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亚布力年会上的演讲速记稿，稿件未经张教授本人审阅。张教授在演讲中表示，应将国有企业股票和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以缩小当前正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张维迎：经济危机中的政策选择
看一下这张图，这是在过去8年里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宏观经济信心的指数，横着的线是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指数，可以说，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信心仍然处于高点，在8年里达到最高。但一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关注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那么乐观。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也类似。但是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经济学家比企业家可能稍微提前了。企业家的责任是什么？企业家就是看未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信心指数使得我们预测非常艰难。这个图是中国经济过去12个月工业指数的变化，应该说，这个信号也反映了经济进入了，我们不叫衰退吧，至少是艰难时期的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下滑起来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特征，我们看黄线是代表重工业，那条红线是代表轻工业。我们看，重工业，也就是在生产资料工业，它的波动要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也是世界上判断经济箫条的很重要的特征。
那么这个变化可能说明以前的企业家在过去一年里信心在下降，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业界都在讨论。经济呈现U型，现在在底部，多长时间才能往上走。也有人说是W型。这次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现在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但是我想最简单要说的是，究竟这次危机是市场的失败还是政策的失败。或者可以说，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问题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选择，而且关系到我们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所以我想，有必要围绕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
我们知道，这次危机之后，有人说凯恩斯主义又开始大行其道，我们经济学界一般把经济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在重要的时候应该由政府介入予以干预。弗里德曼，他认为在经济箫条的时候正是应该让经济走出低谷，这个就是凯恩斯主义；
第四个层次是信仰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个叫做奥地利学派。
我本人倾向于第四个层次，就是奥地利形态，对市场经济坚定不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们要关注80年前发生的一次危机？1929年，1933年世界性的全球危机，那次危机和这次危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现在是很大的经济，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加进去的元素，不能够理解经济就无法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我们说，1929年的危机有人能预测到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预测到了那次经济危机。一个人叫米赛斯，另一个人叫阿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米赛斯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他可以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商业周期。他们根据2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货币的发行量来预测这次危机。因为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利率定得非常低，使得信贷扩张非常快，最后一定会导致大的危机，大的箫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利率定得很低的时候就扭曲了一个资源背景的信号，很多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来本来不该投资的项目。好比说，特别是一些重工业，重工业，这些产业，还有房地产，他们对于利率非常敏感，就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非常敏感。如果占到3%，那么我们就认为应该投。这样的话，这个行业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但是最后，随着这些行业相应的材料的价格上涨，企业家的投资就会失算，原来认为这个可以投资，现在已经不能投资了。特别是政府会收缩银根。这时候，就使得所有的投资项目放了下来。没有过多的资金，这样大的箫条就发生了。
那么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为造成的经济膨胀一定会伴随一个大的衰退。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那么凯恩斯主义是怎么解决的呢？简单的说，人们从前不花钱，所以东西卖不出去。在1929—1933年发生的大危机之后，这两派经济学家，奥地利派和凯恩斯主义派都是有可能成为主流经济的领军人物，但是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道理很简单，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市场的失灵，市场一定会出现需求不足，所以这时需要政府去介入，增加需求，经济才能从箫条当中走出来。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有很多喜欢凯恩斯主义的，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种原因，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很多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政府不要干预，它会自身进行调整，经济学家的饭碗就没有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的一段话。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文章，叫做《黄金与经济自由》。他们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可能有一点震荡，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美联储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摧毁了所有的世界经济，美联储在世界体制中所创造的不良信誉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吸收能够成功的压制带来投资带来的影响，但是太迟了，投资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尝试，结果经济崩溃了。当然，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当一个人当政之后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这次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他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预测次贷危机，美国经济会进入崩溃，大箫条的这样一个阶段。另外，2004年之后，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w写了一篇文章，预测2008年和2009年中国会出现大箫条，他预测所有的依据，一个是他没有来过中国，另外1929—1933年来进行对比，他认为中国会在2008和2009年发生大箫条。
这次危机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想和1929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危急根源是美联储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实现了1%，利率低，信号就扭曲了，信号一扭曲，原来不买房子的人买房子了，原来不应该借钱的人借钱，原来不投资的人投资了，所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和股票市场的泡沫。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房地美和房利美，中国已经买了几千亿的两房债券，钱借给他们了，为什么借给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想大家都不会把钱借给他。在美国市场上也是一样，你贷款，政府担保之后，信贷的人为什么会担心贷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呢？但贷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他为什么不去借钱呢？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人为的压低利率导致信贷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提供的担保使得出现了，这次危机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不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理解这次危机。
当然，我们也知道国际上有一些说法，这次危机是中国人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贸易顺差比重可以说最后达到了7%—8%；我们看外汇储备，1996年达到了1000亿，2002年达到了2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大家想一下，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如果能够如此快速的大幅度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假如这五年前，2003年，危机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会提供。如果我们在四、五年前，汇率能够自由的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的企业敲响警钟，告诉你们要注意提升自己的质量，也不要只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者和廉价资源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世界经济危机也不会那么严重。
