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门是从海洋上被打开的，习惯上我们把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称作“洋人”，把他们的族群称为“海国”，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属水的，房前屋后都是海，理应占而有之；又好象我们天生是属土的，只能永远待在陆地上，只要安分守己，男耕女织，世界即可永久和平。世上的事情如果真有这么简单，陆地的归陆地，海洋的归海洋，大家各安其位，互不干扰，那倒也省心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温习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据说科学已经发展了，人类已经更加文明了，这本书早就过时了。但即便是这样，书里讨论的主题似乎永远都不过时。这本书探讨了动物世界的战争问题，成书（公元前330年）的前后几年里，他的那位伟大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年继位）也在进行一场古代世界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大大促进了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话。虽然，正如他承认的，他的探讨似乎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即海洋动物，尽管他谈到了鲸鱼及其颇为奇特的海陆两栖性。毕竟，他的弟子没有发现海洋。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世界上的动物可大致分为三类：地上的爬行动物，水里（包括海洋）的游鱼，天上的飞鸟。为了食物和生存，动物们就在地上（earth）、水里（water）和空中（air）战争（fire）；战争既在同兵种之间进行，如地对地，空对空，水对对，也在不同的兵种之间进行，如地对空，空对地，地对水，水对地，空对水，水对空，等等。这种复杂的战争方式起因于动物们的生存元素（主要是土、水、气三种元素）的复杂性和含混性，也就是说，很多动物很难被确定到底是属于水，还是属于土，抑或是属于气（天空），尽管它们几乎都分享着同一种火元素，也就是战争。动物与植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动物没有根，可以自由运动，而不必非得局限于一时一地；如果遇到了某种压力和危机，在运动过程中还能够变形，这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战争范围和可能性。至于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分类，但从他的叙述结构来看，他把人放在地上的爬行动物之后来论述，似乎暗示人是属土的。但借助技艺，人既可入海也可上天，当然，这是后话。在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这个问题上，他落落大方，雍容娴雅如神明，虽然笔墨不多，但整本书都在为此做着铺垫。我们可以稳妥地说，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建构中，这部《动物志》是最谦卑的起点，对于这个起点，人类无须争辩，也没必要遮遮掩掩。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海洋被发现之前，各种人群主要在陆地上运动。他们占山圈地，封疆立界，对着陆地指手画脚。陆地上深嵌着不同的地形和边界，也深嵌着不同的阶级和族群，它（他）们彼此分明其界线，森严其壁垒，伺机侵入对方的领地，试图抹去对方的痕迹或记忆，自然界的地质活动与动物界的生存运动同样频繁和自然。地形地貌的相对独立性使得陆地上的人群也呈现出天然的地域性和封闭性，就其质料而言，人类永远都是属土，他们来自土，也归于土；尽管各个族群的构成（Constitution或Regime）可以有各种形式（变形），或出于必然，或出于偶然，它是公共灵魂，属火（fire），尊贵如神明。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兴起着，也毁灭着，毁灭着，也兴起着，如日月之更替，四季之循环，从容而自然。在西方，这叫政体循环律，我们则称其为黄宗羲定律。那时，人类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运气和强力。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人类在罪恶的圆圈上打转转。
这一切皆是土地（earth）的自然本性使然：滞重，稳定，有形，可以被占有、划界和记忆，便于确立事实，传承法权。陆地上有自然的疆界，也有人为的疆界，但没有永恒的疆界。陆地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人群彼此向其他人群封闭了土（earth）、水（water）和气（air），但却分享着战争（fire）。陆地就是战争，战争就是历史，因为只有陆地可被占有，只有陆地上能保存记忆，这些记忆都是悲剧的好素材。陆地－战争－历史乃是更为古老的三位一体，当它们被深深地嵌入大地之时，大地上还没传扬过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在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55－117）笔下，帝国的夕阳总是以反讽的优雅情调映衬着山北日尔曼人的正直，勇敢，高贵和纯良，他们俨然是旧世界的终结者，新世界的主人。当罗马人征服了几乎所有已知的土地，开始在帝国边境修建类似长城之类的防御工事，从而向外界封闭其疆土时，日尔曼人对罗马人很不以为然。塔西佗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帝国时代，莱茵河以东有一个叫作藤克特利（Tencteri）的日尔曼部族，他们派代表前往莱茵河以西的罗马殖民地科隆，在那群被罗马人的城墙围裹、被文明世界的奢华所奴役的同胞面前，重申日尔曼人对莱茵河两岸土地的古老权利，他们告诫自己的同胞，自由和主子是不相容的，并吁请科隆人杀死罗马人，拆毁殖民地的城墙这一奴役的堡垒，象从前一样，成为一个自由、慷慨和强悍的民族。他对罗马人的指控是：“罗马人向日尔曼人封闭了河流，土地，甚至是天空”。这位不知名的日尔曼人认为，“正如阳光不分彼此普洒在所有人的头上，它也把所有的土地向勇敢的人开放”。毫无疑问，这也是罗马人信奉和遵守的，海洋发现之前，它就是永恒的大地法。我来，我看，我征服——恺撒的这句话道尽了陆地时代的一切。然而，即使是被视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也无法避免所有陆地政体都要面临的兴衰轮转的命运。
