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都说他们代表经济增长。那么选民在选择其中一派执政时，是否只是选择不同的经济管理团队而已？
但愿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部分问题同“运气”有关。低廉的能源价格、快速的创新步伐、和以越来越低的售价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中国，为90年代的美国经济提供了有利因素，造就了低通胀和快增长。
克林顿总统和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根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当然，糟糕的政策可以把事情搞砸。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能源和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和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在很大程度上是拙劣的政策所造成的。
增长须能持续并惠及大众
事实上，差异巨大的发展策略所产生的效果也千差万别。
首先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经济增长不只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么简单。它必须能够持续：建立在环境恶化、举债消费、或者滥用稀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进行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还必须惠及大众，至少让多数人从中得益。“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行不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际上可以让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糟。美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就既不能持续也不能惠及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还不如7年前。
但我们不一定要牺牲平等才能够换取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包含的层面来促进增长。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它的人力，因此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就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
现代经济还需要冒险。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安全网，个人冒险的意愿就会更高。要不然，国民就有可能在面对国外竞争时要求政府保护。然而，社会保障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率。
未能促进社会团结还有其他代价，特别是消耗在保护财产和监禁罪犯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据估计，美国保安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几年内就会超过教育行业。把犯人囚禁在监狱1年的费用，可能超过在哈佛就读1年所须。美国的人均囚犯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把200万美国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应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但这笔开支实际上却被算成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国家在推动发展应扮演的角色
左派和右派的第二个重要差别，与国家在推动发展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左派了解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技术开发、甚至是发挥企业家作用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奠定了互联网和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
在19世纪，获得美国政府赞助的大学所进行的研究，为农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再由政府将先进技术推介给不计其数的美国农户。小企业贷款不仅在新企业创业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拓新行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政府是否应干预市场
第三个分别有点令人诧异：左派现在理解市场，也理解自己能够，而且应当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而右派，特别是美国的右派，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新一代的右派势力，以布什——切尼政府为例，实际上是老一代企业主义（corporatism）的老调重弹。
这些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行政权，但这样的权力却是用来捍卫既得利益，根本不太在乎市场原则。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包括为大型企业化农场提供补助、和征收关税以保护钢铁业。最近的例子还包括救助陷入危机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贷美（Freddie Mac）。夸夸其谈和现实情况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保护主义在里根执政时快速扩张，包括对日本汽车实行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
相反的，新一代左派势力试图让市场发挥作用。不受束缚的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转——目前的金融灾难再次凸显了这一结论。捍卫市场者有时也承认市场会失灵，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但他们声称市场的特点是具备“自我纠正”功能。在大萧条期间，我们听到类似的说法：政府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从长远来看，市场能让经济恢复到全民就业的情况。但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完蛋了。
解除管制的重大代价
市场在关键的时候无法自我纠正。即使灾难的起因是银行家的过度贪婪、或证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错误判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危机或衰退而坐视不管。可是，如果经济陷入危机时需要由政府来埋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这样的情况不会经常出现。
右派解除管制的作法根本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以所损失的产值来看，单在美国也许就会超过1万5000亿美元。
右派经常把自己的学术源头追溯到史密斯（Adam Smith）。但史密斯在确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极限。即便在史密斯生活的年代，企业已经发现，通过合谋抬高价格比生产创新产品更容易增加利润。因此，制定强大的反托拉斯法律特别重要。
主办派对轻而易举。可以让人们在当时感到心满意足。促进可持续发展却相对的困难。今天，与右派相比，左派拥有清楚、一致的目标，不仅提出如何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对选民来讲，做出选择并不太难。
作者Joseph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最新著作是同琳达·比尔米斯（Linda Bilmes）合著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正代价》。
英文原题：Turn Left for Grow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