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旷野 谷重庆 北京报道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是即将上台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过去几年经常说假如三百年后来看今天的历史，会发现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既不是反恐战争，也不是中东的混乱局势，而是中国的崛起。也许三十年后来看2008，我们也会发现这可能将是中国现代史上有些沉默的“里程碑”。在这一年里，中国经历了唐山地震后经济和人员损失最大的地震，举办了奥运会，也戏剧性的感受了经济从通胀向通缩的转变。当然，经济还远未达到通缩的程度，但其下滑的幅度之快让人吃惊。
国际上，五大独立投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变身商业银行，华尔街受到了重创。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深受外需衰退的打击。此时此刻，中国在国际经济的池塘中，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新兴市场“发展史的浓缩”。其巨大的成就一方面来源于改革开放所赋予这个国家的制度红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清晰而有效，尤其是近十年，通过一系列积极扩大外需的措施，中国有效地弥补了内需的不足，发展了经济。但在21世纪即将迈入第9个年头时，中国的结构调整仍无明显改观。一方面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一方面是外需在GDP中的比例日渐提高。中国此时不但是可以撼动全球经济的巨龙，也易受世界市场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数个层次上冲击着中国经济，而且中国在海外的近2万亿美元事实上也面临着相当的风险。对于国人来说，一笔高的有点吓人的学费恐怕将难以避免。
未来当如何？呼喊了至少十年的结构改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了，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问题。假如我们错过这次机会，没能顺利的将经济引导到内需和消费的道路上，中国经济的未来三十年将不进则退。但假如国人可以化危机为改革之动力，积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发展不但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普惠效应，更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从此观之，中国的确站在其现代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需要国人做出选择，而面对纷繁之时局，保持思维之理性与开放恐怕仍将处于绝对的第一位。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颇有研究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先生，希望这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的观点可以对中国 “亡羊补牢”的决策有所裨益。
“出口可能将是长期的衰退”
我们知道1929年那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很可能我们马上就要面临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消费。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
《21世纪》：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您也曾经提出中国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是满分。对于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原因，很多人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近三十年全球化的大发展以及中国成功的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您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
马丁•沃尔夫：的确，如果100分算作满分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能得到100分，但在收入分配上我给中国打50分，环境保护则只能给25分。我去过很多个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这绝对是很惊人的成就。
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有很多，全球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还开启了出口加工贸易的进程，这一政策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得到了推广，出口由此获得了迅速增长。而且伴随着投资的持续高增长，出口增长的速度之快以及时间之长都让人惊讶，即使和印度这样一个工业生产投资增长很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也更为出色。在这一过程中，允许FDI的进入为中国的出口部门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起了很大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应该归功于中国开放经济、开放市场，并充分调动了中国人生产积极性，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的措施，这些才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原因。
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处于世界100名以外，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过去3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还只是完成了初始阶段的任务，接下来经济想要持续发展就要依靠深化改革了。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成就，但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严峻的转型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近年来中国调整经济模式的成效不明显，而我在多年以前就写文章强调过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则今后将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机。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高投资和低消费，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多年来它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率，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也带来了隐患。亚当•斯密说过，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就是消费。因此如果让我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成就，那我是不会聚焦于GDP增长这个指标的，更合适的指标应该是消费增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消费增长滞后于GDP增长，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消费增长幅度不够大，而是指消费增长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匹配。
而且，中国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其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中国储蓄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0%，这里的储蓄指的是国内投资与贸易顺差的总和，也许这个数字有点夸大，但也可以以此大概推算出中国公共和私人消费总合约为GDP40%的结论，其中私人消费可能仅为35%，这在全世界属于最低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并没有增加个人福利，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在整体规模上是印度的3倍，但人均消费却只比印度高出50%。我相信下一代中国人会比现在生活的更好，但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可能赶不上国家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来他们应该更富有。
