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走了！中国哲学界失去了一位富有思想、在全国哲学教学科研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保持长久影响、桃李满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和名副其实的恩师！萧公有恩于我，不是一般的恩，是恩重如山的恩。一个人的成长，关键是一步或几步。萧公就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有恩于我的师长。这个意义上，没有萧前老师，就没有我郑杭生的今天！这里我想回忆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和紧接着的几步，以此怀念我的恩师。
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完成人大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五年制的学业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还没有如愿（直到1965年底到湘潭农村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后在1961年初才加入），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其中的一个选择是南昌——那里有我的一位年龄大我很多的姐姐。当然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边疆去，但是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留在人大可以说是想也不怎么敢想的奢望。直到这一年的6月底或7月初，正当自己反复猜想究竟能到哪里去之时，组织上通知我，我被留在当时萧前教授主持的人大哲学研究所! 这个如此出于意料的消息，使我感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后来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萧前老师力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些文章中曾经提到：“在我毕业时，由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萧前老师的力主，决定让我留校，成为人民大学名家荟萃的教师群体中的一员。” 在我报到后不久，萧前老师——当时我们尊称他为萧公，他比我大12岁——找我谈话，曾谈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对马列经典著作较为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为人不错等，给了我诸多鼓励，解除了多年藏在心里的压抑感。我对萧前老师非常感激。决心好好在他领导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应当说，留在人大，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起点，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道路、学术发展上最关键的一步。
当时人大哲学研究所成立不是很久，但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何思敬、王方明、石峻等名家，中年的有向刘俊、姚中原等，年轻的有我们1956级同学：靳辉明、王文卿、葛荣晋等。那时全所学习、讨论、各种会议不少。名家们的发言、争论，给了我们刚刚工作的青年教师多方面的启示和教育。特别是萧公，他的发言与他讲课一样，妙语连连，多有思想火花，更给人以诸多帮助。那时萧公外出考察、编写教材、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较多，回来总是给我们讲讲情况和他的体会，更是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和视野。这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提供了成长的很好的学术氛围。
萧前老师，那时不到四十，适值当年，思维敏捷，正处在创作的高峰。他善于用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底。那时，萧前老师写了大量这样的理论文章。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论条件》一文，该文在1962年第四期《哲学研究》发表前，曾在所里讨论，征求过意见。实践和辩证这两个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两个一辈子都有用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除了从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学到的，直接是从萧前老师那里学到和加深的。萧前老师针对中国的实际，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条件所做的具体分析，后来也这样那样影响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我把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详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其中这样强调条件，应当承认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萧前老师观点的影响。
萧前老师不但把我留下来，而且重用我。当时，他和关锋、吴传启和陈先达一起给哲学系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班学生一起开一门新课“辩证逻辑”。我那时是助教。他们四位讲过一次后，我也开始独立讲其中的两讲。这中间除萧前老师外，陈先达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由助教这样来讲课在全校并不多见，其中的锻炼是可想而知的。人有时是要压压任务的，萧前老师放手用人和培养的苦心，也是可以体会的。由于先听后讲“辩证逻辑”这门课，学习了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针对一些不确切的解释，我写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光明日报》，1963，5，3）。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一点新意的学术论文。这个机会是萧前老师给的。
由于要开“辩证逻辑”这门课，需要参考材料，我看见一本俄文的新书，即科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我向萧前老师提出，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萧前老师马上同意，这样我就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条件是必须有一位资深的校者。我就找了马玉柯老师。他痛快地答应了。这样，这一本由我主译的书，在1964年出版。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这个机会也是萧前老师给的。
在我开始进入和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时，碰到萧公这样好的老师和领导，实在是我的万幸。他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萧公力主留我在人大这最关键的一步，没有他重用我的那几步，就不会有我以后的发展。
但是，没有经过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力主把我留在人大，也成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罪状”。因为我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苗子”、“白专道路的标本”、“封资修的徒子徒孙”等。萧前老师为我受过，使我心里十分难受。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在一个大会上斗胆为萧老师逐条驳斥了强加给他他的所谓“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所谓他“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我说明了事实：那时萧老师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是在他家乡听蒋介石十万个听众中的一个。这就是“接见”的真相。萧老师对我一直非常信任。我感到幸运的是，曾经在快二十年前在哈尔滨陪同萧前老师和潘师母一起到婚姻登记处去登记。萧前老师晚年亏得有潘师母的精心照顾，我们作为弟子都非常感谢她。
（作者系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教授） （编辑：艾宜）
萧前，原名萧前棻，1924年7月出生于湖北沙市。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特邀代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深教授、荣誉教授。
2000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五名资深教授之一，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
2004年，为纪念萧前教授80寿辰，《萧前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书名，选录了萧前教授1956－2003年间发表的65篇文章和讲话，展示了萧前教授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中不懈追求的学术历程。
由于萧前教授在教学、科研工作的突出成绩，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1981年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92年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特邀代表。从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五名资深教授之一，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
哲学之树常青——萧前教授生平
萧前，原名萧前棻，1924年7月出生于湖北沙市。1946年参加革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特邀代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深教授、荣誉教授。
