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第一个以企业家身份来大学校园里做讲座的当代作家，在这里我只是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讲对管理的理解。希望大家在这里也只把我当作一个企业家来理解。
在我22年的劳改生涯中，曾经对《资本论》三卷通读了一遍，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它是建设市场经济的最好的教科书。从平反以后，再到当作家，以至到现在，我也有了读其他现代管理的书，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我读书，而我就靠《资本论》对我的启发建立了一套我的管理办法。
因此我下面所讲也许只是适合西部，也许只是适合我的企业，只不过提供给大家一种经验而已。
在管理中，尤其是在西部，管理者直接接触的就是劳动者，因此就应从劳动者身上开始着手。在此，我们首先要把两个基本东西弄清楚。一是，产权明晰问题。它不仅仅是资产组成的明晰化，而还要是资本者和劳动者权力的明晰化。这在发达国家可能很明确，在西部却要大力地强调。因为他们处于落后的劳动环境，西部的素质教育水平很低，劳动者很少，甚至是没有接受过劳动的培训。他们完全是为了解决基本生活才来工作的。因此，如果我们管理者要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责任，首先就要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满足他们的权利，因为不知道权利的时候，也就不知道他们的责任。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劳动者来尊敬他们，他们才会有自尊。应该明确的告诉他们拥有如何的权利，公司如何运做，以及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并且管理者应该给他们高出当地平均水平的工资，这样在他们的权利得到满足后，他就会努力的工作，就会自然明白公司给予的多，员工就必须付出的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换过程。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象有些老板，漠视员工的权利，一开始就谈要求，而不提出他们的权利。第而个要弄清楚的问题，可能在学术上是不成立的，但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即谁养活谁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就受了一种影响，认为地主是农民养活的，资本家是工人养活的，他们的阶级对立倾向很明显。于是在公司中总是对老板不服气，认为少了自己就不行似的。而管理者就必须让他们明白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谁养活了谁。从公司体制，从市场经济上告诉他们商品的价值过程是怎样产生的，体力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事实上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而科技，知识，技术，智力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高精尖产业中，体力劳动可以微弱到不计，。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进行分配，哪种生产要素在产出取得价值中最重要呢？当然是科技，知识，智力等！管理就是智力投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付出的多当让就分的多最多。能够就业，事实上是他们的幸运，要让他们明白在公司中没有管理者绝对不行，而劳动力却能被任何劳动力所取代。这样来调动员工的忠诚感，心理不服气的人是管理不好的，一定要让下面的员工心服口服。 在西部地区这就是管理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另外，我们每一个企业都是利益共同体，这在每个人身上都必须体现出来。因此尽量让员工和企业营业额联系起来。如何做好这一点呢？就我的影视城而言，我建立了评议会，让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意见，说话的权利。要员工自己意识到所谓利益共同体就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整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每一个人都是链条上的以环，如果谁的工作不认真，也会影响到整个公司和别人。这样就能够使工人在自己尽职尽责以后，也注意到各个环节中的每一个人，以便在评议会中对别人作出评定。那样每个环节都做好了，整体就会给人留下最好的印象。于是以此形成一种常规，时间长了，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中遵循他，那么链条效应就很好的发挥出来了。
在此，我还想谈谈的就是名人效应。名人效应，在刚创办企业时有着宣传作用，使得有多少人认识张贤亮，就有多少人知道华夏西部影视城。但是仅仅靠名人的品牌，即便是宣传效应也不能持久，有可能我在写作上获得的名气会在管理中破灭。因此，只有靠我们自己来摸索，靠实际的努力，决不能挂着名人的招牌当幌子，而事实上我今天所讲的也都是我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得来的。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眼光狭窄。拿我的企业来说，在中国的所有影视城中我们是唯一个不收，或者只是象征性收一点场出费的。事实上每一个剧组来影视城拍戏都是一笔软投资，他们的布景都是一种艺术的软投资，而剧中的人物，也会带来名人效应，这样我们影视城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也靠旅游费来创收入。另外管理者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首先就要发现某些东西的价值。比如影视城，以前它实际上就是一片荒凉，而我们发现了它的价值，并且开发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化底蕴和远大的眼光。任何公司都是如此，决不能只看到硬投资，而忽视软投资，并且眼光一定要深远，这样企业就会很好的运转起来。
八年来，我就是靠这些心得和体会把影视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办起来，使它成了宁夏经济和社会效应最好的企业，而且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些企业。也有许多的电影电视到影视城拍摄，且取得很好的效果，最典型的就是《大话西游》。因此我认为我的一些管理理念应该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机遇中干出一番事业来。
主讲人简介：
