏联给中国60个陆军师的现代化装备和作战飞机，中国后来都照价付钱，且价格不菲。朝鲜战争一开始，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同美国构成了直接对抗，中美关系再无挽回之余地。中国内部的长期分裂客观上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有利。事实上，苏联让中国和北朝鲜不计报酬地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玩的是标准的"空手道"，做得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要精确地分析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利弊得失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朝鲜战争包含共产主义运动因素和国家利益因素，以共产主义事业为目标的评价标准同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评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反。符合前者目标的未必符合、甚至有损后者目标，反之亦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出发，中国是十分够"哥们"的，在几十年战争创伤不及恢复、国家十分疲惫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以及自己国家尚未实现最后统一的情况下，"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像战场上一个伤痕累累的战士在应该撤退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再次冲杀，为了救出危机中的战友。通俗地说中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树立了"讲义气"的良好形象，正统的说法是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根据这种逻辑推向极端，只要为了共产主义大事业，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打烂了也是值得的。但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境界并非很高，甚至利用社会主义的名义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最终发展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人们又重新退回到了国家至上的传统评价标准上。这种情形下，就像生活中一样，当初太讲"哥们义气"者往往吃亏最大。为"朋友两肋插刀"者最后敌人和朋友的刀都插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今天我们立足于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立场来审视和终结外交上的经验教训，便不得不考虑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的利弊得失。
从国家利益和当时客观形势以及决策者力所能及的判断力出发，作出抗美援朝的选择应该说是明智的。因为，如果当时不出兵，形势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永远不得而知，一般在危机情况下，决策者作阶段时，总是倾向于事态最坏方面的考虑，与其将来外部入侵势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继而从鸭绿江和台湾两个方向进攻大陆，不如先将朝鲜方向的威胁遏制在"三八线"上，同时也能震慑台湾方向的入侵欲望。从单纯的国家安全角度看，这种战略考虑无疑是明智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通过朝鲜战争，前苏联装备了我军60个陆军师（一说为100个师）,并快速建立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空军，极大地改善了我军的装备，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入朝参战，减轻了前苏联集团在欧洲的压力，中苏两国加强了信任，作为回报，我国在经济上得到苏联大规模的援助，对于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和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虽然后来由于中苏交恶，出于面子和振奋人心的考虑，我们尽量淡化苏联援助的意义，但这种援助的客观影响的的确确是不容抹去的事实，现在有人认为觉得我们太吃亏了，"当了一回苏联的炮灰"，即是淡化苏联援助带来的副作用。事实上，这种援助是史无前例的，比抗日战争时的美国援助要丰厚的多。作为国际间的政治交易，毛泽东同苏联的交易比起蒋介石同美国的交易收获要大得多。
立足国家利益，朝鲜战争另一个重大意义是通过这场战争，中国彻底解除了一百多年来外部入侵的威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军事上交锋屡战屡败，中国的国防安全一直处于严重危机中，并导致亡国的恐惧。国家安全危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达到顶峰。倘若战争不是发展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规模，中、美、英、苏在远东联手对付日本，而是中日两国"单练"，结果实在不容乐观，至少单凭中国的力量要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胜利使国人解除了亡国的恐惧，并跻身世界四强行列。但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是极其勉强的，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利益分配的雅尔塔会议没让中国参加、苏联强行要求外蒙成为独立国以便在中苏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就最能说明问题，尤其后者，与第一次世界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转让给日本的性质是一样的，战胜国在胜利后丧失领土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尽管收复了台湾）。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是多么脆弱！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真正解除，而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其最重要意义之一是彻底摆脱了19世纪以来外部入侵的威胁，真正解除了一百年来国家安全的严重危机。
