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问题”的困境
为了解决长期困扰世界的“南北问题”，缩小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联合国在1974年5月1日的第六届特别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下称《宣言》）。《宣言》呼吁“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秩序将纠正不平等现象，改变现存的不公正状况，使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成为可能，并向现在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证稳步加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和平与正义。”1980年，以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衔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北方与南方：争取世界的生存》指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北方不可能看着这条船的南端正在下沉而无动于衷，因为船北端的浮力已不大了。……今天的问题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援助问题，而是根本改革世界经济。” “南方委员会”（The South Commission）在1990年报告《对南方的挑战》（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中也倡议建立一个“合理的、面向发展的国际体系”。
但现实打破了建立新秩序的乐观迷梦。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预计：“在未来的年代里，富国与贫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将进一步扩大，并且中等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将增大。……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现为七亿五千万，不久将达到十亿左右。” 1999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1960年，构成人类总人口最富的五分之一的那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的30倍，在1990年这一比例扩大到60倍，在1997年到达了74倍。[1] 这一趋势实际上是世界历史的延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研究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的著作中的数据表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人均收入的差额之比在1500年是3:1，到了1850年是5:1，1900年是6:1，1960年是10:1，到1970年竟达14:1。”[2]
那么，“南北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各个国际机构希望建立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能不能实现呢？在构想新秩序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旧秩序形成的根源，探究其不公正的要害所在。与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进行经济、政治、文明的全方位分析[3]不同，本文的视角集中在货币经济等级结构与国家的国界的交互影响上。本文试图通过辨析货币经济中天然的不平等性和由于国界划分所导致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之间的区别，来更好地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原因，并一次重新解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问题”。
二、货币经济与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
现在人们已经对世界体系内部的等级结构熟视无睹了，可是如果追根溯源，为什么世界体系内部会出现等级结构呢？我们认为，世界体系的微观基础是货币经济，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货币经济逐渐把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要素纳入其运行机制的过程，而货币经济运行的规则决定了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出现等级分化。
货币经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网络。作为人类合作机制的拓展，货币经济能产生规模效益，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易和分工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纳入其中，创造更多的合作剩余，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由于货币经济内部具体产业对整个体系支配力的差别与市场结构规则的不同，货币经济本身制造了不平等的等级金字塔产业结构。处于金字塔上层是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处于金字塔下层的是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货币经济的完整复合体。二者随着货币经济席卷全球而演化为世界体系内部的等级次序格局。
但是，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与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玩的并不是同一种游戏。”[4] 资本增值力不同的产业由于各自市场的不同而产生了“级差利润”。前者的市场结构是垄断性的、难以替代的、具有控制性。而后者的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易替代的，被控制的。双方地位不对等，前者可以控制和支配后者，享有超额的垄断利润。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并不表现为固定的产业，可能是钢铁业，也可能是计算机产业，但不论怎样，总有一个产业居于货币经济体系金字塔上层。[5] 货币经济的原则是追逐货币资本最大增值，因此，产业间资本增值力的不同使得个体资本为追求最大增值而自动流向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也就是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趋使下形成了竞争。正是追求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外在压力机制共同作用，使得现代经济具有自我发展的动态机制。
在货币经济时代，经济发展集中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增值。因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并不单纯指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绝对量的增减，更重要是指该国的主导产业的资本增值力的高低，在货币经济中的产业等级次序中的位置，以及该国在全球生产贸易金字塔中位置的升降。19世纪的李斯特明确地区分了“生产力”和“财富”。他的经典论断是:“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6] 为了资本的最大化增值，各国竞相调整和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以期使自身的主体产业在货币经济的产业等级序列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虽然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会使贸易双方都受益，但这并不表示双方的收益是一样的，也不表示双方在贸易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认为，由于存在不同资本增值力的产业，现代经济的实质恰恰是不平等的，资本增值力不同的产业会在根本上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均等。货币经济系统是世界体系不平等格局的来源和存在的基础。货币经济的普世化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合作剩余，但合作剩余并不是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的合作者，而是依据合作者在生产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来分配的。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所处的地理区位便成了世界体系内的中心，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所处的地理区位则成了世界体系内的边缘。
