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英国《金融时报》1月2日的一篇专访中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负有部分责任。保尔森称，中国等发展迅速而储蓄又太多的国家与大量消费的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是问题的根源。在危机爆发前的若干年里，整个世界处于贸易繁荣、资本大量流动和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的状态，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大量储蓄给其他国家获取收益造成了负面影响。而这又导致利率降低，促使投资者去购买风险较高的资产，从而为全球信贷泡沫的最终破裂埋下了种子。

这一表态立刻在中国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让很多中国人不解的是：美国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的问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怎么能把责任推向中国呢？如果单纯把保尔森的表态视为推卸责任，可能过于简单化。在笔者看来，他更多地是在强调，金融危机虽然首先爆发于美国内部，但并不局限于一国金融体系的内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未来要避免此类危机重演，不仅需要调整现有的金融体系和监管，还需要全球各国之间的合作。但不管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保尔森是在为美国辩护。

要理解美国人的这种想法，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之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市场上对中美经济关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摩托车经济”，一个轮子是美国，它负责消费；另一个轮子是中国，它负责生产。中国近几十年的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的发展路径，就是强化“世界工厂”角色，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市场来生产制造廉价商品。美国人之所以能在几十年中处于世界的“消费端”，与美国和美元的独特地位有关。在以“美元-黄金本位”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留下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货币秩序安排——“美元本位”。全球各国不论地域和意识形态，所拥有的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都是美元；国际贸易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进行结算的；石油、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这种现实认可的制度，实际上使得美元发行成为了全球货币发行，美国的货币发行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央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算起，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已经60多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金融秩序由金本位制彻底转变为法币制。由于美国用不着再储备黄金用于国际支付，这使得美国无限度地发行美元成为可能。在“美元本位”之下，美元发行是否得到控制，有实际的财富或者黄金储备作为支持，已经没有了刚性约束，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美国的信用。如果美国的信用有足够的支撑，美元本位能够维持；一旦美国的信用缺乏支撑或者不被认可，现行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基石将被动摇。

这种金融秩序安排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人发现了一个方便的工具——美国可以通过向自己的贸易伙伴出售美国国债来获得资金。换句话说，当美国需要偿还债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成。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可以通过赊账的方法向美国出售商品，而这竟然成为这些国家全球化过程的重要部分。在“美元本位”制度下，美国轻易走向了信用过度扩张，其结果就是美国背负了巨额债务和贸易逆差，美元持续贬值。200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7116亿美元；而美国的联邦债务已达到8.6万亿美元的“天量”，占美国2007年14万亿美元GDP的61.4%。还有研究者称，如果考虑到美国政府在医疗和社会保险方面承担的义务，以美国2002年财政年度的数字为现值，以2004年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作为政策标准，美国联邦政府的真实财政赤字总额相当于44.2万亿美元！安迪森·维金在《美元的堕落》一书中称，美国经济对信用扩张的高度依赖是“以电影般的虚拟资本主义取代真实的资本主义”。

这种模式下，评价美国经济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在生产方面，而是消费支出的扩大。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一向被视为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格外突出。据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提供的数据，美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1975年至2000年平均为67%，自2002年初以来平均达到71%。其他大型经济体都明显落后于美国——同期欧洲的消费比重为58%、日本55%、而中国仅为42%。世界消费比重失衡与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出惊人的反相关：目前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低至负值，而日本大约8%（2003年）、欧洲约14%，而中国则是35%。数据还显示，从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趋势增长率每年高达3.5%，而同期美国的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平均仅为3.2%。

在美国消费占GDP比重持续升高的情况下，美国同期的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基本未变；美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长期低于其消费增长水平。这意味着，美国消费增长的动力并不是收入。那么，美国的消费增长靠什么来支撑呢？靠的是借债和资产价格上升，其中一类重要的资产是房地产。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元不受约束的发行，美国无限度的信用扩张，美国人长期超出其财富创造能力的消费增长，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在这一“错误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制度下，首先在发达国家中开始累积泡沫，而发达国家过分宽松的金融创新机制，又把这一泡沫继续吹大，加剧了美国等国对“虚拟资本主义”的依赖。当这一切不可维持的时候，美国金融危机就开始酝酿并最终爆发。可以认为，这一轮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错误”金融制度安排的一次总的清算。中国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这种“错误”金融制度的被动参与者，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它们依靠廉价的比较优势或自然资源优势来参与全球化，维持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其财富创造能力的消费水平，而且还把财富积累“借”给美国人来扩张消费。就此而言，美国人向中国追究金融危机的责任，其基本逻辑是荒唐的。美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它自己。在长期享受信用扩张的好处之后，这是美国应该付出的代价。至于中国，则应该思考如何更加聪明、有效地使用自己积累的财富，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有效地调整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