再以长远之眼光来看，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复兴的关键是确立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往往是通过在一两次决定性会战确立的。所以，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无一不经过几场硬战的考验。西方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并能经受住后来的历史磨难。主要得益于公元1757年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鲁腾的回忆支配了日耳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支配了日耳曼的心灵，在这两个会战中（另一个是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产生了民族团结力和优越感……而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巨强。"现代的日本、俄国、美国大凡如此，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敢于同世界最强国交锋，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三八线"附近，显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强劲势头。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我们摆脱了亡国的恐惧，那么朝鲜战争的意义在于：不仅重建了民族自尊和赢得了国际尊重，而且，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失落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彻底的恢复。历史必将证明，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找回了自信，成为伟大的民族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在此意义上，抗美援朝战争足以同古希腊民族的萨拉米斯会战、日耳曼民族的鲁腾会战相提并论，它是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战争。
任何事情都有正副两方面的作用，朝鲜战争也有它的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对外战争要求国内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国家管理倾向于集权方式，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方式。而计划经济较适合于短暂的战争状态，于长远发展不利。
介入朝鲜战争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逻辑延续，虽然国内张治中将军等人希望新中国在苏美两强的世界格局中持中立态度，以收渔翁之利，但这种理论上的万全之计在实施时似有疑问，如果当时新中国在外交上取中立政策，那么从国外得到经济援助的数量、规模和速度是否会超过"一边倒"政策？以当时世界意识形态之对抗程度和美国对中共之态度来看，即使不发生朝鲜战争，中共攻下台湾完成统一，明确宣布中立政策，恐怕新中国从美国和西方国家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也不会超过苏联。只要看看反抗苏联的南斯拉夫从西方得到援助规模就清楚了，更何况中立呢？所以，当时倒向苏联和入朝参战作为交换经济援助筹码还是比较明智和划算的。然而，毕竟这种"一边倒"政策断绝了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它强化了原本就存在敌意的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使中美关系变得无可挽回，把一个可能的敌人变成了现实的敌人。以历史经验来推理，这种敌意未必一定不可化解。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共武力解放台湾，美国肯定不会插手，待全国统一后，外交上持中立态度，美国必然意识到与中国友好绝对要比把中国推向苏联集团对自己有利。而届时的苏联虽然在内心对中国不满，甚至认为中国领导人忘恩，却也无可奈何，苏联人同样认为同中国保持友好绝对比把中国推倒西方阵营对自己有利。所以中国当时外交有两种选择：一是以中立作筹码两边占便宜，但苏美两国皆心存疑虑地拉拢中国并给些好处，但两边加起来不会多，肯定不会超过"一边倒"政策，这种政策短期好处不多，但能收到长期效益，如果苏美打起来，中国置身局外，两边做政治经济的交易，得利巨大，美国不就是在其他强国的伙并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吗？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所以历史的教训是，在强国相争中，应排除一切的干扰和次要因素，避免卷入，并努力抢占最有利的外交位置--中立。第二种选择是以"一边倒"换取巨大的经济援助，这种政策的好处是短期效益显著，长期麻烦多。比如会受制于援助国，被他人要挟，如反目为仇则利益损失更大。根据冲突理论所总结的规律："关系越紧密越容易爆发冲突，而且冲突越激烈，越不可调和。"事实上中苏关系后来破裂，中国与美国联手时，美国对台湾也没有彻底放手。
朝鲜战争对中国最大的利益损失在台湾问题上，并于美国介入，国民党在台湾生存了下来，敌对势力不能根除，新政权生存受到威胁。任何新政权总是把生存问题放在首位，其次考虑才建设。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朝代彻底结束后，旧政权的一切遗留物都成为新政权的建设性资源，过去依附于旧政权的人们断绝了复辟的希望而死心踏地为新政权服务，而新政权很宽容横放心地使用他们中的有用之才。由于台湾国民党的存在，大陆上必然存在观望复辟势力，新政权也必然对旧政权人员心存疑惧。阶级斗争的盛行既是这种形势所然，又反过来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内部对立。尤其是现代化建设的骨干阶层--知识阶层在阶级属性上归属与台湾方面，注重阶级斗争学说和意识形态对立的新政权在心理上把他们看成是敌人的依附者，这个阶层无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台湾问题客观上妨碍了大陆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步伐，成为大大延迟了我民族复兴的启动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的负面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有待将来的历史进一步证明，有待于台湾问题如何发展。如果和平统一，则可以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后遗症消除了。如果发展到台湾独立，大陆动武，美国武力干涉，中美爆发战争，中国战败被迫求和，台湾独立，西藏、新疆、内蒙起而效之，中国发生内乱等等。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毋庸质疑，当初介入朝鲜战争是一种灾难性的选择。由此来看，介入朝鲜战争是明智还是愚蠢，并不取决于当初的决策者，根本上取决于现在和未来国家领导者高明的外交艺术。当初的决策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到责任，现今的决策者们必须承担起这个的责任。