经济中心因拥有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而可以占分配的上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便是典型的代表，在19世纪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其对其它地区的支配和控制优势有如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时所描绘的那样，“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国家是我们的木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这就是占据了世界体系中心地位而可以将一切利益剩余“尽收囊中”的好处。美国今天所谓的“知识经济”也根植于发达的全球生产贸易体系之中的，是以其它国家的“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为基础的。
三、“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异化
人们习惯把世界经济比做一个国家的经济[7]，于是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问题”看作类似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问题。实际上，“南北问题”与国家内部的差距是根本不同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主体是排他性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维护排它性的国界[8]，使得各国之间不可自由移民。而在一国之内，劳动力往往可以在各个产业部门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使得人力资本利润率（即工资）平均化。
在现实世界中，因为中心国家拥有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这些国家会在与边缘国家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中获得超额收益。[9] 而国界的存在使得劳动力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即人力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不能在国际间实现。同时，由于中心国家国内的劳动力可以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利益共享，其国民经济中资本增值力较低的产业会拥有比边缘国家同一产业更高的收益。因此，由于有国界，中心国家的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享受到了资本增值高的产业的外溢利润。这一现象就是南北世界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我们认为，“南北问题”是资本增值力高低不同的产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和国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作一个比喻，本来货币经济犹如一条河流，其产业结构中的资本增值力高低不同的产业分别构成其上游与下游，这是必然性的“自然规律”；而民族国家的排它性边界划分，犹如在河流上截建而起的堤坝，使世界经济体系中必然出现的等级结构，通过人为的国际边界划分而被异化为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货币经济河流的不同流段的水位在自然地势落差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人为的差异，从而使人力资本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至多只能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国家内部产生作用效果。
“国籍”所形成的“身份性”特权使得南北世界的差距已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不平衡。经济学对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分析仅仅限定在其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上，仅把国家的边界隔离当作影响市场运转的非价格因素, 但没有深入到社会公正层次上进行分析。激进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认为，资本的可自由流动与劳动力的不可自由流动使南北之间的贸易成为了贸易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Trade）。[10] 国家的边界建构使得本来具有自我发展机制的世界经济等级结构蜕变为一个人为分裂的、维持中心特权的、僵持的而又充满剥削性的南北贸易与生产体系。
世界体系的产业金字塔等级结构中的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与资本增值力低的产业只是构成南北世界对峙格局的物质基础，并不构成其充足条件。现实中，国家总是用人为手段（如政府政策倾斜和财政再分配等）来缩小由货币经济等级结构造成的地区差距；而在国际范围中，恰恰是人为产物（国家的国界限定）加剧由货币经济等级次序造成的地区差距，导致了南北两极分化。因此，“南北问题”不是一般经济意义上的地区间差距问题。“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否可以用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来代替，这也是我们所必需反思的。
四、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否可能？
思想家们不愿坐视一个充满剥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提出了各种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两派：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和处于边缘的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具有进化主义导向。现代化理论认为南北世界的差异是由于北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南方国家尚处于传统社会。因此，南方国家应该借鉴北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北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所提供的理论模型有帕森斯的社会演化过程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英格尔斯提出的微观个体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心态转变。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典型理论是梁启超的“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变革”的学习模仿三阶段论。但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没带来南北世界的平衡，反而因为南方国家被更深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格局。
