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起大落”之根由
自1958年初中央南宁会议之后，舅舅开始了长达21年的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同时国家也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无休无止、愈演愈烈的动荡与劫难。在舅舅的获罪、流刑、囚禁，家族的挂念、惊恐、担忧，国家的深重灾难中，我也由中学生、大学生，到参加工作，进入成年。这一切迫使我将舅舅的“出事”与国家的灾难联系起来作连贯的思考。因为导致这些灾难的“运动”与“斗争”，都与庐山那件冤案相关联。
最初我孤立地看待舅舅的“出事”，奇怪他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自己和家族的安危，以至于还想过：难道他不可以学一下宁武子吗？（《论语》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在用常情思维不得其解之后，我逐渐认识到，我只有跳出家族的亲情、荣辱、求安避祸的心态和视界，从事实出发，站在国家、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认知舅舅，才能得到解答。
舅舅的“大起”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他在所谓的“廷试”中，中了“状元”。
起因是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发表文章，建议兴建三峡大坝，主张赶快上马，讲了种种理由，并被毛主席接受。毛主席还发表词作《水调歌头》，豪迈地宣布——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可是在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上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时，毛主席听说党内高级干部中还有个孤独的坚决反对者——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毛主席下令让林一山、李锐到会，当面辩论，人称“御前辩论”。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舅舅讲了半个小时。毛主席说：“讲了还不算”，让两人各写一篇文章，第3天交卷。文章交上去，第3天晚上继续开会时，毛主席大大表扬舅舅的文章写得好，采纳了舅舅的意见，无限期地将三峡工程搁置起来，还当场指着舅舅说：“你给我当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继而又一再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要注意培养秀才”。
在毛主席点名让舅舅当秘书时，舅舅说：“我当不了。水电工作太忙了。”毛主席说：“当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会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祝贺舅舅说：“你是廷试中了状元呀！”传了开去，这就是“李锐廷试中状元”的由来。
我妈妈听了党内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的报告后，很激动地对我说：“今后你们孩子和我们大人一样，都要向舅舅学习，要又红又专。毛主席表扬他是秀才，是高级干部又红又专的一面旗帜！”
后来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多次提到舅舅——毛说他收到了李锐的“3封信”，“算是个好人”，“不要坐在后面，坐到前面来嘛！”“你怎么只给我骨头吃，不给我肉吃呢？”还说，“我感谢你！共产党感谢共产党。”等等。会后有人跟舅舅开玩笑：“李锐呀，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这些就是我所知的舅舅“大起”的若干情况。大约可算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吧。
对于舅舅的“大起”人们有4个意外。
第一，李锐竟敢在“大跃进”已经风生水起的年代，尤其是在南宁会议上提反面意见。
南宁会议是毛主席为大力推动“大跃进”而召开的。此前，约两三年来，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在政治高压和形势驱使下，绝大多数都不得不定“高指标”，报“高成绩”，浮夸、吹牛、讲假话，对后果不负责任；凡如此，就属正常、就是革命。而讲真话、讲科学、实事求是，强调对后果负责任，就不正常，就是“右倾、保守”，就要犯错误。政治风气是“唱高调”，经济建设就乱了套。周总理和陈云认为这样搞是冒进，这样下去不行。从1956年开始，提出并采取措施反冒进。不料这就引起毛主席的严重不满，于是就召开南宁会议批判周、陈。毛主席定性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用毛泽东反毛泽东”。