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的实录、这也是一本从一个重要侧面描述中国改革过程的史论、这更是一本综合各个学科知识和理论分析一段惊心动魄的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

证券市场，按照学术化的语言来定义，就是寄托信用的金融产品市场。而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无法给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市场和社会信用寄托失常的问题。

改革一开始，我们就曾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可笑而又无奈的现实状况。

当时的诸多学者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双轨制”，并在旧体制之外寻找和创造出“新的经济生长点”，以此来改变计划经济的体制，逐渐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

确实，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概括说来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计划管理方面，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在财政手段方面，有“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在产品价格方面、利率、汇率上，有“计划价”和“市场价”。当总需求膨胀时，采取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调节“计划外”或“体制外”部分；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又会超出“计划内”或“体制内”的承受能力；几管齐下，采取“一刀切”，又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的窒息。最后，从更深层次看，经济体制层面的摩擦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人为干预与人为秩序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而90年代至今在证券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监管一放松就出现指数高涨的资产泡沫，一出现泡沫就用人民日报文章和政府打压方式来调控，一调控就指数大跌熊市绵绵，然后政府再用人民日报文章、利好政策和放松监管来鼓动市场信心……”这种“发展和规范”的往复循环其实就是改革中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的精确再现。

证券市场历史上如此广泛而深人的行政干预，不少地方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沿用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层面上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发生矛盾和冲突。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全面干预，直接造成了政府本身制度供给的非有效性，即市场的运行状况与政府的意图发生了相背离的状况，这在监管性制度安排中显得十分突出。

发展和稳定、监管和创新、泡沫和调控……从此成为中央政府面对证券市场的两难困境。

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国有企业改制和融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政治目标，就需要保证证券市场持续向好；为了保证境内投资者持续地拿出自己储蓄的钱来投入证券市场、支持国企和金融改革，就需要保证证券市场指数的持续向上；为了保证境内投资者不会因为较长时期的熊市和较大的下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就需要不断地以放松监管或推出利好政策来向市场作出妥协……

当中央政府不断地使用信息、政策、发行数量、入市资金流量、受控的机构投资者、监管法规的执行松紧程度、市场准入权力的不断集中……等等方式来调控市场，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计划经济行政控制的惯性和行为。这就使得所有的市场利益体都要看这个超级主体的脸色行事，中央政府就此真正成了凌驾于所有市场参与者之上的超级利益主体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以及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但是很不幸，到1998年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垂直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在中央政府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从此开始，它就极其具有讽刺意味地因为行政权力过大而广受批评。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萎缩了，“闲不住的手”却茁壮成长。

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部分政府机构却在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可以控制机构，但却担心百姓失控。至此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或是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

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始终是处于一种受迫式的被动应变模式中，——农村改革：农村生产力凋零；城市改革：知青回城就业问题；股份制：集体和乡村企业无法得到融资途径；证券市场：为打破西方在“六四”后对我国的封锁和维持继续改革开放形象；国企改革：采取诸多改革措施后仍旧无法改变国企效率低下问题；金融体制改革：银行坏账率在几次改革后无法消除，只得改变股权结构……由于政府始终不放弃它的领导者权力、而它的行为却始终落在市场其它主体的行为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基因也就带有了这种脱胎演变的“双轨制”和“新兴加转轨”的复杂特征。

解析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基因图谱，是为了映证中国改革历史的功过得失；任何一项社会变革，从历史的长程中看，都无法脱离原有的体制、社会、文化基因的固有遗传。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这无法说好、也无法说不好。

历史只能解释无法假设。

体制基因只能传承演化无法预设重组。

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也许还得这么继续走下去……

作者陆一用20年的写作过程告诉读者，我们在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经历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平和理性地记录和评说历史，认真地告诉后人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