萧前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民主气氛浓厚的西南联合大学，积极投入“要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王汉斌、彭珮云的领导下开展学生工作，并担任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期间，他担任学生罢课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罢课活动。
1946年底，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吴晗的推荐下，萧前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北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随后留校任教，并被组织安排做艾思奇的行政和学术秘书。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建了华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萧前同志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一批教师，并在这里工作了一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人才。
1951年，普?伊?尼基金、弗?让?凯列、巴尔道林、塔拉干诺夫、斯卡尔任斯卡等苏联专家先后来到人民大学讲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教师作翻译和理论辅导，萧前为理论辅导组负责人。1959年12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人民大学哲学系开始编写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艾思奇任主编。萧前等13名教师组成教科书编写组和资料组参与编写，萧前为该书主要执笔人之一。这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由人民出版社1961年初版，1962年修订再版，1968年修订后又第三次出版。该书不仅供高等学校使用, 而且也供干部教育使用, 这是我国第一部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0年6月，为了从事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研究生，以适应理论建设和学术批判工作的需要，人民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正式成立。萧前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主管教学科研工作，为哲学系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1963年7月16日，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号召, 萧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此文发表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赏, 周总理还特地将此文向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做了推荐。
1963年11月10日，萧前当选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批斗，被下放到江西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解放。
1980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成立，萧前担任哲学编辑委员会委员、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分支编写组主编。
1981年5月，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版。两书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哲学专业教材，力求比较完整、正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概括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成就，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国哲学教学、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力地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的谬论，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1987年，《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优秀奖。1996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荣获国家教委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97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荣获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993年，由萧前、黄楠森、陈晏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和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2004年，为纪念萧前教授80寿辰，《萧前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书名，选录了萧前教授1956－2003年间发表的65篇文章和讲话，展示了萧前教授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中不懈追求的学术历程。
由于萧前教授在教学、科研工作的突出成绩，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1981年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92年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特邀代表。从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五名资深教授之一，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萧前教授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关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将之提升到哲学的层面进行思考。早在1963年，他就撰文指出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需要对实践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检验认识的复杂性进行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他多次深入农村、厂矿进行调查研究，用新鲜的实践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哲学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晚年体弱多病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仍然关心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章发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高尚情怀和境界。
萧前教授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编辑：艾宜）
萧前:哲学之树常青
2007年09月05日10:38 来源：《光明日报》
哲人已逝,精神永驻,风范长存。于春吉吉摄
萧前：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早年曾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得力助手，由此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39岁撰写论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关注现实，关注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体系代表人物之一，又是变革传统体系的带头人物之一；哲学园地耕耘一生，耄耋之年蓦然回首，缤纷弟子已白头。真理似大树，郁郁葱葱常青不凋；哲学如长河，在他的生命深处萦回。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家是智慧的化身,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
2007年8月23日凌晨3时50分,哲学家萧前走完了84年的人生旅程──一颗智慧之星陨落了,留下的是沉甸甸的著作和深湛的思想。
与萧前共事多年且同是哲学家的韩树英教授这样评价这位老朋友──
“为适应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传播、宣传、捍卫、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作为人师,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一代又一代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建功立业;作为学者,他的著作闪耀着持久的理论光芒,广泛影响着我国哲学界。”
哲人已逝,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与哲学的生命之缘
也许,萧前的生命与哲学本有缘分。
萧前在回忆如何走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时称:“自己一生最值得庆幸的是遇到了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和苏联专家凯列两位老师。”
萧前四五岁时,随父母定居苏州,在省立苏州实验小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内迁,辗转于长沙、泸州、重庆等地。在漂泊动荡中,萧前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被书中描述的红军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深感动。