当罗马人征服了已知的土地，在陆地上建立起了辉煌的帝国秩序，他们的一位天才的诗人也同样隐隐地感到了某种不安，这种感觉是水带来的。由于那个深嵌在陆地中的海，这个永恒的秩序也必然深嵌着某种裂隙，人世间没有永恒，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在变形。在地中海上，罗马诗人奥维德这样吟诵道：
我扬帆远航，
航行在无垠的大海上，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世上的一切皆是偶然。
一切都在运动，
在运动中变形。
岁月如水，川流不息，如汹涌之波浪，
追逐着，也被追逐着，转瞬即逝，永远是新的。
曾经存在的消失着，尚未存在的诞生着；
一切都在变形，一切都在更新。
奥维德：《变形记》（XV. 176-86）
在奥维德的喜剧作品《变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关于变形的有趣记述，神的，人的，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其中，很多的变形都与水有关，可以说，无水不成书。整本书以罗马史为主线，但把它穿插在大量的变形故事中予以叙述和编织，呈现了人世间的动荡不居以及命运的偶然和严酷，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罗马的变形。在人类历史上，水元素既是一种救赎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惩罚性的力量，如《圣经》中关于“出埃及纪”的记述，就极具喜剧性。渡过红海之后，犹太人从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忘记了的民族变形为一个立约而治的政治民族。喜剧离不开变形，变形少不了水。如果说罗马“黄金时代”的杰出诗人维吉尔（Vergil）终其一生歌颂了“放牧、农田和领袖”，如其墓志铭所概括的，那么，奥古斯都时代的另一位诗坛天才奥维德（Ovid）则对这一切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并将其视野投向了水和海洋，未来的新世界就奠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变形记》中，那个吕西亚农夫（Lycian Peasants）变形为青蛙的故事值得在此引述。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吕西亚（Lycia）的穷乡僻壤，那里的农夫没有什么见识。话说某一天，骄阳似火，女神拉托娜（Latona）口干舌燥，忽然发现山谷中有一个湖，其实，在她看来，叫它池塘倒是更为贴切。正当她走上前去，弯下腰喝水时，一群粗野的吕西亚农夫过来阻止她。她争辩说，“水对于每个人都是自由开放的，也应该如此。自然从来不将阳光、空气和水据为私有”。她诉诸的理由是“生存权”。然而，那群农夫还是不为所动，让她“滚开”。最后，当这些农夫看到威胁和侮辱也不奏效，干脆就跳入池塘，大声吵嚷着，使劲溅泼着池里的水，把它弄得浑浊不堪。女神拉托娜非常生气，以致于忘记了干渴，她决定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惩罚。于是，她大声诅咒道：“你们就祖祖辈辈呆在烂泥塘里吧”。于是，那些农夫果真就以那个烂泥塘为生了，还似乎颇为知足。他们时而潜入水底，时而浮上来，得意洋洋地游来游去，露出丑陋的脑袋，时而又盘腿坐在岸上歇息一阵子，然后又跳入池塘中，且无休无止地争吵着，即使沉在水底也在骂骂咧咧，不知羞耻。变形就在此时发生了：他们的声音开始嘶哑，脖子开始鼓胀，嘴部开始变宽，脸部凸了起来，脖子似乎完全消失了，背部成了绿色，肚子也鼓了起来，占据了身体的最大比例。于是，世界上的一个新物种就这样诞生了。
事隔一千多年之后，也就是地理大发现时代，面对刚刚袒露在世人面前的浩淼无边的世界诸大洋，一大群青蛙盘腿坐在赫拉克勒斯柱子旁边，又无休无止地激烈争吵起来。他们纷纷要把世界诸大洋据为己有，变为他们家的烂泥塘。这些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是保守封闭的罗马天主教陆地力量的代言人。面对这种吕西亚农夫式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一位名叫雨果•格劳修斯的荷兰人引证那位拉托娜女神的话（“水对于每个人都是自由开放的，也应该如此。自然从来不将阳光空气和水据为私有”），对这群企图将世界诸大洋陆地化并占为己有的吕西亚土著进行了严厉驳斥。在他看来，那些人与那些变成青蛙的吕西亚农夫乃是一丘之貉。他们不知海洋为何物。
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荷兰的非凡天才，孩童时代即谙熟古代语言，几乎遍读所有古书，在古典史学、诗学、哲学以及基督教神学诸方面有着无可挑剔的发言权。11岁入著名的莱顿大学，师从古典学大师斯卡立杰（Scaliger），15岁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与荷兰外交大臣一起出使法国，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赞其为“荷兰的奇迹”（the Miracle of Holland）。格劳修斯满腹经纶，但无意炫耀，为了祖国的海上利益，积极投身到当时围绕海洋问题所展开的所谓“书籍战争”（the Battle of Books）中。尤其是，围绕着他写于1604年的《海洋自由论》所展开的激烈论战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本问题、原则和论证风格。当年，海洋发现之前，如果说塔西托笔下的那位日尔曼人是为日尔曼民族的陆地自由权辩护，那么，格劳修斯就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的海洋自由权辩护；那位日尔曼人控诉的对象是陆地上那个日益封闭、保守和堕落的帝国，而格劳修斯反对的则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隐隐有后来居上之势的大英帝国这些海上的霸主。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其关于海洋的自由权的论证中，他竟然引用了那位日尔曼人为维护陆地的自由权而提出的论证。他对海滩的论述也非常有趣，但又似乎欲言又止，留下种种谜团。