我想这次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我们听到国际上一些声音，不要轻易相信，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有没有道理。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亚洲危机，可以骂放款的人，也可以骂借款的人，可以有两方面的说法，但是我们要客观分析的话，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面也是不行的。中国的因素造成危机，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更自由化一点的话，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不会这么严重。反过来说，金融危机无论是美国金融太自由了，还是可能中国的金融太不自由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两方面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都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搅和得太多了，有一本书叫做《闲不住的手》，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是一只“闲不住的手”，老要捣鼓。如果大家认为我刚才讲的有道理的话。政府来救市，把经济箫条当中挽救出来，要让市场自由的调整。
1929年为什么危机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了，我们现在因为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罗斯福不仅加大了投资，而且市场的调整，企业的工资幅度，在价格降低之前进行，所以导致了失败。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调整，使箫条持续了更长时间。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可能也是会成功的，当出现问题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市场自身做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是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我打一个比方，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咖啡，所以政府的药方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我们现在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可能经济又会掉下来。
在座有不少房地产企业家，我同意政府应该对房地产提高交易成本政策全部取消掉，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我不同意政府要去救市，政府只要制度自由了，掉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但是升到什么地方也是什么地方。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掉不下去，但是始终没有人买房。如果我们一下子让它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掉到3000，房地产就会活跃起来。这个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一个道理，该掉就让它掉到底，掉到底了，它就慢慢的浮上来了。
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措施，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之上，怎样刺激需求，经济箫条了因为需求不足，所以政府要刺激需求，调配需求、投资需求然后是出口需求等等，其实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中部经济有了飞跃，因为邓小平给了他们自由，有的自由他们就提倡自由创业，所以经济开始增长。这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而箫条了，像我刚才讲的，政府过度的拓展信贷，扭曲股票信号导致了这种箫条。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那样，投资刺激消费，刺激储蓄，刺激生产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人不要只赚钱不花钱。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2005年，2006差不多，2007也差不多，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1996年还要低，1996年占20%，到2000年只有15%，中国GDP的比重还要低于印度，中国的储蓄率力是世界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储备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又是投资又是储蓄，为什么投资？因为之前没有成本，赚了钱没有人要，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干什么呢？拿出去花。如果说中国储蓄高了，就是无效的企业投资，我们没有钱给居民造福老百姓，说你不应该存款，应该消费。我们让居民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从我们的统计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增长和消费占GDP的贡献，贡献率与GDP增加的关系。它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也是负相关。但不是说出口不重要，而是从统计上来看，不是说出口机遇多，顺差多的年份经济增长就好，不是这样的道理。只有一个指标是正相关。作为投资的贡献率，投资占GDP的比重越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想提三个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只有市场化的改革，老百姓才会使企业有能力生产，打破垄断，民营企业全面进入各个行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过去36条我们知道，我们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
第二、要进一步实现风险改革，特别是实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不敢继续改革，一拖又是十几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只要储备好，每年我们拿在手里就会安全，但是对于个人，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安全，但是对于整个世界不一定安全。
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劳动合同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经济学家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一个政策的目的好或者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能不能达到它的目的。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个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是成本，也是我们在企业中启动文化，现在在企业的管人是越来越难管了。如果一个企业要变成过去的“干的不如捣乱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第二，要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那些优惠，因为只能导致腐败，要建就一起建，包括公司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我想也应该予以保留。
第三个建议，就是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亚当斯密都说，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而不是state wealth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金融手里，利用这个危机我们要推动改革，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老百姓，现在中央控制的国有资产是15万亿，国家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老百姓有了财富效应，我不是给老百姓一个鸡蛋，而是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所以财富效应非常重要。
第二个，国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能不能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当然，你现在政府持有美国债券，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呢？如果政府持有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老百姓以后怎么处理是他自己的事，他有财富了。一万亿拿出来就是七万亿，6+7就是13万亿，这就相当于每人一万，这是一个很大的财富效应。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都可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到了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所有的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因为你不要消费吗，有财产才可以促进消费；长期来讲，可以减低国家的运行机制，从此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大大缩小，以上是我提的三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我估计大部分是不会被采纳的，但是还是要说。
当然，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我觉得有几点，我刚才讲过，该死的死，该卖的卖，但是在这个时候企业要进行产业整合，坚定那些没落、破产的企业，这样的话，经历了这一轮危机之后，可以出现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这次危机都会使得中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还是那句老话，企业界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这个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这里调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些外部企业，OEM不是交给企业，而是交给台湾的企业，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我交给他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心成功提高，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还有一点，仍然是老话，自主品牌。你看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业日子要好过得多，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最后，我想我们不要那么悲观，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箫条，就是中国的机会，中国再过十年、二十年，哪怕五十年后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崛起都是这样过来的，1929年的时候，美国借钱给英国，英国要维持他的大帝国没有办法就从美国借钱，今天中国是崛起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人没钱，所以需要中国借钱给他们花，危机之后，希望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得到体现。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演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