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从最近刚接到的一本杂志上，我才知道洪谦教授已经去世的消息。先生忌日是哪月哪天，我甚至至今仍不知晓，只知道是今年的事。如此说来，洪先生在这世上共活了八十三年（1909—1992）。
人活八十而撒手人间，用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算是无疾而终了吧?但，无疾而终，是否就是无憾而终呢?先生临去之前，是否也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思呢?我不知道。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洪谦教授有两点与众不同。
一、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而成为西方20世纪哲学主流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洪谦几乎是唯一的一人。尤其洪谦所参与推动的哲学学派，即日后发展成的所谓西方分析和科学哲学，可说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去最远、最不相干的思想流派，这就更让人不能不感到有几分“异数”。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开放门户时，洪谦自己惊讶地发现，他已是“西方”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当年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实际上已只剩英国的艾耶尔（Ayer）、美国的奎因（Quine）及中国的洪谦等寥寥数人。而要“论资排辈”的话，洪谦还在艾耶尔之上（艾耶尔去维也纳时，洪谦已是“维也纳学派”祖师石里克的助教）。八十年代初，英国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知名学者麦金纳斯，以及原属分析哲学后自立门户的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访问北京时，在洪先生面前恭敬而执弟子礼的情形，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洪谦的去世，不仅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个损失，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损失。
二、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重镇中，没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洪谦或许是唯一的一人。如笔者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重镇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巴金等几乎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其原因极其复杂，绝不仅仅是政治压力所能奏效，更不是什么人格矮小这类肤浅说法所能解释，而必须从更深的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了解。事实上，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实有其内在的撼人力量（不妨看看今日西方著名学府中马克思主义占尽上风的状况），另一方面则也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实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参拙文“儒学与现代”）。正是从这种比较深层的意义上，洪谦自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接受思想改造这一特例，才格外显得意味深长。它使人们不能不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信念，能使洪谦在极具魔力的思想改造运动面前独立不为所动?我以为，这里一个相当深刻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学术，亦即洪先生的内在支持力并不来自某种独特的政治立场，而来自他的基本学术立场，确切地说，是来自于他早已形成的对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及维也纳科学哲学精神的坚定信念。他之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服他放弃自己的这一基本哲学立场。
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及任何共产党国家，要坚持其他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尝试作一些调和的工作，都还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要坚持洪先生的这一套，则实有其太大的困难。因为洪先生所秉承的这套从贝克莱到马赫到石里克的所谓逻辑经验论哲学路线，恰恰是列宁在其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重点摧毁的对象，而列宁的这本书，不仅是共产党国家任何哲学系的必读书，而且是任何科系（理工农医都在内）入学和毕业都必考的，其地位就如旧中国的四书五经，是断然不能有半点违背的。但洪谦之为洪谦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之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但是四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是公开的、坦诚相见的。