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了王兆山先生的两首词，其中一首名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在传媒中传开后，引发了许多读者和网民的巨大反感。这几天，互联网上对他一片斥骂之声。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全国人民英勇的抗震救灾伟大斗争，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互联网上、文艺演出活动中，都出现了大量感人肺腑、激荡人心的好诗篇，唯独这首《江城子》词，虽然也是描写地震中民众的感受，但却令人反感，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复述一下这首词：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避难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作者写作初衷，可能是为了表现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关爱受灾群众，借罹难者的语言来进行抒情，应该说，运用这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是允许的，动机也是好的。

但是，由于作者在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上的胡涂，这首词错误地解读了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因此，这首词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

首先，该词错误地解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后，之所以牵动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即组织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人员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立即赶赴灾区，就是因为地震发生后，废墟下的生命在呻吟，必须立即前去救援。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人权、人性、人本中的第一要素，就是人的生存权，生命高于一切，而党和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生存幸福。人民的生存幸福是“果”，党和国家的一切关怀行为是“因”。这种理念，就是“人本思想”，事实上它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孟子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他又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央领导同志冒着余震、山体滑坡的危险，多次到救灾第一线；解放军和其他各路广大救灾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分夺秒，早一点、多一点救出废墟下的生命。但即使是这样的“党疼(痛)国爱”，也依然无法挽回数万条生命，对逝者而言，地震大灾无情，他们被迫离世，是永远的痛苦和厄难，他们根本无“幸福”可言，而王兆山的词中却说他们因为有了“党疼国爱”，所以便“纵做鬼，也幸福”，这就是属于“强奸鬼意”的没心肝式的语言了，是把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颠倒过来了，它实际上是在误导人们：有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即使死了也满足。而实际却是，我们党和国家向人民施以关怀，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并不是要人民用生命来感恩，诗人岂可以这种轻佻语言来代鬼“立言”，这就无疑太冷酷了。

其次，这首词最后两句“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也很不妥。地震和奥运并没有任何联系，硬拉一起便是矫情，这是写诗填词之大忌。而且奥运与人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中国举办奥运，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谊，让生活更美好，也就是说，奥运本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缔造和谐世界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就定位为“人文奥运”，这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生存、幸福第一尊重的理念。而这首《江城子》词，却把“看奥运”当成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生目标，认为只要有奥运会可看，即使死了做鬼也心甘，也会“欢呼”，这实际上颠倒了因果关系，既亵渎了逝者，也亵渎了奥运会。

三是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犯了混淆歌颂和阿谀界线的毛病。自古及今，颂诗、颂词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数量大、题材广，有颂君王的、颂师长的、颂社会群体的、颂国家的，等等。解放以后，我们的歌颂性作品也很繁盛，有颂领袖的、颂党的、颂祖国的、颂英雄的、颂山川的，等等。在歌颂性文学作品中，讲好话、作比拟、以形容词进行修饰，也都允许。但是，这种形容和比拟必须确当。超过了程度便是阿谀。如“文革”中，有人“歌颂”江青这个反复无常的反人民的戏子是“旗手”，要向她“学习”之类，就是谀词，肉麻而无耻。王兆山这首词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把明明是痛苦逝去的冤魂，说成有“幸福”，说成他们为了“看奥运”，便“只盼坟前有屏幕”，这便是过头话，乱用形容词，从而把抗震题材的词，写成了阿谀词，这很不可取。

即使单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此词也存在问题，如没有严格按平仄和韵脚写，其“左军叔，右警姑”之类的语言，亦略显轻佻；“也幸福”、“同欢呼”之类词句则过度白话化。

当然，即使是王兆山写了这么一首不好的词，但我也并不主张对他一棍子打死，我相信他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观念上极端了点，把词的思想立意写歪了。但我们给他指出来，批评一下就行了，不必大张挞伐，更不应从人格上羞辱他。因为他的这首词，用词遣句不妥是肯定的，但并无对社会的恶意。有的网民对他咒骂，甚至写诗填词咒他死，这就是网络暴力了，我是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