很多人都有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和资本积累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大概在40%到50%之间，储蓄率却异常高，劳动者倾向于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储蓄，不过2007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的大部分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个人，这表明政府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体。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多于给劳动者的，而居民的高储蓄率对应的是低消费率，所以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向，应该将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高投资能否持续？过去多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且投资率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的，然而今后GDP的增长还能长期依靠这个模式吗？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假如投资占GDP的比例是50%，在该条件下GDP年增长率为10%，这个GDP增速是很高的。但我要指出的，在这里投资率与GDP增速呈5∶1的关系，如果我们对GDP增速的期望值为8%，那么相应的投资率就只需要维持在40%的水平。但这样一来，占GDP10%的需求就没有了，因为经济减速后，投资率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其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也会快速下降，这是从需求上来讲的；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如此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下，GDP增速很小幅度的下降也会很容易引发大幅度的经济衰退。
其次，我很担忧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到了10%左右的程度，而就在5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2%。经常账户盈余爆炸式的增长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成本，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也许还没什么，但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种成本是很惊人的。因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在我看来只有-5%到-10%。对此，我们要考虑通胀、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国债的低利率等因素，所以回报率是负的，最终我估算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每年大约要损失2000亿美元左右。这一部分损失本应该是中国人享受的福利，现在却变相成为了美国人的福利，2000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5%。真是难以想象，5%的GDP就这样送给了海外。而整个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约占中国一半的GDP，这么大笔的钱就提供给了美国使用，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出口增速下降10%就可能使GDP增速下降4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总量高的惊人，除了德国较为特殊之外，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出口能和中国相比。中国的现状是外汇储备作为资本流向海外，收益为负；来自海外的资本在中国却能获得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现在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新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几乎为零，中国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
现在各国已经没有更多能力去吸收如此庞大的中国出口产品了。过去相当于是中国向主要发达国家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消费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但是现在由于这场金融海啸，世界上几个主要靠资本流入来维持运转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法国，都已经不愿意继续过度消费了。即使现在中国依然愿意以原有方式向世界各国提供贷款，这些国家也不愿意继续借钱去消费了。我们知道1929年那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很可能我们马上就要面临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消费。可以说目前除了美国政府外，没有哪个国家现在还想继续借钱。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急剧上升，它还在持续的借钱度日，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此中国面临的威胁是世界范围的，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怎么办？而且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
总体而言，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以及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等，现在看来其中的许多优势已难以为继了。就算中国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战略，但由于外部环境已改变，这些措施估计也难以奏效。当然，这些特点中，中国仍有条件继续维持高投资。但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出成功的下一步，就必须要开创更加灵活开放的市场以及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现在中国要迈出这一步，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必须马上刺激内需”
当下的正确做法是美国等国暂时扩大财政赤字以化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则需要马上开始刺激内需，并容忍出口贸易的一些萎缩。
《21世纪》：您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失衡以及由此出现的大量廉价信贷，这一点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调了，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马丁•沃尔夫：是的，我一直认为这种全球失衡的局面难以长期持续。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在内的出口型经济体的交易对手，向这些经济体提供了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发达国家没有能力长期支撑如此的消费水平。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的财政数据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总有一天这些国家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不得不增加融资并最终崩溃。
