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2005年8月 口述：赵汀阳 采写：陈远

肆无忌惮的自由对思想有好处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哲学家里面大概只有苏格拉底、孔子和维特根斯坦等几个人有点像样的故事，其他人，例如老子和康德，实在没有故事，他们所谓的故事，无非就是思想。我是机器人，喜欢思想作业，虽然在理智上知道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有最后答案，但作为机器人，难免忍不住想试一试。这样有点愚蠢。康德有本书里有两句诗好像是这样的：乡巴佬守着河水看，想看它是否流得干。

我是1961年出生的，这个年龄，没有赶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但看见了，旁观了。我们那时候的精神生活，是跟战争、革命、英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概念紧密相关的，现在有个后遗症，就是比较爱看战争片以及暴力片。记得当时每天都是锣鼓喧天，这边游行，那边游行。每当有最高指示宣布，大家就都上街游行。我最喜欢去看大字报，每个街道的宣传栏上都有，看都看不完，沿着马路一路看下去，不太懂其中内容，但是觉得语言很有趣，都是“打倒谁谁谁”、“油炸谁谁谁”、“清蒸谁谁谁”之类很夸张很变态的语言，还有很多宣传画，也是很夸张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怪卡通。有时武斗发生，我们出去瞎看，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流弹，打中邻居家小孩肚子，送医院里救过来了。还有一次比较惊险，某派把男女老少们召集到大街上进行教育，大吹“攻占了”什么大楼，“缴获了”多少卡车，正说着另一派反攻了，硫酸瓶以及砖头满天飞，一时间人们抱头鼠窜，感觉差点给挤死，有个亲戚说得最有趣，她说她“急如三弦，惊到漏屎，几成僵尸”。乱世一般如此。

文革后期很有些特别味道。虽然说是继续革命，但革命疲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社会气氛低落，权威打倒了，理想破灭了，生产也破坏了，一个低沉而无所事事的年代，没有责任也没有前途的状态。但是这个真空对于少年人非常自由，那种非比寻常的自由今天难以想像，学生们可以随意迟到旷课，可以砸学校玻璃，破坏各种公物，可以随便打架，有时候多看人一眼就给群殴得昏天黑地，没有人管。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破坏了任何信仰，这对于社会秩序是坏的，但对于思想或许有某种好处，因为真正精纯的思想首先就需要“不相信”。

对政治真正开始有感觉是林彪事件，感觉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在林彪事件之前，林彪的权威性也是不可置疑的，转瞬之间，他被宣布为叛徒、阴谋家之类，很令人震惊。秩序的改变让我突然意识到政治的存在。从那之后，人们好像一下子变得深刻起来。那种灰色的社会气氛一直延续到1977年。

用不靠谱的方式讨论“靠谱”问题

初中时有个铁哥们儿，那时候我俩自以为有脑子，经常一起用不靠谱的方式讨论各种或许靠谱的问题，后来知道大概算是哲学问题。他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孩，那时候男女生不说话，不是不让说，而是会被人笑话，不说话自然就难办，我那个铁哥们问我有什么“高见”，他没有高见，我也没有。最后还是他自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知道我会画画，就让我帮他为那个女孩子画一个头像，然后他冒充他画的。我接了这个活儿，费大力气画了好几张，终于有一张画得有些像，被我的朋友拿去签上了自己名字塞到了那个女孩的抽屉里。看来不成功，没反应，也许是我画得不好。

高中时，他忽然自杀了，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不应该自杀。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甚至气得认为是谋杀，试图当侦探，当然是荒谬的。加缪说过，自杀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的意思是需要思考活着的意义。这有点道理，但一定要警惕，自杀问题虽然深刻，但它的深刻部分沉溺在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想多了没有好处，想多了会弱小。所以我不同意加缪的说法，还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这样思想才有力量。

高中有个爱好是做数学题，因此跟学校几个数学老师关系不错。那时候社会仍然比较单纯，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物质诱惑，没有电脑、电视和各种游戏等诱惑，相比之下，数学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事情了，也读了一点文学什么的，但不觉得佩服。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李泽厚说到文学，他也不太看重文学，他的理由是“文学是假的，有工夫还不如读历史，尽管历史也不都是真的”。过去的教育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教育没有规范化，老师讲课的进度和难度凭老师自己把握，也没有升学率等各种指标，自然主义教学。学生学得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那是一种真诚的教学。老师可能看我喜欢数学，就拿比我们当时的教材深得多的数学书给我看，找一些难题让带回去试着做。有时候我成功地解开一些题，老师就会乐不可支。

