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作一下最后的总结。我最开始说明的论点是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行性的。但之后讲到，只要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并不会带来剧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的不等更主要是由工资收入的不等造成的，而不是资本收入的不等造成的。接下去，我讨论了民主制度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消除不同家族拥有不同人力资本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我的结论是，只要各家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那么即使在一个良好的政体下，也就是在不为腐败所扰、忠心代表选民利益的各政党进行有效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机会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证的。并且，要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较高儿童那种水平，要作出较大数额的投资。最后，我们发现，就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至少在美国，不同社会阶层机会平等的主要障碍并非信贷市场不完善，而是更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好可理解为是社会经济阶层不同或种族不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心理成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对在市场经济里实现平等的前景的预测是不乐观的。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试图推进社会的团结，也就是要说服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胞作出牺牲。约翰 .罗尔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一道德信条提供了精深的哲学依据，使以下的说法成为值得尊重的说法：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或者有聪明的大脑，不过是件侥幸的事，不应使获得高收入成为天经地义。也许过去三十五年里美国右派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最有危害性的后果是对博爱这个道德信条的否认。美国右派意识形态使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变成是体面的和正常的。
经常有人提出左派需要针对现时世界提出新政策、新想法。创新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弱点。团结这个旧想法依然很好。社会保险这个旧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必要性的人实际上往往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新的花招来说服那些已被右派教导自私是好事的选民选择进步政策。” 这种战略确实没有花招不行，但战略本身是错误的。左派应该开展的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来教给民众什么是公平，教给民众博爱是公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这样做是有基础的。美国右派智囊团—包括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Cato Institute,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and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每年有五亿美元的支出；它们已经用了35年的时间向民众灌输他们的观念。右派认识到了理论的重要性，而左派没有，左派吃了自种的苦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