无论如何，当洛克说“泰初有美洲”时，他是以《圣经》开篇的口吻谈论那个地理大发现事件。在他看来，那就是现代人的“”创世纪（Genesis），新世界的开端。在这个新世界里，既没有亚当和夏娃，也没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更与那片日尔曼森林无缘，而只与古老的斯堪底那维亚海盗及其后裔有关。罗马人把他们称为“海狼”（sea-wolves），日尔曼森林中的土财主们则称其为“海盗”。 当希腊哲人泰勒斯说，水是万物之根基时，我敢肯定，他并不一定清楚他在说什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远古时代，那些以海为生的人多是卑贱之辈，在宇宙中的存在链条上处于最末端，如荷马所说，他们“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死无葬身之地（earth），灵魂无处安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新世界的创造者和第一批公民。海洋是他们的学校，等他们足够强壮后，开始为全世界立法。正如陆地上的高度如今要以海洋来衡量（海拔）那样，此前以陆地为中心的古典时代的价值标准和历史经验都成了问题。
事实上，即便在海洋被发现很久之后，日尔曼森林中还有一位高贵之士咬牙切齿、忿忿不平地控诉道：基督教把古代异教的价值表彻底弄颠倒了。何谓古代异教的价值表？无非是那些深嵌在陆地上的“高贵谎言”：人分三六九等。于是，他要回到凹凸不平的陆地上来。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本质上是陆地性的）奔走呼号的日尔曼“贵族”本人却田无一垅，地无一分，终日游走于日尔曼的林中空地间，靠西北风度日。按照希腊四元素的分类，据说言辞本身以及以言辞为生的生活方式就属风或者气，荷马谈到言辞时，就习惯上称其为“有翼带翅的”。说白了，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高不成，低不就，上不挨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是谓“中庸之道”（the Middle Way）。关于这一点，希腊的代达鲁斯（Daedalus）和伊卡鲁斯（Icarus）父子早已在地中海上空为克里特岛的渔民和农夫们演示过了。至于伊卡鲁斯到底坠落在海上还是陆地上，的确是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还是留给更高明的人继续讨论下去吧。不可否认的是，在《圣经》经文中，“地”（earth）受到了诅咒，“水”受到了褒扬。但无论如何，《圣经》毕竟还只属于言辞这个层面，言辞这东西属气，来无影，去无踪，轻飘得很。由于现实中海洋尚未发现，欧洲大陆“土”元素的滞重性使得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会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在现实行动层面都不能完成古代世界的变形，反而日益封建化、封闭化和陆地化。《圣经》“创世纪”开篇不久就说，“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似乎是对新世界的预言。但旧世界的变形、新世界的诞生还要一直等到1492年之后才有可能，而承担这一变形或者创世使命的乃是英国人，罗马帝国衣钵的真正继承人。不知是否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恺撒最早发现了他们。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第三特洛伊”英国与“第二特洛伊”罗马得以和解，罗马的变形通过不列颠人在海洋上得以完成。如果塔西佗地下有知，不知该如何面对他所钟情的那群在日尔曼森林中英勇战斗过的野蛮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为了反对既有的建立在海洋基础之上的国际法秩序，塔西佗及其《日尔曼尼亚志》在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历史对这一行动已经有了判词：反人类，反文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人性的，太人性了”。历史竟诡异难测如此。毕竟，犹太人的“灵”是运行在水面上还是飘荡在霍布斯所说的“无水之地”上，结果大不一样。
无论如何，要想了解这个新世界的秘密以及现代世界的统治秩序，陆地上的，海洋上的，以及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我们还是有必要重温格劳修斯的这部伟大的经典《海洋自由论》。它出自一个二十多岁的荷兰天才之手，其中之原则和理念曾被英帝国得以最好的辩护和利用，此后，关于这个人和这本书又持续争论了几个世纪，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才告一段落，无疑那是“格劳修斯传统”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生命就此完结，成了历史。任何一个有雄心、富于进取的民族，如果还想有一番出息，都要重温这部关于海洋的经典，现代世界的圣经。就对水和海洋的认识而言，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能涤荡和淘洗陆地上的陈规陋习和过于沉重的记忆，克服陆地上特有的政体兴亡律，并促使一个民族得以在另外一种元素上获得变形和重生。
格劳修斯的临终遗言是：“我理解了一些东西，但一事无成”。看来，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格劳修斯究竟想成就一番什么功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