出了从国家利益考评外，朝鲜战争还具有世界性意义。在人类战争史上，历史学家把对当时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称之为"决定性会战"。在刚刚告别二十世纪之际，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无论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世界而言，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归属于本世纪最重要的"决定性会战"之列。
首先，这场战争由最初的民族内部冲突迅速被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一方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所持的信仰，另一方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以所持之信仰，虽然其中夹杂着传统的国家利益的因素，但仍然是二十世纪里意识形态特征最浓的战争，大概也只有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的性质才与之相似。
其次，自美国在二战后期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人类便进入战争史上划时代的核武器时代，当时全世界都充满了恐惧和疑虑，"以后的战争将如何打？""常规战争还可能吗？"朝鲜战争是核武器时代发生的第一次常规战争，它为核武器时代常规战争的有限性以及核威慑下如何解决冲突提供了第一个经典性样本，这个"有限战争"的经典性样本在战争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再次，中国的抗美援朝举动对当时亚洲和非洲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首领，英法老牌帝国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削弱为二流国家，美国在朝鲜半岛受挫无疑激励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对当时头号强国美国来说，则是自信心遭到建国以来的第一重大打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那句话"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即是美国自信心受挫的最好说明。
第四，朝鲜战争调整了整个世界军事战略的格局，迫使美国将部分精力用于东方，使之在西欧和亚洲之间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减轻了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压力，以后又逐渐占据优势，迫使北大西洋集团一度处于守势。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和著名的德国"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将军一致认为："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历史上，只有公元1517年的勒颁多会战才能和朝鲜战争相比，在那次战争中，威尼斯和西班牙联合舰队首次击败奥斯曼土耳其舰队，使长期处于恐惧的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强大的土耳其帝国并非不可战胜，朝鲜战争让包括美国内在的全世界都认识到：美国并非不可战胜。
关于朝鲜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最近几年在同美国的军事专家交往时，发现美方的观点见仁见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没有失败。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作战双方的战略目标在战争初期和后期都有很大的调整，而判定战争胜负的主要依据应是那一方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战略上目标，而中美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有重大变化，因而对胜负的看法存在着目前的分歧。笔者以为，对中国而言，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提出的要把"联合国军"赶到海里喝海水的目的没能达到，但这个战略目标性质上属于顺手牵羊，失去多少有些遗憾，却并非至关重要，而消除外部侵略势力陈兵边境，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初期战略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战略目标是完全达到了。对美国而言，它遏制了中国要将自己赶下海的企图，但它的让"联合国军"统一朝鲜半岛的企图失败了，它想让中国军队成为美国优势武器下任凭宰割的羔羊的企图失败了。笔者比较赞同法国大师级学者、社会学家、历史哲学家、国际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看法，他认为尽管人们对朝鲜战争的胜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弱国竟然只打个平手，这本身就是个失败；而作为弱国的中国竟同美国这样的强国打个平手本身就是胜利。窃以为，诚哉是言！
朝鲜战争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个方面，朝鲜战争也一样，关键在于对当前和长远利弊作尽可能深入的权衡后作出明智的选择，虽然这场战争的某些副作用、后遗症至今还困扰着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初的选择是不明智的，任何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环境进行权衡和选择。另外，对于最近几年出现的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的质疑，笔者认为，人类的预见是有限的，后世的评价不能苛刻地要求当初的决策者应将后来无法估计的因素都考虑到，比如中苏对抗。这种苛刻的要求和缺乏必要的远见是两回事。
如果将来台湾问题获得圆满结局。也许人们忽略了朝鲜战争一个最具积极意义的方面，因为人们仅仅看到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却未必清楚从长远看这场战争为未来可能的正常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社会冲突理论的观点，剧烈的冲突出了消极的破坏性一面外，还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一面，它促进陌生的对抗双方相互了解和理解，具有合理调整双方姿态至最佳程度的功能，冲突往往是最终消除分歧、建立合理的良性关系过程中必经之环节。例如，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就避免了直接交锋。中国有句俗话："不打不成交"，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的长远影响之一，是对建立良性的中美关系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0.10.23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