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北京报道
治疗股市危机没有速效药，宏观经济下滑的时候也不会有救世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所作为。随着经济下滑的加剧和失业的逐渐浮现，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日益忧虑。上半年的通胀转眼间成为了通缩，当很多人都在抱怨之前的紧缩政策、并主张更为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时，人们对地方政府借机纷纷复活其巨额投资计划的担心也在不断上升。短期的投资固然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在长期将形成更为巨量的供给能力，这对中国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言，岂不是雪上加霜？
实际上，通胀和通缩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这枚硬币上的两面。深植于体制中的投资冲动在短期内造成的是通胀，而长远来看，则是通缩。因此，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简单的寄希望财政扩张计划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去解决一切问题，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后患无穷。
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所长，请他来谈谈宏观经济的最新发展。
“中国有足够能力应付经济下滑”
《21世纪》：最近中国政府连续出台大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先是颁布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计划，然后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人民银行又大规模降息，这一方面代表了政府保增长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凸现了目前经济局面的严峻性。近来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日益悲观，甚至有人认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6%，那您对明年的经济状况怎么看？
余永定：我觉得明年经济增长8%问题不大。在我看来，中国有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去实现这个目标，一是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二是中国有相当好的财政状况。这两点使中国政府可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内需，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在8%以上。尽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小组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过计算，但我这么说主要还是基于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不过，我的观点也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一定的佐证，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当时外部环境不像今天这么糟，但那时候财政和银行系统的状况比现在差很多。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有一笔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使用。所以我认为只要不犯关键性的错误，中国是有足够能力来应付经济下滑的。没有必要过度悲观。
从“4万亿”财政扩张计划来说，政府宣布的十个投资方向，强调了结构改革、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我过去担心政府过分强调保增长，而忽略了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但从目前财政这一揽子措施来看，政府还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了。但应该指出，我们对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特别是如何落实，并不清楚，所以我也难以作更多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如果刺激方案并未导致居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需求的增加，而仅仅或主要是唤起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刺激方案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我们应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有充分的估计。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超出了过去20余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执行的是从紧的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给经济降温。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在意料之中的，也是我们希望实现的。但是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快和通货膨胀速度下降之快，则超出了我的预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主要原因恐怕是出口形势的急剧恶化和与此相关的预期急剧恶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是两个原因引发的，一是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二是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中，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40%，出口增长下降，GDP增长随之下降是必然的。需求压力下降，通胀压力下降，也是应有之义。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跌则进一步减少了通胀压力。当然，资本市场泡沫崩溃的财富效应对经济形势的急剧逆转肯定也有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难道就一定会一路跌下去吗？不一定。这里有一个信心问题。如果丧失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人们就会相应改变行为方式，推迟或者取消消费、投资，银行不敢发放贷款，如此一来经济就真会出现硬着陆。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刺激计划的最主要功能是提振信心，改变人们的预期。通过一个超出预期的经济刺激计划来表明政府保增长的决心，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就不会按照经济增长率8%以下的状态去行事，而实际经济增长最后也就不会跌到8%以下。但现在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各地政府再次一哄而起、大干快上的可能性。这方面，2005年下半年的教训值得注意。
《21世纪》：您认为目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信心问题，但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的高速增长靠的就是出口和高投资，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投资，现在这两个领域的增速都在放缓。但按照您的说法，似乎是如果没有信心问题，经济增速不一定会降到8%以下，即使是在没有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
余永定：我没有模型来支持自己的看法。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的确和出口以及房地产有着密切联系，今年这两个领域的增长放缓，所以经济增速应该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去年的经济增速是11.9%，今年前三季度仍然是接近10%，假如中国的经济增速明年下滑到8%，那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两年内下滑了近4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大的下滑。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中间应该有比较大的缓冲空间。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衰退的严重程度如何。如果衰退十分严重，那么没有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增速保8%就会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发展还很不清楚。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更何况目前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甚明了。比如你看10月的贸易数据，出口增速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
