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榨取得以实现的。这倒不是说中国以往的帝国形态并没有向地方社会索取资源，而是近代化建设对资源动员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所以其榨取的强度也是空前的，同时这种竭尽全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又是以摧毁当地的文化运行网络为代价的。

另有学者更加关注这种渗透和榨取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和形式。中国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也即是在不断处理频繁爆发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和以往帝国形态相区别的合法性。在内忧与外患不断肢解着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的情况下，要重新统合各种资源使之变得有效，就要采取非常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近代采取的是全能形式的非常规政治治理手段，而非西方极权主义式的改造社会方式。“全能主义政治”依靠政党的组织形式，通过动员的过程实施一场社会革命，由于可以随时无限制地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现代政治”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空前的敏感性和实际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和支配性要素完全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本土表现。

参与“政治”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核心行为之一，在以往的近代史表述中被作为正面的依据不断被叙说着，比如好像民众的阶级意识乃是一种自发感情的抒发，而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构造作用。在我看来，这种叙说本身就应成为中国人被政治化的一种表现而得到解读。因为中国“群众”如何参与政治和西方“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认知毕竟差异很大，“公民”更大意义上是自主性的产物，而“群众”意识到自己成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主体则是政治规训的结果。这种政治的强烈渗透性不但作为一种历史和当代的现象而存在，而且被赋予了合法性的意义。这种合法性不应该作为研究前提，而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这种合法性如何确立，且对中国民众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仍是当今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盲点。

(二)“政治史”与“地方史”

我推想，最近盛行的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政治”的思路可能出于以下考虑：近代政治的过多渗透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中就不存在对抗这种瓦解的基层力量。“地方史”研究者假设，只要在中国社会找到这些力量，也就等于找到了疏离和对抗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和流行，恰巧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契机，使得社会史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无法找到的研究手段，使得对宗教与地方组织构成因素的考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学的兴趣走向。

近几年兴起的“地方史”研究仿佛有意无意地强调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正面影响，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强的政治规训现象的反抗意味。他们对宗族的复兴与寺庙重建的解释大多摆脱了“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科学主义式解说，而赋予其地方合理性。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好处是容易凸现地方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如何在地方情景下重新得到理解，特别是能够说明近代乡村与城市在政治干预下的不同境况。

“地方史”研究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思考取向，那就是其中蕴涵着强烈的逆向于“现代化叙事”的关怀，即试图通过寻找基层社会中异质于现代化的传统品质，比如所谓“地方性知识”来重构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特别讲究通过象征和其他文化传承的形态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仅仅从上层政治经济学角但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三) 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身的运作很容易与解读受政治影响的其他现象相混淆。当然，有人会说，只有把“政治”放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也才能避免传统“革命史叙事”对政治的抽象处理。比如，为了反驳宏大叙事的命定论设计，有人把“革命”和“政治”的关系处理成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革命者对个人复杂的身份和社会网络的不断构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革命的影响变得并非微不足道。有人把城市工厂里的政治关系的改造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制，是“新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把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剥离成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而强调传统网络关系在革命中的连续性作用。这些层面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仍无法说明“政治”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的运转。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分析，仅提供几点想法供讨论。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陈旧的词汇而不再显得时髦。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制订与实施，仅是统治者头脑中方案的一种实施结果。因此，传统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与“错误意识”等而论之。而目前的社会理论研究已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认为“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并不是观念和精神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二是近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日趋频繁。这种社会动员形成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像的。这些社会动员往往会构成所谓“共意性运动”，最大范围地整合民间文化资源并消弭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