实际上我们目前爆发了两个同生共长的危机，一是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危机，即居民不能再继续借贷而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个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那些金融机构要么破产，要么被收归国有，停止放贷等等，这两个领域的危机都打压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事实上，这不是需求衰退，而是消费过剩的后遗症，对发达国家而言，短期内要让消费需求保持5%的年增长率是不可思议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再借贷，人们会继续在哪些方面花钱？显然房租、食品和基本的交通费用是必不可少的，而DVD、手机和汽车等与中国出口息息相关的产品，人们却不会再买，因为发达国家的人们几乎都已拥有了这些产品，新的需求只不过是想要换一个新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完全停止了更新产品的想法，他们都说：“没关系，我不需要一辆新车了，我可以继续开我的旧车。”所以目前销售商很难再卖出一辆新车。同样也没有人再买新的洗衣机和新的电视了，这对中国出口是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的消费信心已经丧失，重建消费需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1世纪》：但现在中国也有人在呼吁人民币贬值以促进出口。
马丁•沃尔夫：我觉得促进出口的建议不妥，对此有两个基本理由。第一，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没有别国的竞争者，当然某些产品一些亚洲邻国也有生产。但大致来看，中国出口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在国外，而是在本土，并且这些中国出口的产品发达国家都不生产。所以如果这些产品降价，中国得到的好处不多。因为一个国家主动让货币贬值的重要原因就是使本国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从而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既然如此，人民币贬值对出口会有多大促进作用呢？
第二，目前中国出口遇到的困难是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下滑。前面我已经说过，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已经不敢再继续借贷消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不会再热衷于更新换代那些非必需的产品，不管中国商品的价格如何优惠，他们还是会倾向于存钱而不是消费，所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增加出口退税等措施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只能使出口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一直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弊大于利，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建议人民币可以小幅度升值。因为在发达国家，即使现在DVD再降价，也不会有人买，所以继续小幅升值并不会影响出口。
对中国而言，目前大部分出口产业在未来都没有什么很好的发展前景，这些产业也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国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恢复经济发展的平衡，所以现在回头去实行人民币贬值等措施以促进出口，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中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发达国家已经在明显的缩减消费需求了。在经济衰退时期，一个保持着贸易顺差的国家还要继续实行货币贬值，这将引起以美国等国的强烈不满，就像近期外界对中国的一些刺激出口的措施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一样。在未来的2-3年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抬头。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国不应该继续实施促进出口的措施。
《21世纪》：按照您的观点，如果要解决这场危机就要改变全球失衡的局面。这需要中国等国家扩大内需，同时美国增加储蓄并去杠杆化。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刺激内需的政策了，但在美国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继续增加外债，似乎是美国政府的杠杆化正在替代社会的杠杆化，似乎全球失衡现在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您怎么看？
马丁•沃尔夫：全球失衡的局面目前已经演变的很复杂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全球经济一个巨大的出口部门，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加工厂，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德国和日本，而美国和英国等国长期拥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它们的工厂很少，需要的东西国外都有生产和供应，这个世界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改变。我也希望美国能增加出口，但那就必须在美国建设更多的工厂以生产产品，这需要几年以上的时间。同样对中国来说，调整经济结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可能要新建不同种类的工厂等等，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当下，美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还需要进口，而且在短期内，美国不会缩减服务业的人员，甚至还要增加用工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发展；相应的在中国，不可能要求所有出口企业一天内转型。因此，就像你所说的，短期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在代替家庭和企业去借债。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政府需要资金来稳定金融市场，否则金融市场崩溃会导致各主要银行倒闭，从而殃及整个国家经济；二是美国政府要刺激经济，由政府支出来弥补个人需求的缩水，这可能要持续几年的时间，也许3年或者5年，很难准确预测其时间长短。所以短期内，美国的财政赤字不得不迅速扩大，不过这不会是长期持续的现象，我预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10%，显然这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如果中国等国家成功的实现经济转型，开发国内消费市场，以消化掉部分原先出口的产品；另一方面，美国、英国等国逐步设立一些制造业以增加出口，消减贸易逆差，并降低财政赤字，这样全球有可能走向重新平衡，但这不可能马上实现，至少需要5-6年才能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一点进步，当下的正确做法是美国等国暂时扩大财政赤字以化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则需要马上开始刺激内需，并容忍出口贸易的一些萎缩。那么数年之后，我们有可能成功获得全球经济的平衡状态。
如果美国拒绝这么做，那么毫无疑问大部分美国人将走向破产，美国将陷入大萧条。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陷入大萧条，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将步其后尘，届时作为最大出口国的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时候整个出口市场将崩溃，日本、德国等出口型经济体也将陷入大萧条，那将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因此，美国目前实行近乎为零的低息政策，并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暂时是可以容忍的。但这只可能在3-4年内有效，而且当政府债台高筑时，这么做很容易触发国内通货膨胀，这样一来该政策的有效时间可能更短。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对美国来说想要扭转形势已经有点晚了。
巨额外储身陷险境
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无数本国工人多年辛勤劳动换来的，但对美联储而言，向电脑输入几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出一个新的“2万亿美元”。所以这不是什么很安全的投资。
