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世界问题开始的政治

哀公问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中文里政治意味着“摆正各种事情”或者说“正当地做各种事情”，孔子谓“政者正也”，便是此意。这与古希腊把政治看作是城邦公共生活，虽非互相矛盾的政治观念，但也是明显有别的政治思路。更早的《尚书》开篇第一章便声称政治最重要的目标是“协和万邦”，这更是显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思维。希腊和古中国开创并代表着两种不同政治导向或追求的政治道路。希腊城邦开始了国家政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则开创了世界政治。城邦政治比较容易理解，它由早期社会共同体自然而然演变而来。但在人类文明初期，中国就以世界问题作为政治出发点而创造了世界政治，这就有些不同寻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世界政治似乎过于前卫，事实上至今仍然很前卫。可是，在古代中国，世界政治确实出现了。

创制天下体系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当时周部族经过一次成功的军事冒险，创立了历时八百年的周朝。这是一次政治革命，而非寻常历史事件，它创制了天下体系，于是，中国的政治从世界问题开始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时商朝作为华夏部族盟主已有数百年，商纣王性格暴戾，杀伐无度，“小邦周”在数个部族支持下，奇迹般地打败了商朝的军队而成了新盟主。但是周很快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理问题：如何以小部族去领导所有部族，而且其中许多部族的人口或势力比周人强大。当时，中国存在约一千个在文化、民族乃至种族上各异的部族，而周部族的人口不满七万，与那些人口更多的部族相比，特别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商部族相比，周部族人口规模显然很小。正是这个以小治大、以一治多的问题，使周必须放弃武力统治的传统模式而发明一种无论多少部族无论多大地域都能够纳入统治的普遍制度，于是，世界政治（而非国家政治或地方政治）成了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周朝诸贤特别是周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世界政治思想。简言之，核心原则如下：（1）解决世界政治问题的成功办法必须求诸一种普遍认可的世界制度，而非依赖武力；（2）若这种世界制度能使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得到好处，能够促进世界公善，那么它在政治上就是正义的；（3）若这种世界制度能带来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间的和谐，那么它就能长治久安。于是周朝用“天下”观念创制了一种世界制度，它在理论上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网络型的政治世界，天下的核心思想就是用家庭方式（family-ship）来建构世界，使世界成为所有人的家。有个古代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能表现中国人的天下胸怀:荆国有人丢了弓却不肯去找回来,他解释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说后评论说：要是去掉“荆”字就正确了。老子听说后进一步评论说:要是再去掉“人”字就完全正确了。这种“天下无外”（inclusion of all）的精神原则，正是天下政治的第一原则。

2，两种初始状态：霍布斯与荀子

“初始状态”（original situation）被认为是求解政治问题的一个实验性环境。在各种初始状态的设计方案中，最出名的可能是霍布斯、荀子、罗尔斯和艾克斯罗德(Axelrod) 。罗尔斯和艾克斯罗德方案依赖太多的非现实条件，虽然有趣，但却削弱了其对政治解释的真实性。这里主要讨论霍布斯和荀子。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一种充满“持续恐惧和暴力死亡的危险”状态，一种没有信任、没有社会、没有文化的状态，“人的生存是孤独，贫困，卑鄙，粗野，短命的”，因为自私的人性只寻求个体利益和安全。霍布斯理论的最重要一点在于它涵盖了任何可能的生存中最坏的可能，因此能解释所有冲突。而他唯一的错误就在于这种孤独自主个体的观念，这个假设降低了人性的复杂性，从而误导了政治理解。

荀子基于不同于霍布斯的预设讨论了初始状态。荀子认为，“群”（社会共同体）是任何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合作先于冲突，但也正是因为合作而造成冲突。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但人欲的增长大于物品生产，而分配不公导致冲突，“群而无分则争”。这是个荀子悖论：生存就必须合作，但合作就导致冲突。这种思想比霍布斯有着更深刻的见识。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将导致政府统治的出现，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决定这一演变的必然根据，冲突不能推出必然的合作。这种困难在荀子理论中不存在。

荀子与霍布斯都提出了关于初始状态的最好理论。荀子更好地解释了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国家政治，而霍布斯更好地解释了无政府状态或国际政治。

3，三种政治：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

当今世界遗忘了曾经作为一种试验性体系得到实施的“世界政治”。若干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的成功，政治史是在西方框架下写出来的。城邦政治发明了国家政治，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发展了“民族—国家”所定义的国家政治以及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得谋求均势几乎成了唯一有意义的策略。除非能够改变政治游戏本身，否则没有办法也没有希望通过策略改进去逃脱国际政治的囚徒困境，因为国际政治的困难是个“存在论问题”而不是策略改进的问题。

全球化正是一种存在论条件的变化，它将催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就是正逐步取代国际政治并且改造国家政治的世界政治，它将把世界当作整体问题来处理，产生一种确立世界公共权力并关照共同福祉的世界政治制度。不过，当今全球治理之主题似乎被误导了。由于把“全球性”错误理解成“跨国性”或稍复杂的国家间性，全球治理就仍然在国际政治的框架中被解释，尽管名义上是全球的，无非是试图以更多国际组织和更多的多边合作来解决跨国问题。以国际思维去解决全球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大量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确实正在不断削弱民族—国家体系，但是这些政治组织事实上试图成为独立于并最终取代民族—国家的新政治权力。这些跨国组织非但不会有益于世界，反而只会像民族—国家一样追求各自私利，跨国权力体可能会破坏民族—国家体系，但不可能带来一个天下人共享的世界，相反，它们会以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方式去重新瓜分世界，让世界形成新的分裂。跨国性不同于国际性，但却是国际性的扭曲表现形式。民族-国家至少还关注本地利益，而跨国权力体只关注组织自身利益。不管国际性还是跨国性都不足以促进全球治理。