更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抬出并表扬当时唱高调的柯庆施，几乎动摇了周恩来的总理地位。会议气氛紧张，周、陈一再检讨。最后毛主席终于达到继续扩大、推动“大跃进”狂热的目的。薄一波后来说南宁会议“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在时代和党内是这样极“左”而又狂热的背景下，毛主席又已经发表了要上三峡工程的《水调歌头》，李锐还敢单枪匹马顶风而上说：“反对！”对很多人来说确属意外。但是对舅舅来说却很正常。因为作为国家水电事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必须讲真话，必须为决策的后果对国家、对民族负历史的责任。至于个人的荣辱安危，他根本无暇顾及。试想，如果不是当时有李锐挺身反对，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到处饿死人的“大跃进”年代，真的让三峡工程上了马，工程会“烂尾”到什么程度？会把国家拖到怎样民穷财尽的地步？对后代子孙又会埋下多少“人或为鱼鳖”的巨大隐患？单就此事而言，舅舅于国家民族，功莫大焉。
第二个意外是在“反反冒进”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居然采纳了舅舅的反面意见。
有人说这是因为毛主席爱才，李锐的文章写得好；也有人说李锐是个“小人物”，采纳“小人物”的意见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如果换了个大人物来提反面意见，情况就难说了。我想，毛主席爱才，在他眼中李锐是个“小人物”，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对这个有才的“小人物”的反面意见听进去了，当即无限期推迟了三峡工程。试想如果不是舅舅的发言和答卷道理充分、依据真实、符合国情、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话，仅凭词章文采，毛主席是绝不会对这旷世未有的工程决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的。我想，毛主席固然爱舅舅的文才、辩才，但在当时，可能更看中的是舅舅从实际出发，对复杂问题能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做游刃有余的剖析和把握的能力。这从后来毛主席用舅舅主要不是写文章，而是要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向舅舅“要肉吃”，得到佐证。
第三个意外是毛主席点名要舅舅给他当秘书，而舅舅却推托不就。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喜事，舅舅却推托说：“我当不了。水电工作太忙了。”在旁人看来，舅舅的这种表态，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对舅舅来说一切都很直白，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他到南宁参加“廷辩”、“廷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阻止三峡工程上马。目的达到了，他就尽到了责任，就当下心安了。当然，对舅舅来说，毛主席如此赏识他、表扬他、当场点名要他当秘书，也属意外。但舅舅本性是个要做事的人，不是一个“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的人，所以他无意借助“毛主席秘书”的身份去升官。他一则留恋水电事业，二则深知自己讲真话、不趋避的秉性难以做好毛主席的秘书工作，所以才有这样的表态。所以当周小舟恭喜他“中状元”时，他会脱口而出：“不然。我会碰鬼的。”“碰鬼”是湖南土话，意即会惹祸，会出问题。
第四个意外是舅舅说“碰鬼”竟一语成谶。从说这句话到庐山落难，时隔仅一年半。
舅舅在庐山获“罪”，下山之后被批斗、定“罪”，于1960年5月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当时正值大饥荒时代。超强度的持续的“连轴转”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饥饿、浮肿、疾病，几乎让他葬身荒原。幸得田家英、李富春相救，于1961年底回到北京，等待甄别和分配工作。在这段时间我和舅舅常有接触，自然不可避免要谈到庐山。
我曾问他：“你当时可不可以不说话？”
舅舅说：“生产力遭破坏，全国性的饥荒。一个人对国家、社会总要有点责任感嘛！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人人都不讲真话，谁对国家、民族负责任呢？”
我问：“你出头讲话，对自己的后果有没有预料？”
他说：“我知道我或早或晚会出事，有这个预料。当初周小舟恭喜我‘中状元’，我就说过‘我会碰鬼的’。”
我问：“你的动机固然是好的，但是动机和效果应该统一。你不管自己的后果，可在全局上就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这次会议本来就是要反‘左’纠偏的。如果能把这个初衷贯彻下去就好了。可是没料到，结果适得其反，又反过来批右。”