在四川国立二中上学期间,萧前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因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读书偶译》,被同学冠以“牛克思”的雅号。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三时,一篇阐述“性善性恶”的作文以生动的哲理性分析深得老师赞赏。中学时期的萧前心中萌生了研究哲学,做个哲学家的愿望。
1944年高中毕业后,萧前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与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同学。他广泛学习各门自然科学课程,形成严谨的思维和学风,为日后学习研究哲学打下了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后来,萧前积极参加“要民主、反内战”运动,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王汉斌、彭珮云领导下开展学生工作,并由组织推荐担任了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期间,萧前置自身安危于度外,加入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担任委员,站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列。
1946年底,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吴晗同志的推荐下,萧前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留校工作。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47年春节,萧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哲学家艾思奇,并被安排做他的行政和学术秘书。当时艾思奇受毛泽东委托,正在组织人员编写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艾思奇身边,萧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成为艾思奇的得力助手。1948年北方大学合并到华北大学,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从此,除“文革”期间人大解散的几年外,萧前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大学。他先后担任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室主讲教师,哲学系副主任,还兼任过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委、《哲学研究》杂志编委。
1952年2月,苏联专家凯列来到人民大学工作。同年6月,人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成立,直属校部领导,由成仿吾副校长兼任主任。凯列是教研室唯一的苏联专家,兼任顾问和教学工作。教研室决定让萧前做凯列的助手,协助他进行教学和研究指导工作。凯列担负着教研室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有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以及西方哲学史等课程,还有相关的课堂讨论、辅导,任务繁重。凯列在人大工作了两年半,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人大马克思主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有萧前的功劳。萧前是凯列在人大讲学时最得力的助手。两人接触最多,联系最密切。凯列给研究生讲课、课堂讨论、辅导等活动,萧前都参加。课后,萧前深入班组了解情况,收集意见问题,同时指导大家学习,并向凯列反映情况,商量教学工作。他们两人不仅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在思想志趣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或相近之处。两人在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中建立了深挚的友谊。
39岁时发表的论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
为响应毛泽东“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号召,萧前在1963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文《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甚是赏识,后来周恩来也向当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推荐了这篇文章和“青年哲学家”萧前。
这时,萧前才39岁,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
萧前的文章之所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并非偶然。萧前当时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志愿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思想者了。这篇文章所感所言,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文章内容固然涉及对哲学与大众关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哲学家深切关注现实、关注实践,并自觉置身于其中的理论责任感和思想敏锐性。
人们由此开始重视萧前,了解萧前。在今天看来,萧前这种自觉的、一如既往的理论责任和思想敏锐,正是他继李达、杨献珍、艾思奇等哲学家之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新一代学术带头人所特有的品格。他的学问、智慧和人生,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半个多世纪来,萧前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苏联专家回国后,中国学者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萧前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简称“艾本”)的撰写工作。“艾本”是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模式转化为中国模式的典范和权威。艾思奇去世后,萧前等人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艾本”进行了多次修订。
1981至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萧前又与李秀林、汪永祥共同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部教科书。这两部书，以严密的体系、充实的内容、缜密的叙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萧前再次受国家教委委托,牵头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这一全国重点课题研究。他带领课题组部分成员赴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了多次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研讨会。1993年,萧前与黄枬森、陈晏清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在致力于学科建设和改革的同时,萧前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在长期深入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盲目冒进和一哄而上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萧前在《哲学研究》上先后发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与阶级根源》、《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等文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认真探讨。
和许多学者一样,“文革”期间,萧前被冠以“黑手”、“反动学者”等罪名,遭到迫害,下放劳动,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重新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1980年,萧前在《红旗》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在统一的哲学。他在《哲学研究》发表《论实践的形式》,特别提醒人们要重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一基本观点。他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断。针对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他认为,只有认识到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也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确立和发展,并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基础,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区分开的关键,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赖以确立的哲学基础。这些观点逐渐被理论界接受,并主要体现在他和李淮春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高校教学生涯中，萧前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育的学科奠基人和带头人之一。
大家风范