大学最有收获的“课”是同学讲的康德

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高考隔了10年刚恢复，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什么年龄的考生都有。当时糊涂，以为就是一次大的考试。事后才知道，高考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那一年，150个人录取一个，真是岂有此理。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人们的心情是新鲜、好奇、兴奋的心态多于竞争心理。

我的家乡虽然偏远，但因为是侨乡，所以海外风潮的影响似乎比北京还早一些。到北京几个月后，听到据说是巨星邓丽君的歌，才知道我们中学时传唱的某些歌，所谓“黄色歌曲”，都是邓丽君的。我喜欢大学班里有个原来当生产队长的同学，他每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邓丽君之类的歌，都要大叫一句“简直不堪入耳”。有个叫孙元宁的铁哥们最前卫，1980年他就叫我听摇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磁带。班里那些老大哥给我印象很深，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历不凡，有的在进大学之前是中学校长，有的是高级技工，有的是不小的党政干部，往往还曾经是红卫兵头目。那时班里好像有智慧的人特别多。刚才说到的生产队长，学了一点点围棋，天天缠着要和班里一个高手下棋，高手决心打消他这个想法，从让他2子而赢他30多子开始，一直慢慢增加到让他16子反而赢80多子，如此怪异的事情让生产队长完全崩溃。这样沉得住气的幽默让人敬佩。

大学在我的理解里是个集体自学的过程，当时课程设置虽然差劲，但是大学校园是个很有意义的符号，它给身在其中的人一种必须学习的氛围，尤其是当年那种1比150的比例会给大学生一点精英的幻觉。有了这样的幻觉，学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可见幻觉也不都是坏的。大学本身其实学不到什么，但是从大学提供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大学里的人身上能学到东西。例如，在大学里让我最有收获的几次“课”是同学盛晓明给我讲解的康德的先验论，使我突然发现我也会哲学了。

朋友对哲学研究的帮助远远大于书本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培训学院，后来被兼并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分院。我在那里又认识几个非常有趣的朋友，有个曾沛涛，后来当过多个CEO之类的职务，他说，资本主义管理的秘密就是让有的人成为“瞎子”，有的人成为“瘸子”，有的人成为“傻子”，总之是各个部门里是各种残废，这样，残废们之间就不得不良好合作。后来又上研究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搞哲学，不断认识了更多朋友，都是不凡之人。我相信这些朋友对我哲学研究的帮助远远大于书本，由于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见解和知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决不是书本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到处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还要说说我的导师李泽厚，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本来似乎应该说他是位“大师”，但自从有个朋友告诉我，当今社会里，“大师”只是中级职称，我就再不敢说谁是大师了。

考研究生的时候，一个考场几十个人。考前无聊，相互问考谁的研究生，一问发现居然这个考场60人都是考李泽厚的。李泽厚的考试规则也与众不同，他的论述题要求回答不许超过五百个字，超一个字扣一分。这样独特的考试方式，一时成为新闻。后来他说，他相信如果用500字不能简单地说清楚一个问题，那么5000字、50000字恐怕就更说不清楚了。入学第一天，他给我们讲话说：做学问其实不用上学，既然你们一定要来上学，可以理解，不过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对我也可以。我觉得李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我和他在感兴趣的论题和观点上有很大差别，完全不能互相同意的地方也很多，但一起交换看法一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已经70多岁了，有一次陪他去骑马，他还问我，别人都反对我去蹦极和坐过山车，你陪我去吗？

【采访者手记】

当代研究哲学的学者中，把自己看做哲学家的大概只有赵汀阳一个人。别人是在研究，而赵汀阳是在建构自己的体系，这样的自我定位，在别人看来不免有“狂妄之嫌”。不过看看赵汀阳新书所起的题目，那就更吓人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好家伙！但是跟赵汀阳聊了半天之后，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狂妄，尽管赵汀阳的思维跟别的学者比起来有点奇怪。别人写文章都“有我”，但是赵汀阳不一样，他力主“无我”，一旦他思考问题，就像他所说的，他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思维机器”，外在也好，赵汀阳也好，都只是赵汀阳思考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个人，自然谈不上“狂妄”，他原本如此。

赵汀阳“无我”，却关心天下，在《天下体系》中他说：“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天下体系》可以看做是他给出的关于世界的思想。

跟他聊天，一开始有点难进入，作为喜欢思想作业的机器人，他不喜欢谈论那些故事，我的大脑跟着他飞速地运转，但是还是跟不上趟。最后我不得不跟他说：“赵老师，我想知道的，不是一个思想机器的产品，而是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转的？”赵汀阳笑，有点腼腆，有点天真：“看来，你是要我讲故事了。”这时候，我们的对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