认真考虑世界政治正当其时。国际政治思维，维护自私的利益团体和权力体，以均势制造冲突，对成长国家施加制裁，最终会毁掉世界。世界政治可以超越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如老子所说，世界政治是“以天下观天下”，这意味着政治目标的改变。世界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转向”（political turn），将超越国家—国际的两维思想，而以国家—国际—世界的三维思想去重构政治框架。

４，世界政治的四种资源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存在三种国际政治观念：眼中只见冲突或战争的霍布斯文化，以竞争替代战争的洛克文化，与朋友建立同盟的康德文化。温特强烈支持把康德文化作为解决政治冲突的方法。或许康德文化能缓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紧张局势，但远未能够达到世界和平。估计温特并不知道中国的天下文化。我们发现，对于世界政治，至少有四种思想资源：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主义、康德和平主义和天下。

罗马帝国创制了万民法，从而确立了其世界性。毫无疑问，这种万民法作为世界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遗产。万民法虽然具有一视同仁的正义性，但仍然无法创造世界和平和普遍合作；基督教普世主义力图以独断的文化单边主义去一统世界，这种无视他者文化价值的精神推广不仅破坏文化的生态多样性，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各种文化的同意和支持，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它解决不了他者之心（the other heart）的问题；作为一位最受尊敬的哲学家，康德追求永久和平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根据康德论证，唯有“自由国家联邦”能够确保互相尊重、信任与合作。但这个优美的方案存在一个重大困难：如何对待那些并非“自由国家”因而不是“我们一方”的其他国家？或者说，如何对待那些具有异己的政治理想、不同文化或不同价值观的其他国家？康德无力应对“文化冲突”问题，或者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寻求友邦的康德善意背后仍然是文化单边主义。无疑，寻求朋友的康德政治比寻找敌人的霍布斯或卡尔•施密特政治要好得多，但寻求朋友并不能化敌为友。若不能化敌为友，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普遍合作；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是世界治理理念的先行者，它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最好资源，因为其“天下无外”原则已经拒绝了敌人这一概念，并且以化敌为友作为基本策略。化敌为友并不试图改变他者的文化，而仅仅改变与他者的关系，即创造与所有他者的和谐关系。三千年前周朝最先主张了和谐的政治，三千年后北京政府声称愿意再次采用和谐策略。

作为共存原则的和谐观念有着中国的哲学根据。中国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是：共存是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说，若无与他物的共在关系，则无物能够存在。中国哲学不断追问的是“关系”而非“事物”。没有一个事物能够定义自身，每个事物都只能由关系所定义，因此，关系就是一个事物成为此物的存在论条件，所以说，存在预设共存，共存决定存在。这种哲学逻辑是和谐原则的根据。

一般的合作与和谐之间存在着似乎微小但非常重要的差别。合作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艾克斯罗德的说法，“你有活路我也有活路”（live-and-let-live），那么，作为完美合作的和谐则意味着一种强化的合作关系“你有活路当且仅当我有活路”（live-iff-let-live），尤其是“你发达当且仅当我也发达”（ improved-iff-let-improved）。显然，和谐策略比一般的合作更稳定也更有利共同发展。和谐的游戏寻求的不仅仅是公平搏弈（fair play），它试图发现高于公平的更好原则。虽然公平搏弈是任何游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公平仍然不足以定义完全公正（justified）的游戏。游戏的公平性容易遮蔽游戏本身的不公正，比如说，游戏虽然按照规则而公平进行，但游戏规则的设置却有可能是不公正的，有可能特别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另外的人。如果有些人事先就被规定在不利的位置上，公平的程序也无济于事了，可见公平有可能是不正义的。和谐博弈可能是唯一能够保证所有博弈者一致认可的游戏。可以说，和谐高于公正和公平，因为和谐包含了公正和公平。

社会合作的最佳和谐策略是一种强化的双赢帕累托改进：（1）对于任意两个博弈方X、Y，和谐是一个互惠均衡，它使得，X能够获得属于X的利益x，当且仅当，Y能够获得属于Y的利益y，同时，X如果受损，当且仅当，Y也受损；并且（2）X获得利益改进x+，当且仅当，Y获得利益改进y+，反之亦然。于是，促成x+ 出现就成为Y的优选策略，因为Y为了达到y+ 就不得不承认并促成x+，反之亦然；（3）在和谐策略的互惠中所能达到的各方利益改进均优于各自独立所能达到的利益改进，因此，和谐策略就是共同的最优选择。简言之，和谐策略就是要创立一种必然互惠的利益改进，它是一种比帕累托改进更优的社会状态（在特定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可以与和谐策略重合）。为纪念孔子对和谐理论的重要贡献，我愿意把这里定义的和谐策略称作“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

5，对政治策略的检验标准

一种政策策略或好或坏，我们可以通过“普遍模仿”（universal imitation）的思维实验去进行理性的检验。这种实验很简单。我们假定，没有一个人是傻瓜，于是，每个人都将模仿其他人更为成功获利的策略。一种策略经过普遍模仿，若效果事与愿违而导致自我失败，就能证明这种策略是坏策略；换句话说，一旦一个获利策略被普遍模仿，别人的模仿形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而导致始作俑者自取其祸作法自毙，就证明它是个坏策略。霍布斯、洛克甚至康德策略都恐怕很难通过这种普遍模仿的检验，因为它们的政治逻辑都是至少拒斥了世界的某一部分，都没有能力化敌为友，所以都不是最佳策略。唯有天下观念能够兼容一切多样性，能够兼容所有他者，并且追求和谐策略，所以是世界政治的最好底本。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为英文，是作者在“全球治理”2008里昂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来源：《领导者》25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