他的这种立场之“顽固”，不但是哲学界中人所共知，而且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从胡乔木一直到毛泽东本人都知道的。不过说来也是不可思议，似乎正是洪先生这种顽固的出名，“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机构时，竟点名非洪谦出任所长不可，并派胡乔木亲自登门拜访洪先生转达毛本人的邀请，因此有了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该所对于1980年后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流派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研究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于1981年考入北大外哲所，当时或正是该所最盛时期。除所长洪谦是“维也纳小组”成员外，副所长熊伟教授则是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亲炙弟子。对于与西方隔绝数十年的中国大陆，这两位教授的存在，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眼中几乎就是与西方联系的某种象征。当时所内的学术气氛是极其自由而又热烈的，我们可以阅读现代西方的任何著作，可以毫无顾忌地讨论任何问题，从未有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干扰。该所的学风也与外界颇有不同，例如，就中国大陆整体而言，“文革”后最早引入并引起讨论的西方现代哲学很可理解?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意大利的葛兰西（其《狱中笔记》中译本成为大陆这方面的最早译作之一，似早在1980年前）等。但在北大外哲所，则迥异其趣。这里的主流，同样很可理解地，一是与洪先生有渊源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一是与熊先生有渊源的现象学和诠释学。法兰克福派等的东西当然也都读一些，但学生们谈起来似多少都有些轻视之意，似总觉得不够“纯哲学”，同时，对于我们一些早在下乡时期就已读完《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老知青学生，亦多少觉得“新马”终还是“马”，从而不大提得起劲头。现在回想起来，这当然都是一些偏见，但同时也可见北大外哲所学风之一斑，即具有相当强烈的“理论”关怀，而相对有些轻视“实践”。
我并不是洪先生的学生。我的气质、性情与取向实际上都使我不可能钟情于洪先生所钟情的那一路哲学，同时我所偏爱的黑格尔及海德格尔等哲学，可以说也正是洪先生最不喜欢的。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缘，我与洪先生的来往却似比其他学生稍多一点。我所翻译的新康德学派卡西尔著《人论》一书，之所以会成为当时大陆最早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译著之一，同时也是大陆哲学界年轻一辈最早独立承担的译著之一，事实上正是与洪先生的支持和推荐有关。我最初译出的该书一章，本是为洪师编选的一部集子所用的。洪先生亲自校看了部分译稿后觉得不错，于是请陈启伟教授审校全稿定用。不久后上海出版社方面来京找洪、陈等先生组稿，他们两人都建议可考虑起用一些年轻一辈的，并特别推荐可由我译《人论》全书。这大体就是我在学术界初步“出道”的背景。记得当时对卡西尔哲学感兴趣时，洪先生曾特别告诉我石里克对卡西尔论爱因斯坦相对论一书有很高的评价，并向我简略讲解了新康德派与逻辑经验论的一些渊源关系及分歧所在。以后我自己研读胡塞尔《逻辑研究》一书时，先生又特别向我指出该书第一卷与分析哲学早期工作的相关性和平行性，并推荐我读弗雷格论“涵义”与“指称”的文章，以助理解胡塞尔书第二卷的“第一研究”。先生心中或暗暗希望我能由卡西尔语言哲学步入分析的语言哲学，由胡塞尔的逻辑而引渡至逻辑经验论?不管怎样，竖子终不堪造就也!我很快就无可救药地将胡塞尔书的第一卷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第二卷；同时在卡西尔方面，则由卡西尔当年与海德格尔那场著名辩论迅速“背叛”了卡西尔而一头栽入了海德格尔的“深渊”。
所有这些，洪先生都从来未曾说过什么。在这方面，先生是非常西方化的，他从不会建议你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纯粹个人选择的事。但是有一次，先生却对我真正不高兴甚至几乎发火了。在我与洪先生的几年交往中，这是唯一一次先生对我给以颜色，同时也是我个人一生中至今难忘的一次教训。事之缘起，不是别的，正是关于马克思主义。那是一天傍晚在洪先生家里聊天，一直聊得很高兴，不知怎么聊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我脱口而出以极其不屑一顾的轻侮口气将此书直贬入“狗屁不通”一类。未料先生竟勃然变色，尽管他没有提高声音，但有几句话的语气却是非常重的：“这不好，这很不好，年轻人不能这样，学术是学术!”我当时惊骇之下几有手足无措之感。因为我非常清楚地感到，事情并不关乎“禁忌”之类的事，而是关乎先生对学术的一种最基本立场，关乎年轻一辈治学基本态度是否严肃之事。而说到底，根本的问题正是在于对学术与政治之间是否有能力作某种适当分际之事。此事对我的震动实在是极大，而且使我对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极其复杂关系开始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以后我在北京主持“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工作时，曾特别提倡“非政治化”方向，强调编委会工作的纯学术性，现在想来实都与北大外哲所那几年的熏陶有关，而洪先生的这次耳提面命尤是常在心头，尽管究竟如何把捏学术与政治之分际，至今对我仍是相当困惑之事。