舅舅接着说：“我现在是深为自责的。这倒不是自己如何倒霉，我自责的是在国家、在全局上由本来的反‘左’逆转为反右，形势越搞越坏，而引起这种逆转的因由有我一份。所以对这个全局性的后果，我有一种负罪感。”
我问：“既然原来就是要反‘左’，你们的意见也是反‘左’，不是对了吗？毛主席就听不出你们的好意吗？提对了怎么还错了，又变成反右？”
我是个学理工的，当时入党两年多，涉世不深，真是搞不懂这里含有一种什么逻辑。
“这有很深的政治原因，很复杂……” 舅舅说：“同样一句话，就看是谁来讲了……你也不必多问了。”
当时舅舅在京是等待甄别的“戴罪”之身，又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不让我多问，我也不好深究。
“这样说来，你并不知深浅。又怎么可以轻易地讲话呢？”我又回到老问题上。
“你不知道，毛在上海会议上点过我的名，嫌我胆子小，他说‘李锐就是不敢讲话’；他还说明朝有个海瑞是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是他让我们讲话的。当初我对三峡工程的不同看法，他也能够采纳。况且庐山会议之初是‘神仙会’，气氛轻松，‘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求畅所欲言。凡此种种，都是当时误以为可以讲话的条件。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情轻松不起来。我和田家英在含鄱口对了一幅成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上心头’。当时全国饥荒那么严重，生产力完全被破坏，经济面临崩溃，即使没有上边那些认为可以讲话的条件，当时的我也是一定会讲话的。为什么？总是希望中央、希望毛能把情况看清楚，把问题理清楚，能下决心把反‘左’搞得更彻底。”
“是了”，我说：“这就是我妈妈常对我说的，在政治上你是一片真诚，一派天真，完全不识利害，不保本。”
舅舅当时就不高兴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叫不识利害？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做人总要有责任感，要对历史负责。我不赞成凡事保全自己的想法。”
舅舅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我当时就知道，他在庐山落难是不可避免的。他永远也不会学宁武子。
在庐山会议上，为了保护田家英、胡乔木，舅舅把本是田家英私下说的他调离岗位时将对毛主席进言三条：“一是不要像斯大林那样，生前独断专行，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二是不要听不得批评；三是不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主动兜揽过来，说这是他李锐自己的意见，是他李锐说的，与田家英无关，是别人听误会了，这事应完全由他李锐负责。这样就大大加重了自己的罪名和彻底惹恼了毛主席，却侥幸保得田家英、胡乔木过关。这件事体现舅舅李锐为顾全大局、保护同志，有“主动下地狱”的舍己精神。
1966年5月，在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的迫害下，田家英自杀身亡。“文革”中，项目组到舅舅当时流放地安徽磨子潭外调，要舅舅检举揭发胡乔木、吴冷西与田家英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基于对田、胡、吴的了解和对毛主席身边人物的了解，舅舅“讲真话、不讲假话”的秉性又再次起作用，他居然把矛头指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正是红得发紫、大权在握的陈伯达。他对项目人员表示他不认为胡、吴有什么问题，他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人物是陈伯达！”舅舅宁肯自己“罪上加罪”也要保护同志，也要把他心目中祸国殃民的佞臣揭发出来。果然，他因此又惹恼了陈伯达，再次引火烧身，招来“秦城8年”的牢狱之灾。
1979年初，他平反复出重当水电部副部长不久，一天妈妈很忧心地告诉我：“你舅舅刚上任，到基层去考察，见到下级单位挂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标准像，他大光其火，批评人家搞个人迷信，让人家立即摘下来。你看他好大的胆子！”妈妈说：“你在北京，要规劝他一下。”
受妈妈之托，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舅舅事情的原委，舅舅似乎早就知道是我妈妈的意思，顿时就冒火了。他说——
是啊！我是让他们立即给我摘下来！不对吗？为什么现在还搞个人迷信？我们党和国家吃这个亏还小吗？“大跃进”饿死的人还少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还不惨痛吗？真是岂有此理！再搞个人迷信，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我说：“我妈妈也是反对搞个人迷信的。但是中国的事不能那么急。你刚刚平反，她只是希望你凡事谨慎一些。”
舅舅说——