中国的出口形势确实在明显恶化，但这种形势到底恶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以后会如何我们也不能十分肯定。举例来说，中国的很多出口商品对国外收入的弹性并不大，因为中国出口的很多都是低端的便宜货，所以经济衰退的时候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份额往往并不会受很大影响，这样的事在1998年出现过。此外，出口形势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现在大家都说东莞很多企业因为国外需求减少而倒闭，但据我了解，其中一些企业的倒闭是东莞市政府的政策变化所致，因为当地政府希望促进产业升级，于是采取了很多主动调整的政策，让一些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倒闭或者转产了。而许多港资、台资企业倒闭则是因为投资方认为中国劳动成本上升，撤资跑掉了。总之，现在的经济形势的确需要担心，但问题比较复杂，许多因素是非宏观经济的、是一次性的。一口咬定中国经济要硬着陆是没有根据的
刺激出口政策不可取
《21世纪》：既然出口增长速度下降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原因，你对稳定出口的政策有何看法？
余永定：要再次强调，这次调整的方向总体上是以刺激内需为主，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太高，用内需来代替外需，是唯一的出路。稳定出口，我的理解是不要轻易丢掉国外市场。但是，靠什么来保住市场呢？应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靠优惠政策。比如出口退税的政策，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政策，而不是一个刺激或者抑制出口的政策。我们最初调高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后来又调低出口退税来抑制出口，现在又调高出口退税来鼓励出口，这都是错误的。还有汇率的问题，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有人又提出明年要让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这也是错误的。在依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讲人民币贬值是错误的。其实质是通过补贴对外部门来补贴外国消费者。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过N遍实在不想重复了。
另外，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是在自毁长城，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由于我们过去的调整不够坚决，因此我们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在过去数年一直不断升高，这和“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相反的。假如我们当时可以让出口退税政策真正实现中性，同时让汇率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浮动，那我们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严重依赖外需的局面。假设中国对内需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现在，那今天世界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小得多。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走向内需，而我们内需的龙头是房地产。但您过去曾表示，中国的地产投资过热，需要抑制。但如今外需已冷，问题似乎变得更为棘手一些，不知道您现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按照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地产业这么多年绝对是超高速增长，这是与美日等国历史上的同口径数据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房地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和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这两个数据在中国太高了，这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重要表现。这造成了我们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比如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为什么？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而且产业关联度高，一旦地产疲软，钢、玻璃和水泥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真正的支柱产业应该是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产业，是向技术高端化方向发展、可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并增进整体经济效率的产业。房地产能起这个作用？一个国家不能长期靠盖房子和钢筋水泥来发展，所以它的比重不应该那么高。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我一直在说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的平均户型是47平方米。我们小户型的标准是90平方米以下，那我们要住多大的房子才满意呢？把太多宝贵的资源都用在盖房子上了，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其他更重要的地方。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应该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此前提下，政府通过对供求双方的调节(如盖廉租房)，保证房价平稳。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应该坚决予以制止。为此，我们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我们财政制度中的许多缺陷必须克服，否则，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和稳定增长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加紧推动市场化改革
《21世纪》：您认为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推进人民币市场化的改革，而非相反？
余永定：我认为就应该这么做。具体来说就是央行应该少干预外汇市场，除非汇率波动幅度太大。
那么人民币汇率合理的波动范围应该是多少？这个我现在也说不清，但央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试一试，根据企业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来看一看，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不难解决的技术问题。过去日元有过大幅度的升值，最近的升值幅度也很大，但日本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破产。新台币的升值幅度一度也是非常大的，当时人们预计大量企业会破产，结果这样的情形并未出现。中国现在出口不好，很多出口企业状况不佳，也不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而是全球经济放缓的结果。企业的这些问题即便人民币贬值也解决不了。
《21世纪》：您觉得汇率要抓紧机会进行市场化改革，那水电油等生产要素以及农产品[11.98 -3.46%]价格呢？
余永定：绝对该调。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通胀压力下降后出现了需求不足，这种情况是价格自由化的最好时机，此时不调更待何时？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取消价格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套利机会、寻租机会。当初我对通胀比较担心，希望能够抑制通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给调价创造空间，现在有这个空间了，我们就要赶紧做。而且中央实际上也准备这么做，比如农产品的收购价最近又有了比较大幅的提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现在猪肉价格在下降，我觉得政府应该入市收购猪肉，谨防猪贱伤农。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人就懂得谷贱伤农的道理。实际上，我们需要一套非常完整的措施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是必须要做的，在这点上我们倒可以向一些西方国家多学学。
《21世纪》：现在政府的政策主要是扩大投资，但也有人认为减税的效果会更好，并提出了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太低，这里的大多数包括中产者。但对很多富人来讲，我觉得他们的负担太轻。举个例子，英国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物业税，他们把房子分了很多等级，以此为标准来收税。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向英国学习呢？你住1000平米的房子，我住100平米的房子，凭什么咱俩的税收差得不大？你占了这样的房子就应该收税。假如引入了新的税种，我认为会有利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从国外的经验来说，这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增长，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更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而且，由于经济增速的提高和物业税的开征，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一定会减少。当然，一般来说，扩大政府支出比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大、见效更快。