《21世纪》：假如美国最终没有扭转目前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甚至陷入到一场新的大萧条中，那中国投资在美国的巨额外汇资产岂不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马丁•沃尔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产在过去12个月的时间里急剧膨胀了1万多亿美元，现在仍以每月10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对于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着被吞噬的威胁，因为美国具备任意发行国债的权力和能力，中国对此束手无策。实际上，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无数本国工人多年辛勤劳动换来的，但对美联储而言，向电脑输入几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出一个新的“2万亿美元”。所以这不是什么很安全的投资。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很快会超过3万亿美元，第二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之大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其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与中国差不多，但它们都是小规模的外向型经济体，例如新加坡，可能香港也差不多。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小国，它出口创汇并投资于海外，以期得到稳定、长期的回报，并用其来支持养老基金，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大国，就像之前讨论过的，对中国而言最有效的投资毫无疑问是对其自身的投资，期望海外资产的投资回报高于国内是不现实的，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之后，投资海外的回报率是负的，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还有，中国是个大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又是如此庞大，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能轻松容纳上万亿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的投资市场，只能考虑那些流动性良好的发达市场，投资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就像有人来中国说：我想在你们国家投资2万亿美元，显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只能把几万亿美元投向发达国家，那么主要的选择就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才拥有这么大容量的资本市场。中国将上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市场，于是中国对于美国的政策和双边关系等就会更敏感。
《21世纪》：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产从美国国债等品种中转移出去，以分散风险、提高收益呢？
马丁•沃尔夫：我想不出其它可行的投资途径，长期来看投资美国国债不可能获得正收益，因为人民币必然处于升值态势。我基本上认为这笔规模极大的外汇储备是不可能获得稳定、持续的正收益的，所以解决途径只能是先停止外汇储备的增加，接下来就是想办法降低外汇储备，其途径就是通过刺激内需。
中国的内需增速要达到多少才合适呢？这可是一个挑战。我们可以粗略的来对此进行计算，假如现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0%，想要5年后把这一数字降为0，同时保持12%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真实的国内需求增长率就必须达到12%才行。真实国内需求的增速达到12%，在我看来这个目标即使是消费驱动型的经济体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5年后国内消费的总量要翻倍才行。（此处沃尔夫的观点背后有一个计算。首先，以支出法来核算GDP的话，可以大略将
GDP看做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其次，沃尔夫假设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2%，而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在5年的时间里从10%下降到0，此处他实际上还暗含了一个假设，即投资占GDP的比例始终不变，因为在沃尔夫看来，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太高，现在需要做的是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所以他并没有考虑提高投资率的可能。这实际上也同时假定了未来5年投资的增速，而净出口下降的部分在5年后将由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填补。在这样的前提下，沃尔夫计算了5年内用国内消费需求来替代净出口所需的绝对增量。为此，我们可以假设中国现在的GDP为1，消费占GDP的40%，投资占50%，净出口占10%，GDP年增速是12%，经过计算后可得中国消费5年后的绝对量将是现在的2.01倍，年均实际增速约为15%。过去数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大概为10%左右，但消费占GDP的比却逐年下降，因此可以判定实际消费增速应该低于10%，远小于15%——编者注）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怎样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过去8年中国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严重错误以致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但现在必须纠正这个错误，否则5-1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额很可能是现在的2-3倍，更可能的是大部分外汇储备被美国的通胀吞噬殆尽。
大家总是在谈中国的出口，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出口赚来的钱，大部分又被送去了美国，而在美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又损失掉了，这么看来中国出口创造的利润有很大一部分变成了给予美国的礼物，我没有算出具体的比例，但可以肯定这部分利润相当于永久性的礼物。
《21世纪》：遗憾的是，就像沃尔夫先生之前所说，美国暂时还需要继续借债，而中国在短期内也不得不继续借钱给美国。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中美双方存在着金融核恐怖平衡（the 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中国现在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外国持有者，而美国的救市也有赖于中国的支持，因此中美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有猜测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中国继续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支持美国经济，而美国则保证中国在美金融资产的安全，您怎么看这一局面？
马丁•沃尔夫：首先，我想保尔森做出的承诺是认真的，但是我还想说，即使一个借债者不想保证这笔债务的安全，他也不会在嘴上说出来，这就像一个人找银行借钱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告诉银行他不准备还钱。我并不是说保尔森在说谎，而是指他并不能知道三五年后的情形，几年后的局面不在他的掌控之下。我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说：“我不打算归还向中国借的外债了。”
但在此之外还有三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中国继续获得负的投资收益；另外就是由于美国的通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损失更多，也许有一天世界无法忍受美元，不愿再接纳美元了，那时候美国就不得不停止印刷钞票了，不过届时美元也全面崩溃了。在目前美联储实行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通胀有可能在未来高涨，此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第三种情况是，无论美国的意图是什么，无论中国在美国的金融资产是否安全，即使绝对安全，也必然得到的是负收益，因为人民币升值在长期来看是必然的，中国在美的投资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美国能允许中国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美国股市。当然，将上万亿美元投入股市将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议题，而且还要考虑股市的风险，股市的收益是不确定的。中国10%的国家收入都变成了外汇储备，这笔投资在美国的外汇储备注定是风险很大、收益很低的。
