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需要讲一下圣徒和隐士的区别。圣徒这种说法包含了道德的承担性甚至是牺牲的精神，而隐士没有这种含义。托马斯曼一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和写作，希特勒当政之后，托马斯曼公开发表声名拒绝承认占据德国统治地位的灭绝人性的纳粹政权。托马斯曼经常受到迫害，他知道自己在德国已没有生存的地盘，他知道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我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我是命定的体现者。”当托马斯曼说这句话的时候从他身上迸发出了圣徒的光辉。托马斯曼是了不起的，他敢于以他个人的存在来对抗整个民族的狂热。在中国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隐士，我觉得没有比隐士更功利的了。他们拿起一把铁锹装作归隐田园的样子等待采访者前去拍照。我这次在德国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参观了“达豪集中营”。达豪在慕尼黑附近，是在德国本土最早建立的一个集中营，1933年建立直到1 945年被美军占领。虽然在此之前我对纳粹的暴行也有间接的了解，但当我看了之后我仍被震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个黑色的展览馆里，在这个恐怕连但丁也难以想象的现代地狱里，我看得两眼发黑喉咙发紧，感觉只有一个：想哭。象达豪、奥思维辛这些20世纪最残酷的地方他们至今在折磨着人类的良心。对犹太民族的暴行不是出于军事目的或经济目的而是施虐的目的，纳粹空前绝后的特性恰恰体现在无意义之中，人类的理性在此成为虚无。纳粹几乎是怀着一种崇高的饿道德使命感犯罪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扫除人类的垃圾。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暴行是意识形态导致的暴政。在俄国、中国都发生过类似的意识形态导致的暴政，因而纳粹既体现了一种特性，也体现了一种广泛性。

几年前北大的余杰写过一篇文章叫《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后来诗人余坚回了一篇叫《余秋雨为什么要忏悔》，我想说的是余秋雨为什么就不能忏悔？不仅余秋雨需要忏悔所有的人都需要忏悔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人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出生的人也应该去反省。文革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可以隔代遗传的，文革中的许多东西像毒素一样渗透到民族的血液之中，它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在人们身上发生作用。像文革中的那种革命文化，那种极端主义，那种改造他人的欲望，那种批判欲打倒欲，那种对知识分子盲目的仇视，那种语言的暴力，那种打倒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开创情结并没有在我们的文化中消失。在商业市场环境下它们甚至以新的形式出现。看看今日文坛的某些“豪杰”，他们的做法与当年的造反派有何区别？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随心所欲的说脏话、描写性器官。

有个批评新秀写文章时喜欢引用维塞尔的诗（维塞尔是美籍犹太人，反对纳粹主义），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新秀的文风充满了纳粹色彩，似乎天生具备批判别人的权力。批评是要有结论、有过程的，他却只有结论，更荒谬的是他缺乏最基本的阅读专业诗歌的经验，可是他却要对整个中国诗歌下结论，这纯粹是一种语言的暴力。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历史阴影的再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我想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警觉。我们不能不严肃的地反省中国的诗歌和文化问题，不得不正视20世纪的极端主义革命文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参观达豪集中营之后我想起了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想这句话准确的含义是我们如果不能面对残酷的历史，不去反省历史而去做那些矫情的、浪漫的抒情，那一定是可耻的。借用一位德国女思想家的话说：“他们不去探寻纳粹时代灭绝人性的暴行，而是回到亚当、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形而上的原因。”所以参观了达豪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必须把这一切纳入自己思考和写作的范围。从今之后我们的思考和写作如果不以奥斯维辛和中国的文革为前提就没有多少意义，起码对我自己来说。今天我在这里很难说是作为一个诗人在讲话，因为讲的东西很多是思想性的东西而不是诗性的东西。如果今天有人说这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北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那么今天我想说：“在一个人人都以天才诗人自居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舒婷80年代写过一句诗：“人们请理解我吧。”这里我想说：“人们忘记我吧。”

老歌德说过如果有人判断艺术作品出现了问题往往不是他的审美感出了问题而是道德感出了问题。目前的诗歌界过于圈子化、党派化，我认为有出息的诗人应该跳出圈子，面向圈子之外的人。我觉得很多读者并不简单，你从一个诗人那里得到的往往是你知道的，但是在那些非诗界的读者那里你会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诗歌要恢复对时代讲话的能力，就必须跳出圈子，否则艺术心胸艺术视野会越来越狭小。北大的诗歌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去面对更广大的世界。我希望我自己能跳出圈子，希望写诗的朋友这样，希望骂我的人也这样。当前的诗坛很热闹，我也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些人咒骂的对象，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不会因为眼下这些破事，而妨碍自己对整个历史、文化和存在领域的探索。诗人老江河说过抱怨不是诗人的气质。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它把诗人的心胸显现出来了。只要写诗就注定要承担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不公正不是来自几篇评论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和文化。在佛罗伦萨我写过一篇杂记，里面写到：“中国诗人要准备在没有大教堂没有宗教神话背景下写出像《神曲》那样伟大的作品。”中国诗人也要准备在没有任何公正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挽回一些作为诗人的尊严。我想我是作好了这样的准备的，我从不祈求从社会获得任何公正。现在中国诗人要做的准备更多了，要准备在骂声的伴奏下写出更好的作品。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时说“诗人永远从事精神的创作，永远在时代的暗夜中歌唱。”诗人是从事创造的，而且在今天诗人应该从事一种更具难度的创造。今天的诗歌从形式到语言都“粗痞化”，保持并加大写作的难度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保持难度不是保持优雅而是保持诗歌本身的尊严，保持诗歌那种与大地同在的精神力量。中国诗歌从卞之琳和穆旦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写作的难度，到了80年代在诗人多多那里这种难度得到了保持并被加大。没有诗歌的难度中国诗歌的高度深度、包容性、艺术水准和语言的质地都是难以想象的；离开这个难度诗歌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对民族心智的强化也是难以想象的。90年代的某些诗以“粗痞”为荣，“无知者无畏”，这些诗也许能够获得某些人的喝彩，但它能为中国的诗歌建设带来什么？它有什么价值？诗歌本身的尺度永远是严格的。中国的诗歌经历了几代人的建设到现在是到了加大难度的时候了，我本人在遭到咒骂的同时也听到了这种召唤。 虽然诗歌在这个时代一再遭到践踏，但它依然是一种提升性的力量。我由衷地感谢诗歌，它唤起了人们的精神性和想象力，它使我们进入到一种更具原始性、包容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精神劳作中。

现实的中国我们已经看到，但另一个中国还有待创造。只有通过我们艰苦的精神劳作才能使另一个中国创造出来，只有这样一个可耻的时代才能得到救赎。

主讲人简介：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市。曾下乡当知青三年。1978年初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从事教师、编辑等职。1992年初赴英，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上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先后著有诗集《告别》（1984）、《纪念》（1985）、《楼梯》（1993，英文版，伦敦）、《游动悬崖》（1996）及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等。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并著有文学随笔及评论多种，此外，还编选出版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欧美诗选》及《叶芝文集》（三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