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过了六年的学生生活，又从1946年到1964年在北大过了十八年的教员生活，若是把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七年的教学也算在内，则共有二十五年，因为在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南开、北大三校中，我是属于北大编制的。论时间，我作教员的时期比当学生的时期多三倍甚至四倍；论地点，当年在闹市中不相连接的北大一院、二院、三院，更不能与盛称湖光塔影、饶有园林之美的如今的北大相比。但我经常怀念的是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的那六年。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的彼时彼地，便好象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

人们常说，北大有光荣的历史，实际上北大早期的历史(即京师大学堂时与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初期)并不光荣，而是很腐败的。学校里不知学术为何物，学生到这里来只为取得将来作官的资格。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盛传它们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其腐败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大发生质变，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则是从1917年蔡元培来北大任校长起始的。读蔡元培晚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二文，便会知道，蔡元培是怎样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改造北京大学的。他来到北大，一步也不放松，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进行改革，北大也日新月异，逐渐显示出新的风貌。蔡元培的为人则蔼然可亲，从容不迫，从来不表现他有什么赫赫之功。他延聘的教师，有的革新，有的守旧，有的反对旧礼教，有的维护儒家正统，只要他们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听凭他们在课堂上讲授，何去何从，让学生判断，自由选择。不同主张的教师们尽管争辩得不可开交，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可是对于蔡元培，都是尊敬的。作为一个校长，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力量！所以不到两三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我并不怎么进步，却也怀着仰望的心情走进北大的校门。

我不记得胡适在什么地方引用过龚自珍《己亥杂诗》里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表现他自己的主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诗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北大的校风。龚自珍写《己亥杂诗》时，正当鸦片战争的前夕。他看到国是日非，读书人只一味地学讲师承，文宗流派，这都无益于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唤人觉醒，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内，跟龚自珍的时期有些相似。反动的封建势力步步不肯退让，接连不断地演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人们的思想窒息，生活麻木，在阴暗而闭塞的屋子里，迫切需要打开窗子放进新鲜的空气。北京大学的变革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我刚到北大时，首先感到惊讶的是，我旧日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的撰稿者都很钦佩，如今其中有不少人名列在北大教师的队伍中。我顿时觉得北大真是气象万千，别有天地，从此可以亲聆那些人的教诲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学生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六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北大开放了的风给我的。

我说一知半解，不是自谦之词，因为我北大毕业时，回顾自己的学业，并没有掌握了什么万能的治学方法，占有什么研究资料，只不过在课堂内或课堂外，关于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得到过一些启发，而作人与作文又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

蔡元培认为大学里应培养通才，学文史哲与社会科学的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自然科学的要有文史知识，这样不至于囿于一隅。当时北大的预科分文理两部，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安排的。后来我入本科德文系，同时也进修国文系的课程，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学校里建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我有时听音乐演奏，参观书画展览，开拓了眼界。懂得一点艺术，接受一点审美教育，对于学习文学是有所裨益的。

我是德文系学生，在那里主要是学德语和德语文学知识。在思想上给我影响较多的是国文系的教师。鲁迅在北大国文系，每星期只上一节课，讲“中国小说史”。后来利用这—节的时间讲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关于鲁迅上课时的盛况，以及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教益，我在《笑谈虎尾记犹新》和《鲁迅与沉钟社》两篇回忆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不再重复了。但是我不能不从中抄录一句：“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我还记得鲁迅讲《苦闷的象征》。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他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屏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象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沈尹默擅长书法，也是诗人，我听他讲唐诗，他有时离开唐诗本文，谈他个人写诗的体验。有一次他谈青年时写诗，很象辛稼轩一首《采桑子》里所说的“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并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我听了这话，不禁反思，我曾在晚秋时跑到陶然亭，春雨中登上动物园的畅观楼，寻词觅句，说愁诉苦，我又何尝懂得人世间真正的愁苦！想到这里，我对于我本来就很幼稚的诗产生了怀疑。我也听过黄晦闻讲汉魏乐府和六朝诗。黄晦闻是反对新文学的，但他治学严谨，为人耿介，他在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的“自叙”里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一天上课，讲到鲍照的《代放歌行》，这诗为首的两句“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我不记得他是怎样讲解的了，我那时却很受感动。尽管有的注释家说蓼虫指的是小人，不理解旷士的“甜味”，我则宁愿为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象渺小的蓼虫那样，不品尝人间“葵堇”，去过清苦的生活。

我读大学的时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北京时而死气沉沉，时而群魔乱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则朝气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周刊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的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其中不少文章，提倡改革，无所忌惮地批评中国的社会和国民性。周作人介绍英国蔼理斯《性的心理研究》，分析道学家们的肮脏心理。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揭开了“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我从正反两面读这些刊物，进一步体会着道貌岸然的道德家与装腔作势的学者往往是靠不住的人物。可以说，不只是在教室内，更重要的是在教室外，构成了我思想的雏形，培育了我作人的态度和作文的风格。

除个别教师外，我很少听了某教师的课以后还登门请教。至于蔡元培，我在北大学习的六年内，他长期在国外，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在校办事，其余的时间都由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我一个普通学生和他更无缘相见，可是我无形中从他那里得到的感召和教益，如前所述，是终身难忘的。

另一方面，我在北大结识了几个朋友，我们志趣相投，哀乐与共，互想砥砺，交流读书心得，共同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沉钟》。这刊物在当时热闹的文坛上默默无闻，却得到讲授“文学概论”的张凤举的支持，受到鲁迅的称赞。我从事文学工作，可以说是从这里起步的。近来阅读鲁迅的《华盖集》，在一篇题为《导师》的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回想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情况，跟鲁迅的教导是相符合的。

限于字数，这里可以结束了。关于我的教师生活，不属于这篇文的范围，但我也想附带着说两句话。在我当教员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我常常想到孟轲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话见于《孟子·离娄章句上》，与上下文毫无联系，不知孟轲为什么冒出来那么一句。后来在《尽心章句下》里又读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才恍然大悟，这句话正好是那句话的说明。因此我也告诫自己，我自知赶不上贤者的昭昭，但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写于1988年1月11日，时为

蔡元培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

作者简介 冯至 原名冯承植，1905年9月生，河北涿州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第四中学，1921年入北大德文系，后任北大教授。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