萧前是著名哲学家,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无论是对同事还是学生、晚辈,都持平等态度。在学问上,只论真不真,有没有道理,不讲年龄辈分。南开大学哲学系原主任陈晏清教授回忆,1980年初,教育部委托萧前主编全国哲学专业教材,在国防大学开了一次全国性研讨会,讨论人大哲学专业的试用教材,提出意见以便进行修改。他作为萧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以前一直对萧前有一种仰视的感觉。他在会上作了一个“跪一条腿造反”的发言,一开头就说,学生造老师的“反”多是跪着造反,但两条腿都跪下这“反”就造不成了,一条腿都不跪那就不是学生。然后对教材编写的框架和具体表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讲时痛快,讲完心里就“扑通”开了,觉得自己有些张狂,很是后悔。没想到萧前不仅没有任何反感和责备,反而认为他有独立的见解,并邀请他参加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萧前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我国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写的,其初衷也是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所助益。在他看来,这不但是一个个人研究兴趣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问题。即使在晚年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思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新闻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有了新的想法,就找学生来讨论,并写成文章发表。
萧前特别注意文风问题,受《大众哲学》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风影响,他的文章融理论的深刻性、逻辑的严密性与表达方式的通俗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简洁、生动、传神、上口。萧前经常对学生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这样的哲学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真理都是朴素的,这就是俗话说的“真佛爱说家常话”,越是故弄玄虚、云山雾罩,越表明还没有把问题弄得很明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萧前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委,并任“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主编。编写工作一开始,萧前就指出,这是一项很重要、很严格,质量要求很高的工作,从条目的设置、审定、修改,撰稿人的选择,以及编写过程中的稿件反复等,都需要认真细致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由于条目撰稿人众多,且散布全国各地,稿件质量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组的修改和编写任务十分繁重,对稿件的取舍,也很难处理,特别对那些质量差又小有名气的作者,处理起来就更麻烦。针对这种情况,萧前强调,对稿件的质量要求不能降低,要一丝不苟,对达不到质量要求的稿件一律不能采用,无论是谁,哪怕是名人所写,也要退回修改或换人重写,只有基本达到质量要求有修改基础的稿件,才能由编写组做进一步修改。在萧前的带领下,写作历时约两年,顺利完成。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萧前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教育家。在人大,在哲学界,他人缘好、口碑佳、名望高,被尊称为“萧公”。“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不仅是萧前自己做人处世的座右铭,也是他教书育人的准则。萧前在哲学园地里耕耘了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不仅以渊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把学生领进了智慧的殿堂,而且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影响他们如何处世做人。他教的学生,指导的研究生,许多已成为著名学者。
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1953年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学习。他说:“我是萧老师的一个老学生,我的第一位哲学老师就是萧前老师,是他领着我走进哲学这个殿堂的,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今天，我的学生在人大哲学院也早已有学生了,萧老师的的确确是人大哲学院的‘祖师爷’。”在萧前80诞辰时,陈先达曾经赋诗祝贺:“头白弟子髦龄师,犹记当年受教时。玉树临风英姿爽,播火传薪启后世。一生追求多风雨,几经磨难果满枝。尽收长江收百斗,师恩如山敢忘之。”
胡福明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他于1959年9月至1962年12月在人大哲学研究班学习。胡福明说:“萧前老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帮助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培养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能力。”
萧前指导研究生特别注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时,发现“价值论”的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而价值理论是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属于基本原理领域,在国际哲学界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分支。当萧前的第一个博士生李德顺提出要以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萧前表现出了一位学术大家的远见卓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风范。他立即邀请当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写工作的十余位国内著名学者,共同就这一选题加以认真的审议和论证。当这个选题得到认可后,萧前放弃了原来安排学生参加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的计划,转而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李德顺进行这项学术攻关和创新工作。经过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李德顺35万字的博士论文《真理、价值、自由——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引论》终于在1986年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该论文后来以《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为题正式出版,成为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一部具有代表性和奠基意义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的李德顺满怀感激地说:“萧老师善于在自己的周围营造一种气氛,让人才,让思想,让成果不断地涌现出来,在他的身边,学术的发展是不停止的。”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哲学老兵
萧前晚年常以哲学老兵自称。2006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成立50周年之际,他撰文感言──
我这一生是与我国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就是我的生命。如果说哲学是一条长河,我就是这条长河中的一滴水。近年来,我生活难以自理,但头脑中时常转悠的、甚至睡梦中时常萦回的,还是一些哲学问题。这是我的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的精神的真实写照。
1996年秋,萧前不幸中风，患脑溢血。手术之后,他为自己仍能够整段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兴奋不已,为自己能够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而激动不已,他更为自己能够跨入新千年、新世纪而高兴。他的左手、左腿失去了知觉,不能动作,他却幽默地说:“这是报应,谁叫我反‘左’呢!”
病后的老人不得不暂放下研究多年的课题,离开心爱的讲坛。面对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困难和不便,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地称自己是“两手抓”,即一手抓体能锻炼,一手抓脑力恢复。尽管看书读报非常吃力,可他每天坚持阅读,始终以一个理论家特有的敏锐关心着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理论研究动态。
萧前夫人潘瑰智是一位医生，医疗护理方面很有经验。萧前中风偏瘫之后，全依靠着夫人的侍候，不仅有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也包括精神上的相濡以沫互勉互励。为了进行恢复性锻炼，萧夫人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每天陪着他散步，床上面挂着吊环，床边安着扶手。学生们去看望他，有时候他躺在床上，还要做几个动作，开玩笑地说，她要把我培养成运动健将哩！
学生们去看他，见他精神很好，也胖了，说：“您比过去胖了。”他指着夫人说:“她是一个好‘饲养员’啊！”
萧前逝世后，凯列教授发来唁电，称萧前的去世是萧夫人特别重大的损失，她为延长萧前的生命，付出得太多了！
前些年,萧前不顾年事已高和疾病缠身,担任了“艾思奇著作编委会”的编委,参加艾思奇的著作、译文和一些没有发表的讲义、文稿、生平年谱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为《艾思奇全书》最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付出了心血。（记者李亚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