谨慎什么？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原则问题，不能容忍。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走向正常。毛讲的‘六不怕’（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全党“解放思想”，“不要怕鬼”。再三强调：戴机会主义帽子、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枪毙，这6项都不要怕。后来被合称“六不怕”—作者注），我实践了5个，只差砍头枪毙了。我不相信会为这事枪毙我。时代必须前进，不能倒退。
这就是舅舅李锐平反复出之初的言行心态。由此可以看出，经历20年的生死磨难，劫后余生，舅舅李锐依然故我。
回顾舅舅这21年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以事实为根据作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舅舅的“大起”也好，“大落”也罢，表象不同，根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他对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需要他维护国家利益的关头，他是奋不顾身的。我妈妈说得对，在这种时候他是个“不保本的人”。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舅舅；而他一生中太多的“意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平反复出与时俱进
舅舅平反复出之后，仍以他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使他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如人们熟知的——
一片孤忠，始终坚持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国家决策之时，舅舅奔走呼号，心劳力竭。及至三峡工程“木已成舟”，于2004年5月他还上书胡锦涛、温家宝，转呈35位专家联署的建议书，提醒中央注意防范库区的淤积和注意河谷两岸山体稳定等问题。为国为民，他长怀千载之忧。
出版成名之作《庐山会议实录》。舅舅以史家之笔记录了1959年那次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影响至深，为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埋下祸根的庐山会议的始末，弥补了党史空白，向全党、向世人如实揭示了在这场旷世奇冤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党内最高层及领袖人物的态度和表现，客观地、深刻地反映出个人迷信的淫威，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毒害及其恐怖恶劣的影响。
关于对这次庐山会议的感想，舅舅曾多次对我说——
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人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说到这里，有必要讲讲《庐山会议实录》的由来。当时的庐山会议没有录像、没有录音、没有记录。幸亏舅舅在一个黑皮本子上做了详细记录。舅舅平反后在归还他的东西时，惟独不见了这个笔记本。舅舅立即向上反映：“你们去查陈伯达专案，应当是陈伯达拿走了。”果然，陈伯达很识货，是他拿走了这个笔记本。取回了这个笔记本，舅舅才有可能写出《庐山会议实录》。这个笔记本最终被中央存档，成了佐证这段党史的孤本。由于有了舅舅，才有这个孤本，这也是我党的幸事。
深刻认识我党历史上最难改的错误就是“左”，并强烈坚持反“左”。不仅是在思想理论上、方针政策上、舆论时政上，舅舅都会旗帜鲜明地公开自己的见解。早在1987年，舅舅发觉有人抬出“左”王搞活动，想让“左王”当中央总书记时，立即直接上书赵紫阳、邓小平，仅隔3～4天时间，邓小平就拍板撤销“左王”的一切职务。这不仅是大快人心，更重要的是使中国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人们不难设想，如果真让“左王”上台，改革开放肯定半途而废，反攻倒算之后，中国又要回到极“左”时代，人民就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人民和历史应当感谢邓小平。而向邓小平写报告痛陈利害的，正是我的舅舅李锐。从这一点上讲，舅舅又一次立下历史功勋。
饱经沧桑，是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对当代中国有深刻了解。舅舅以党内的改革开放促进者的立场，拥护“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不断为完善我党的领导向中央进言，希望认真总结汲取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的重要。他欢呼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热切希望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中国早日实现民富国强，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凡此种种，他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主张，不仅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前瞻性，也代表了当代人民大众的心声。