依附理论产生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认为“南北问题”是由于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依附所造成的。这一理论定义“依附”是“一类国家的经济为另一类国家经济的扩张和发展所制约”[11]（我们可以认为依附的形成是由于在货币经济河流中下游的水流量取决于上游的状况。）依附理论不把“发达”看作是一组数据指标[12], 而是一种关系，也就是“发达”与“不发达”是世界经济体系内部两个不同但并存的二元格局。因此，依附理论认为，要解决南北问题就是要使南方国家摆脱对北方国家的依附。而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有两种主张，一种激进的主张认为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或“决裂”，自力更生，建立国际新秩序；一种较为温和的主张是希望通过“南南联合”来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
依附理论的两种主张无论是在现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难以成立。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带来摆脱依附地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只是另起炉灶，缔造了一个同样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如美国学者斯隆在批驳依附论时所列举的例证，“与社会主义古巴一直依赖食糖出口一样，社会主义的危地马拉也是依赖咖啡出口的。”[13] 埃及经济学家阿明（Samir Amin）提出，边缘国家所要脱离的国际体系不是别的，而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但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系便是资本主义体系，要参与国际市场与国际分工就必然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再者，主张“南南联合”来摆脱中心国家的扼制与剥削，与其说是反世界体系，还不如说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内部运行规则的作用而生产出另一个同样性质，只是范围较小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因为货币经济中的资本增值力高低不同的产业等级结构与国家的人为间隔划分，足以重造一个充满剥削的国际经济秩序。
虽然大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以前的理论都忽略了旧秩序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由于未能理清货币经济中“必然”的等级次序与国际经济秩序中“人为”的间隔划分之间的根本区别，很多理论设计把不可改变的必然等级次序当作努力取消的目标，而把应当改变的人为制造物－－国家――放在不可侵犯的禁区或所谓“主权神圣”的保护伞内。正是人为的国家隔离使得以货币经济为微观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异化成为一个充满剥削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如果新建的世界经济格局仍是“国际”格局，那么这一改革注定会踏上旧秩序不合理不公正的老路。
“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它“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14] 因而使人们对它缺少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使人们在审视国际经济秩序时逃避了真正的问题。货币经济的内在的等级性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强制性。货币经济体系中“中心”与“边缘”之间是“区域”的差别，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心”和“边缘”之间是“利益集团化”了的种族主义隔离。其实国家的人为排它性国界建构不就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隔离的野蛮行径吗?
我们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残缺的、打了折扣的全球化。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一开始便实行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这已经使成员国之间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大大消除。但因为欧盟对非成员国公民依然保持排他性的边界，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只能算一个更大的国家。因此，要想彻底的解决现在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只有实现全球的“无国界化”，通过充分的自由移民，打破劳动力的国籍垄断与封闭，使劳动力摆脱“国籍公民”的身份地位，而成为纯职业的契约者，即开放性的“世界公民”。到那时，国家不再是排它性的命运共同体，而是开放性的生活社区。只有这样，“国际经济旧秩序”才能转化为“世界经济新秩序”，“南北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国界化”在短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是我们最终努力的方向。
(福建省福州市金山福建农林大学经管学院（350002）zm380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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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兰·瑟本(Goran Therborn);<全球化与不平等：概念化与解释的论题>,覃方明、王楠译,《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第25页。
[2] 斯塔夫里亚诺斯, (1981)《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先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5页。
[3] 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二部分。
[4]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页4。
[5] 以钢铁业为例: 钢铁业在100年前是资本增值力高的产业,仅为少数国家垄断生产；后来印度、韩国等国加入,出现竞争,钢铁业的赢利日益减少。这时，美、英、法、日等国纷纷撒手,转而投入了垄断性的计算机技术产业。参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页43。
[6] 李斯特:(184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18。
[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个脚注上写道：“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是一个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页637,脚注21a).
[8] 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强调:“疆域乃国家的特征之一。”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55。而且吉登斯认为：“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吉登斯:(1985)《民族-国家与暴力》, 胡宗泽、赵力涛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60。
[9] 其余的来源如中心国家的纸币作为国际通行货币而获得的铸币税收入。
[10] Arghiri Emmanuel，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Chapter 4.
[11] Theotonio dos Santos,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60(2) p231
[12] 例如英格尔斯将社会现代化的指标量化，提出的参数达10项之多。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页16。
[13] 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欠缺>, 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页142。
[14]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