洪谦之为洪谦似乎就在于他是这样一种非常纯粹型的学者：一方面，他之所以一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使他信服自己的哲学信念和方法是错的；但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又是非常严肃的，从不出以轻侮、谩骂之心，因为他同样是从学术的角度力图客观地了解它、认识它。正因为这样，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时，他并不因此就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但同样，到八十年代初，当年轻一代都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以为然之时，他也绝不就此标榜自己一贯抵制马克思主义来哗众取宠，抬高身价。我对先生最感佩、最心折的正是这一点。可以说，不论对于他自己的哲学信念，还是对于他从不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先生几十年来的态度真正是一以贯之，始终严肃不二的。我深信，正是这样一种极其纯正厚实的基本学术态度和立场，才是洪谦能成为1949年后从未接受思想改造之罕见例证的最根本原因。先生最后遗作《卡尔纳普和他的哲学》结尾时对他最敬重的老师卡尔纳普的“科学人道主义”的描述，我以为也正是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而秉承在胸、未敢稍有怠懈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
卡尔纳普以为，哲学家应该不受任何政治目的左右，否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事物进行观察时，就不能采取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但这并不是说，他缺乏固有的政治立场。卡尔纳普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卡尔纳普虽然批评唯物主义，认为是形而上学派别之一，但他从来没有攻击过马克思主义。
尽管从哲学的角度讲，所谓“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比维也纳学派想像的复杂得多，而所谓“客观观察”的可能性也不那么容易论证，但恰恰因为如此，一个人如能几十年如一日力求凡事“采取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一个人如能时时把捏“批评”与“攻击”的差异，那么，我想他是可以当得起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之谓了。
十年忆断，先生已作仙鹤游!想起在他那幽静的书房中的多次谈话，想起他笑得高兴时竟像个儿童的模样，想起我出国后他还特地带话要我专心学术的吩咐，心头不禁有一种难言的感叹。突然又记起了那一年，他从维也纳出席维也纳大学为他取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而举行的隆重学术纪念会回来后，我去看他向他祝贺时，他一边给我看维也纳大学这次又颁给他的“特别荣誉博士”证书，一边却对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甘阳，你知道吗，我在外国每天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真妙啊!”我记得自己当时都傻了，脑中迅速闪过一位英语系好友告诉我的一件事：一次他去北大附近那家公共澡堂洗澡时，赤条条一个转身却发现迎面同样赤条条的竟是自己七十多岁的指导教授，大名鼎鼎的……（不说名字了罢!），我几乎恐惧地心中一个格登：莫非洪师平常也去那里?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家澡堂。
但有一件事我却一直为先生感到遗憾：以先生自幼在梁启超家中长大（两家是世交），幼年启蒙由梁任公亲自督导，先生的国学根底本应相当深厚。但毋庸讳言的是，洪先生后来实际只能用英、德两种外国文字写作，却觉得难以驾驭那“过于抒情的中文”（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原话），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莫名的惆怅。所幸，洪先生与中国文化其实并没有完全隔缘。一般人不大知道的是，洪先生有一位最钟爱的中国现代作家，那是苏曼殊!他托我在我老家杭州看看能不能买到苏曼殊作品时所流露出来的急切，以及他说到苏曼殊时那股“崇拜”劲头，曾使我极为感动。不过我一般从不问他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因为我怕他会用逻辑经验论的公式搪塞我。但有一次，先生自己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举出四个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您心目中是哪四位?我想了一下说：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先生沉吟一下说：我会加上一个萨特。我不觉感到相当的诧异，这当然不是说萨特不伟大，而是一般而言说到“伟大”的哲学家时，我们常会倾向于那些特别“理论化”的大哲，而萨特我们常会把他归入较偏“实践”方面的那一类哲学家。洪先生接下去说的一句话几乎有点不大相干：维也纳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个“无意义”也不是通常语言上说的无意义，而只是说这类命题无法有公共一致的意义。我心有所动，刚觉得有什么不大说得清楚的话想说，突然发现先生已明显把话题岔了开去。刹那间，我脑中嗡的一声只觉全身心都已被维特根斯坦那句令人颤抖不已的名言所震撼：
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沉默!
1992年8月于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