张贤亮，中国小说家。1936年生于南京，原藉江苏盱台。1955年曾任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在农场、牧场当农业工人。1979年平反。发表小说多篇。被译成17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张贤亮首部被搬上银幕的小说是《灵与肉》，由李准改编，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完成于1982年。影片以严峻、深沉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多年的命运，从扭曲的时代中挖掘出美，从普通人身上迸射出真与善的光辉。凝聚在主人公命运中的伤痕与甜蜜，痛苦与欢乐，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劳动者质朴，纯真的感情与雄伟壮美的草原生活图景相交融，抒发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影片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抓住了“笑中含泪”的特点，让人们在酸甜苦辣中去深思和回味。获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
《肖尔布拉克》是改编张贤亮作品的第二次尝试，影片保留了小说的风格，以第一人称质朴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一曲感人的抒情颂歌，又以简炼，流畅的电影化的时空结构，展现了一幅幅情节明丽的生活画面。它反映了六、七十年代流落新疆和赴建设兵团的男女青年的坎坷生活经历，表现了那些在苦水和碱水里泡过的人，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黑炮事件》是1985年改编的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由黄建新导演。影片把讽刺和痛苦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引起人们无限的慨叹和沉痛的笑，对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发出深沉的思索。影片成功的塑造了赵书信这个银幕典型，通过他，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而有之地表现出来。影片通过这桩莫须有事件的剖析，引起了如何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获198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
近年来张贤亮投身于商界。不再写小说，只写些随笔文章。现任宁夏文联、作协主席。
"与改革开放同行"——访著名作家张贤亮
“改革开放20年在我身上留下的印痕或许比别人更典型、更突出。”涉及“改革开放对作家人生历程的影响”这个话题，张贤亮立刻来了精神，放下吃了一半的晚餐，情绪饱满，侃侃而谈：“我的命运发展几乎和整个社会的命运发展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就得不到肉体和精神的解放；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就不会下海办实业。”
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是在自治区庆祝4O大寿期间“偷偷跑出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谢晋从影50年纪念活动的。之所以“顾此失彼”，缘于谢导的名片《牧马人》——该片改编自张贤亮在1979年获得平反之后创作的重要作品《灵与肉》。张贤亮说，回忆劳改队的生活，最感动的经历就是1964年的一个晚上在露天看谢晋早年导演的片子《红色娘子军》，那一晚，风吹鼓着银幕，猎猎如旗。张贤亮走过的工年“苦难的历程”，从他1979年之后陆续发表的小说中，读者可以试图感受。通常认为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即本于生活中的作者自己。随着《灵与肉》获1980年“全国第3届短篇小说奖”，《牧马人》获1981年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张贤亮和“老右”许灵均的形象一起走入刚刚解脱心灵禁铜的国人心中。
作为“和全民族一起蒙难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看成是个体生命和社会政治的二重组合。一种超越个人自我实现的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忧患意识，在张贤亮早期的小说中极为凸显。读者也许不会忘记《绿化树》中章永璘边读《资本论》边思考社会和历史走向的章节，张贤亮本人正是在狱中读完了几遍《资本论》。由此不难理解，90年代后张贤亮会因为“文人下海”而成热点人物——他走在别的作家前面，身体力行，开始真正参与到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了。“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不是蜻蜒点水，也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亲身实践，真正投入到大潮中去了。”谈及此，张贤亮极为得意。让他自负的当然还有他一手创办的实体——位于宁夏荒野之中的“西部影视城”，张贤亮说，影视城的成功其实也是为利用知识经济加速落后地区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艺术也是生产力，文化含量越大的商品价值也应越大，影视城其实就是两个废墟，把文化剥掉，就没人去看。出卖荒凉，卖的就是文化。”
张贤亮曾经考虑过以当代社会为题材写作，而近一两年他深深感到，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时期还远远没有写够，“不充分揭露造成悲剧的原因，今天的改革就没有足够的动力。”特别是年轻人，只有让他们真正了解过去，“20年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才不至于像天方夜潭，他们才能认识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何在。”张贤亮一直认为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观念问题，只有观念转变了，体制才有可能真正转变，极“左”思潮的后遗症在今天并不是完全消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2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有忧患而后有思虑，有忧患而后有知识，有忧患而后有学问，有忧患而后有事来。”清末民初历史学家智由的名言对张贤亮而言最恰当不过，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时，一部时间跨度较大、取材于极“左”年代的小说已经在他的具体酝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