在秦城8年的囚禁之中，写了后来轰动政坛诗坛的《龙胆紫集》。“秦城8年”是继北大荒劳改之后对李锐的又一次惨痛打击，但是他没有消沉和自弃。他以坚强的意志在狱中坚持锻炼身体，在斗室之中坚持跑步。他更担心的是在长囚之中因与世隔绝而导致脑力衰退。他想起王若飞从国民党狱中放出来，把怀表说成“锅盖”的事，锻炼脑力就成了他在狱中最紧急的要务。思维活动的增加和长囚中的无言独坐，深入思考，他又有很多情感、认知、回忆，成为创作的冲动。可是一直苦于狱中禁用纸笔，不能尝愿。一次跌伤，他有了棉签和擦伤口用的龙胆紫药水。他是个有心人，灵光一现，他发觉棉签当笔、龙胆紫当墨，不是可以在狱中可读的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吗？于是日积月累，心织笔耕，和着血泪写下“讴歌革命、回忆生平”的400多首抒怀、言志、咏物、记事、怀人、思辨的诗词。这就是《龙胆紫集》的由来。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论诗时，有“根、苗、华、实”四者的比喻。他说写诗所本的原则和应达到的境界当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样才是好诗。舅舅的诗词是做到了的，他“胸中血耿耿”，以真诚炽烈的情感、凝炼生动的语言、融情合仄的声韵，将自己以身许国的大义情怀和着血泪，或锥心刺骨滴沥而出，或澎湃于胸喷涌而出，使读者心灵震撼，为之激奋、感动、落泪。
在《楚辞·惜颂》篇中，屈原说：“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舅舅因囚而写《龙胆紫集》，二者非常相似，都是因爱国忧时进诤言而蒙冤落难，进而“发愤以抒情”的。
《龙胆紫集》的读者多矣！好评如潮。我以为赵朴老的《临江仙·题<龙胆紫集>》是最高明、最贴切的。该词文字优美，语带双关将写景、寓事、抒情及评价诗人等巧妙地融为一体——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减，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豪无疑问，《龙胆紫集》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意义等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成就。有读者评它为“峥嵘诗国”里的“突兀奇峰”，我以为毫不为过。《龙胆紫集》必将在诗坛上永放瑰丽的光彩。
感谢舅舅在1990年书赠我“秦城旧句”（即《龙胆紫集》）中的一首七绝《骆驼》——
气宇轩昂阔步前，风沙做伴到终年。一生负重征途远，辛苦甘尝岂怨言。
这既是舅舅自己的咏物言志，也是对我的鞭策与教育。
五、大德微言
在商量如何庆祝舅舅91岁大寿时，我和大表妹唐承安（我姨妈的长女）一致认为舅舅的一生可以概括为：“无畏无私参国政，先忧后乐度平生”。我想这就是李锐其人之大观也。这也就是舅舅成为受人爱戴的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知名人物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舅舅也是有缺点的。李普叔叔是我父亲早年的战友，也是与舅舅有70年友谊的战友与知己，他在贺舅舅“米寿”的文章中指出舅舅的缺点，包括：“相当骄傲”、“有意无意把‘傲上’看作一种美德”、处事意气，每每“因小失大”还自我得意，等等。我觉得都是“有的放矢”的中肯之 言，我都赞成。
可以说凡是骄傲的人，一般均有所恃。陈独秀是舅舅敬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学问家和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可恃者多矣。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痛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存在种种专制、愚昧、落后和丑恶现象，一时又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义愤所激，这个伟大人物就曾发表过错误的过激言论，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李大钊也发表文章批评陈独秀的错误，但他指出陈的错误是源自“爱之深”与“恨之切”。陈独秀本也是个铁骨铮铮“相当骄傲”之人，但他通过自省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同时陈独秀又是个充满豪气的坦荡之人，他接受李大钊的批评，主动登门对李大钊说：“我要做个向真理投降的英雄！”这样，两个伟人的手握到一起，真理又回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的形象就更加光辉和高大了。