《21世纪》：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宣布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这个问题我分两点说，第一，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缺乏流动性，这点你从它们的超额准备金率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的关键是它们的惜贷行为，因为它们对宏观经济的形势不乐观，所以为了规避风险就谨慎放贷，这是一个预期问题。不过这也涉及激励机制的问题，商业银行是以利润为核心的，一点风险都不敢冒，这是不对的。央行现在取消了信贷额度控制，我是赞成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出现了货币紧缩现象。现在的惜贷行为更多是和激励机制有关，这可能要从公司治理等多个角度下手，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在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对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压力肯定会增长。如果商业银行出于政治考虑，勉强增发贷款，麻烦就大了。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加快。中国的利率到现在为止都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建立一种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来影响资本市场利率的机制呢？这个传导机制关系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寻租空间的大小，我觉得这是现在需要马上做的改革，而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问题。
具体来说，我认为将来除了存款利率需要有所限制之外，其他的都应该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限制主要是害怕银行出现高息揽储的现象，这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的增加。但现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巩固和深化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成果。
中国不应增持美国国债
《21世纪》：刚才您谈了很多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这个话题不但国人很关注，国外也很关注，因为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都很不好，所以大家希望中国可以发展的更好，以帮助全球经济稳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外汇储备拥有国，于是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希望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甚至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去救援其他陷入流动性危机或支付危机的国家。中国政府的表态是两点，一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二是中国将量力参与全球金融危机救援。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我觉得官方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至于那些要求中国提供帮助的国家和组织，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具体的要求提出来，然后与中国进行讨论，但现在似乎提出具体要求的很少。
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我们如何正确判断现在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到底会怎么变化？世界经济的萧条时间会有多长？我们需要对此有所把握和了解；第二，中国应该如何保护现有的外汇储备？应该如何尽量减少损失？第三，面对这样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我刚才谈的很多都属于应对措施里面的内容，但第二个问题没有谈。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在美国政府明年大规模发债前，我们应该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量(截至9月，在连续的增持行动下，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了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编者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我们已经错过了减持美国国债的最好时机，前几个月是比较好的。现在似乎还可以做。一个很权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日本和中国都应该抛售美国国债，而且他认为中国应该卖20%，我听到这个观点吓了一跳。
现在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很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出售一些美国国债。等明年美国大规模发债的时候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根据最坏的估计，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明年可能会达到10%，要是这样的话就要大量发债了。这时候美国国债很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届时中国再抛售美国国债，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可能变得严重起来。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再拖就没有机会了。这里还有一个国际协调问题。中国同东亚国家、中日韩、中日、中韩、中美、中欧都要协商。当然，如果出于慎重考虑，不出售美国国债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对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主张我是有保留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认为是分散化。不管短期内是否有亏损，我们的外汇储备都需要分散化。现在欧元汇率下跌得很厉害，可能是增持欧元资产的好机会。还有日本，日本未来的潜力很难说，而且日本的股票我认为存在低估的情形。1989年日经指数最高的时候接近40000点，现在不到10000点，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而且你现在减持美元资产，购买日元和欧元资产，美国人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在帮助它的盟友嘛。
另外，假如其他国家向中国求助，希望中国提供外汇帮助它们，那中国可以建议它们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就是说借贷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向中国政府、中资机构，甚至中国老百姓去借人民币，用融到的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外汇。还的时候就拿外币来兑换人民币，再还给中国的债权人。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人民币在什么情况下能自由兑换，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自由兑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私下聊过，他认为是个好主意，只要解决技术问题就行。我问过许多外国学者、官员和金融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除了美国人之外都说是好主意。美国人说我们不缺钱，我们不会发人民币债券。我觉得如果美国需要中国帮助，那它就发行人民币债券；假如它说自己不需要中国帮助，那以后也别说中国没有帮它。我想这个计划在亚洲国家中是完全可以推行的，肯定有很多亚洲国家愿意这么做。这甚至可以跟亚洲开发银行或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因为这些组织过去做过这样的业务，有经验。
此外，中国应该更为积极地参与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向资本金短缺的外国商业银行提供人民币贷款。熊猫债券也好、人民币贷款也好，都有助于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一次机会。中国应该在东亚“10+3”的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外汇储备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觉得中国需要利用现在的有利时机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现在油价已经跌到50美元一桶了，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当然，也许过两年油价会跌到40、30美元，但谁又能保证石油价格不会回升？产油国减产、中东爆发战乱，这些事情一旦发生，油价又会上升，甚至暴涨。石油之类的战略物资对中国来说是真金白银，总比拿一堆美国的纸(指美元——编者注)放在那里好。而且对于一些超跌的美国股票，我们也可以买，其他国家的便宜资产也可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