关于金融核恐怖平衡我还想说一点本不应该说的话。美国现在被资金链拴紧了，而这条资金链连着世界其它国家。假如别国现在不再借款给美国，那就像之前许多新兴市场发生的危机一样，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会立刻消失，因为美国不能继续借钱了，它的资金流入断了，这是萨默斯所说金融核恐怖平衡的主要意思。一旦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朝零回归，美国实体经济的真正调整也将随之开始，那时候美国将不再有信贷资金的流入，就像当年泰国的情况一样，由于一年之内突然没有资金流入，泰国的经常帐户赤字由GDP的8%变为零，这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
那么中国如果以此威胁美国说：“如果你对我不友好，我就将出售你的国债。”这是很疯狂的举动，这将使中国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而受害。另外，这么做中国将注定承受大量损失，因为中国会损失那些定期国债的价值。我还想提醒中国，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银行借款100英镑，你只是银行的小客户，那么你不还钱就会有麻烦；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英镑，那有麻烦的就是银行了，因为你是银行的大客户。现在中国2万亿美元并不是全部借给了美国，但美国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客户。
“一旦转型，中国将以惊人的速度去实现”
中国人是非常灵活、聪明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这次转型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但机遇如果没能抓住也就不能称之为机遇了，错失这次机遇以后回头来看，这几年将会是一场悲剧。
《21世纪》：刚才您谈了不少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在下一个三十年取得更大的发展。而且中国人经常说“危机”既表示危险也代表着机遇，我们希望能够克服危险、抓住机遇，您觉得从这点出发，中国应该如何去做呢？
马丁•沃尔夫：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一直以来中国都走得很谨慎，这通常也是正确的做法，但是现在全球形势不是处于常态，而是在一个关键点上。
另外，中国还需要了解在过去十年中的平静、轻松以及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该改变，转型要付诸行动了。在我看来中国的转型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
短期来说，中国需要拉动内需，否则将要面临一场较严重的衰退，我不能肯定中国目前出台的一揽子刺激方案是否足以应对衰退，但中国政府拥有坚实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国有实力通过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并在短期内保持需求的高增长。不过国内需求短期刺激过后仍会趋弱，因为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将持续很长时间，寄希望于美国的消费能在2009年恢复是十分愚蠢的想法，也许会发生这个奇迹，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会看到世界范围的一次需求结构调整。
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源和需求是可以改变自身经济发展失衡状态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超过35%，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一种更为有效的投资模式下达到8%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投资模式下，中国应该把更多资源用在环境保护和教育等领域中，还可以向大众服务业等关乎全体居民福利的行业投资。要知道，社会服务业的完善，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能够发挥很大的潜力，使居民倾向于更多的消费。而这将可以使经济发展更为平衡，而无需政府用40%的GDP去投资。更多的个人消费、更少的投资和更多的服务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这一切将十分美好。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不能期望在5年或者数年中就完成，不过看看自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可以惊讶的发现一旦中国决定改变，那它将以很快的速度推进。所以只要中国下决心转型，那么毋庸置疑的是，它将以惊人的速度去实现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过去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所以我相信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机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和美国、英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可能实现转型和持续发展，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它有潜力保持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理由陷入长期的衰退。中国人是非常灵活、聪明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这次转型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但机遇如果没能抓住也就不能称之为机遇了，错失这次机遇以后回头来看，这几年将会是一场悲剧。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劳伦斯•萨默斯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三百年后来看今天的历史，中国的崛起将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以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中国的发展，您对此有何评价？
马丁•沃尔夫：我同意萨默斯的观点，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文明传承到300年后，中国的崛起在这个时代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即使从现在回顾过去的25年，从世界经济的层面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最重要的事件，不仅因为中国自身的巨变，还有中国由此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影响，但是也犯了一些错误。总体来说，中国崛起的影响是非常巨大且积极的。
过去10年美国的政策非常糟糕，但在我看来，中国的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它需要搞一些政治平衡等等。现在奥巴马要上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他代表着美国更负责、更通情达理、更睿智以及更有竞争精神的一面。
中国并不是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而且其经济规模在不断增大。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会产生影响。所以中国在制定政策之前需要思考，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在国内会有什么作用，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而且这些国际影响反过来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随着中国成为越来越大的开放经济体，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哪些积极作用呢？中国是第一个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却还很贫困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与此类似。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现实的去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
中国目前的利益在于发展经济、在于有一个稳定的世界环境去让其发展经济，所以中国在做每一个决策选择时都要考虑这是否对自己有利，同时这一政策是否利于保持世界的稳定和活力，这也是所有大国需要思考的问题。
（感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所长和张斌副研究员对本文的支持）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