舅舅作为一个以身许国的爱国者，知名的革命前辈与公众政治人物，深爱我们的国家和党；他感情炽烈、性格刚强，又“相当骄傲”；如果因为主观要求过急，脱离客观现实而出现类似陈独秀当年的错误，是完全可能的。倘如是，因为李锐的特殊地位，广泛影响，就会对国家、社会、乃至舅舅本身造成危害，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1979年初，舅舅平反复出之后，姨妈曾嘱咐我“提醒舅舅，防止骄傲”。我曾斗胆送他一幅自拟的本来是用于自勉的对联——
万古真言谦受益，一生安慰思无邪。
因为我的毛笔字不好，这两句话是写在一张便签上的。我说：“‘一生安慰思无邪’您是做到了的；而‘万古真言谦受益’还请舅舅多多思量。”
舅舅当时似乎并没以为忤，没有发脾气。他沈吟片刻后说：“此联平仄对仗是可以的。”再没有其他的话。
舅舅是有大道德、大智慧的人，当然是“瑕不掩瑜”。既如此，为何我还要说上述这许多话？因为“心所谓危”，我爱舅舅就不能不说。舅舅知我心哉！
六、幸福晚年
在庆祝舅舅80大寿时，舅舅曾说：“我这一生大致可等分为四个时期：头20年求学，第二个20年革命，第三个20年坐牢，第四个20年就是现在，是平生最快乐的时期。”他亲切地拍着舅妈张玉珍的肩头继续说：“第一我有个好老婆啊！没有玉珍的照顾，我活不到今天。做梦也没想到能活80岁！第二，我现在是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舅舅在平反复出之后能遇上舅妈张玉珍，就真是有了后福。
舅妈张玉珍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副厅级老干部，出身于陕北米脂一个贫苦的石匠之家。套句老话是“根正苗红”。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冒险救助、掩护了很多遭难的老干部。舅舅平反复职之后，人们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舅舅说他选中舅妈张玉珍，就是看中她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善良心地。事实证明，舅舅的眼光是不错的。
舅妈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很深的阅历和很强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她的经历与舅舅不同，惟其如此，她比舅舅更接近基层、更接近实际，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渠道了解国情、民情。这样就使得她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判断能适时地为舅舅提供对比和参照。这对于舅舅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犹如一个完整的自动控制系统，不能一味地只有正反馈信息，还必须有全面信息的对比、认知机制，尤其是必须有负反馈信息的提供和采纳机制一样。有这样一个贤内助陪伴舅舅，舅舅真是有大福了。
舅妈善良、贤惠，加之早年有过医护方面的经验，所以对舅舅的饮食、起居、冷暖，关怀得无微不至。舅舅每天所有要吃的药都是她按日、按次、按量分包，按时让舅舅服下；舅舅吃水果都由她削皮切块（或剥皮分瓣）用盘盛好插上牙签送到舅舅手边；每顿饭都让舅舅吃得舒服、合口味而有营养；舅舅的客人多，她都热情招待、得体安排，使舅舅和客人高兴。至于舅舅生病住院，更是由她日夜护理寸步不离，必到实在支撑不住才由她的孩子替她做短暂的值守；她心细如发，舅舅自己尚无感觉，她就发现舅舅心动过缓，逼着舅舅立即检查，结果当时就被医院留下，很快就安上了起搏器。如今舅妈自己也是77岁高龄，身体也不好。由于她深爱舅舅，近30年来她为舅舅付出的辛劳、倾注的情感和心血，是无人能及，有口皆碑的。这就是舅舅健康、长寿的保障。
从庆祝舅舅80大寿至今又过去了11年。舅舅在舅妈的精心呵护下，身体、精神非常健旺。90多岁的人，鹤发童颜，思维敏捷，谈吐幽默机智；读书看报，手不释卷，伏案工作，笔耕不辍；坚持天天游泳，兴致来时下围棋可与我们晚辈车轮战而无倦意；终日宾客如云，大家众星捧月，高谈阔论，意气飞扬；更常与众诗友千里唱和，饮酒高会，登高作赋，吟赏烟霞。实实地应了一句老话：“是真名士自风流”。舅舅是真快乐、真潇洒。
舅舅的幸福、快乐，与时代、国家紧密相联。时代在前进，国家在走向民主富强。相信在庆祝舅舅百岁寿辰之时，舅舅、舅妈将会迎来更大的幸福与快乐。
附：此文刊发时，李锐老做完心脏搭支架手术，寄来诗歌3首。
搭支架有感
李锐
虽安起搏器回生，
依旧心中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
仍留老骥续争鸣。
2008年4月28日，在北京医院做搭支架手术，于手术台上吟得此绝。感谢钱院长和各位大夫，尤其是主治大夫何青主任和特来参加手术的阜外医院高院长。
2003年86岁时，做起搏器手术，曾吟得两首绝句赠主刀的两位大夫：
妙手自回春，一刀救我心。
从今放胆活，能不感恩深。
灯台无影动刀抢，不让华佗独擅场。
妙手仁心今日见，老夫喜得寿而康。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