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当代大陆中国的成年公民来说，他们几乎都处在丑陋、罪错、虚伪的状态中而少有自觉，他们生活在暧昧、羞辱、污染和匮乏的状态中而少有应对。他们几乎很少能想到来自己孩童时代的梦想、青年少年的高洁善念，很少能想到天地自然的美丽和人心的深情。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做良医良相或总统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

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首先应该承认自身的卑怯和罪错。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表面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言行、心理和思维。

遗憾的是，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自然怀抱简单的拥有感，如今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瞎球传了，太空的旅行也已经踏空了一步；我们尽管不自知，却在自然的怀抱里一时轻松起来：这是我们外出的最大的收获。同样，我们的状态也不妨碍他们对老人和孩子怀抱简单的拥有感，我们祭祀先人以明自己的成功，我们养活孩子以表自己的福气。我们很少跟祖先和孩子进行彻底的交流，以传承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伦理文化。

是的，无论拥有自然风景还是拥有血缘家族，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他缺乏我们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最为彻底的真实：他自身的状态、位置和品质。一句话，他没有生活在真实之中。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是混到今天的，而且混得还不错。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经历了侮辱和损害，他也侮辱和伤害过别人。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势利者，一个虚荣分子，一个媚俗媚雅媚官媚商的无操行无德性者，一个吞吞吐吐之人。这些文明真实，他难以启齿，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他已经说不出来，他表达不了自己。

一个年满十八岁的现代成年公民所具有的品质：同情、自由、独立、平等、责任、自省、博爱，等等，很少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相反，我们绝大部分生活在乡愿、犬儒、合群而大的势利怯懦之中。因为缺乏一个文明个体所应有的品质，使得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一百多年，步履蹒跚，以至于全体大陆中国人不得不、甚至主动地把一种专制生活及其制度形式带入了新的千年世纪。大陆中国不适宜人居不说，就是居住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也在侮辱、损害和压迫中彼此仇恨，相互折腾了生生世世。

无论我们中国人如何夸耀今天的成就，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海外仍是他的安全目标，是他儿孙的落脚之地。由于缺乏对自身的认知，他们到了海外，也仍会低头做人、横着走路：势利、丑陋。我在《惜语》中曾痛惜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自明清"猪仔"求生以来，"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逃离流亡已成为我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青年、民工、女人、老者、学子纷纷移居异域，至美西、日本、澳洲、俄罗斯、马达加斯加。至于今日，全球华裔已数千万之众，约我大陆二十分之一。试问他族，有此惊人现象吗？语言专制之力使我流民再不思精进坚定，直认他乡作故乡。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犹太民族，大创造不及白人民族。遗民黄祸劣等不可理喻之形象，日渐深入人心。

而在大陆留居的中国人，则继续生活在无明之中。这种生存的无明，久而久之，甚至让中国人骄傲起来。即使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也骄傲于自己一生"庶几无愧"。有些在官民两界均讨巧的二丑人物，则有着观看自身声名的幸福感、悲壮感，他们回首过去，会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那些被制度、社会、群众压制得不幸的人，反而声称自己生活得最快乐；似乎国民不幸他幸运，他的快乐建立在专制生活之上。

这样同义反复的申说，并不表明中国人不自知。对那些有着移民冲动、流亡逃离意识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其实都知道大陆中国是什么东西，都知道生活在大陆中国要付出什么代价。当然，最悲惨最彻底的思想在普通人心上生长，它们往往最真实。如同王康的父亲临死前的善言：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野夫笔下的朋友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二．

这种生存的无明状态，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是一种缺乏肝胆心灵魂魄的亡命无命状态，就是说，它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生命状态，而是生命自身罪恶的表现使然。我们中国人的圣人早就明白这一点，故绞尽脑汁"为生命立命"，以神道设教而服天下，以华夷之辩来度化万民。故在中国人的成长里，有家教、族教、国教一类的教化辅助其完善生命，使其在人生的危险之旅中不至于过分堕落。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有终身之忧，圣人甚至不厌其烦地示范并规定了每天的省思瞬间：一日要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这种形式主义也符合生命自身的祷告本性。这种祷告既是无告的，又是告示一切的，既是反思的，又是正定正念正精进的。

不独东方圣人如此明哲，西方圣人更是将生命的罪性推到原罪的程度，并以极端的形式主义要求人的赎罪。这种赎罪的精神核心在于人的懊悔，如同一次疾病的治愈是重生的过程，精神灵魂的重生是借助懊悔来实现的。人类靠懊悔来解救自己的灵魂，表现出生命的德性。如同东方的省思是人体验天人之境的伦理活动一样，懊悔是西方文化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伦理心理实验行为。懊悔使世界有善的火光，人不会因积压的罪过而丧失生命，人可以也只能在沉郁而痛苦的懊悔之路上赢得生命，西方文化因此把懊悔当作德性世界强大的自我再生能力。

东西方的救命之路异曲同工，只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同调。借助于基督教文化强悍而执着的精神教义，西方人活得阳光而积极，代表了文明在近代以来的最高成就，并以物质的名义求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测试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又回馈了自然。而中国人却一直在失命复立命、失教复设教的轮回里。甚至有了西方的参照系的重新评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在数千年的历史里，它不断地繁衍，遭受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人口的毁灭，仍自立于世。

尽管今天生物学意义的优劣原则已非"知识正确"，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宣示也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主义代替，但被扬弃了的"国民劣根性"——经梁启超、鲁迅、柏杨等人阐发的国民性批判仍有其正当和文明意义。鲁迅终其一生批判国民劣根性，因为他深知中国人的下陷堕落的程度，故无论黑格尔主义或杜威的实用主义如何跟中国人的势利结合，无论中国人如何学会了理性、渐进、科学、现实的合理性等一类的名词，鲁迅仍执着地呼唤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魂魄，呼唤中国人心中的生命情怀或品性，他的言行可比传统文化的圣贤"为生民立命"，故他死后被称为"民族魂"。

不经过思考、反省、懊悔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失魂落魄的中国人仍得过且过了。由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个体总是难以自立，他们在脱离父母、人群之后无能自立，而主动被动地寻求依靠。他们要么跟随圣贤、大师，要么迷信或不得不认同生存第一的"吃饭史观"：粗口即是"有奶便是娘"，雅言则为 "服从者即得食"。因为中国人的圣贤生产机制的落后、圣贤认定标准的严苛、圣贤产生的稀少，使得这些类人孩经常世世代代不曾得见圣贤那样的仁者、爱者，不曾得见人类个体的精神高度、密度、广度和热度。这些失去依侍的人如同失怙的孩子，既无法无天，又屈从进而信服暴力。他们匍匐地崇拜了暴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就是我命名的次法西斯主义的表现。

中国人的次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本土的生存本能，比较而言，人性深处的那种独立不依的个人主义意志、那种不可撼动的个性自尊自立本能，似乎罕有萌芽。中国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贵如浮云"一类的个性张扬说辞总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是次法西斯式的合群生存。这种生存本能，大概从其上层合谋杀害吴起、商鞅之时就开始了，今天的上层仍合谋封杀过武训、胡适之、鲁迅、晏阳初、陶行知、赵紫阳、刘宾雁、李慎之等近代以来的中国圣贤。这种上层的次法西斯精神是平民大众的教师，因此，这个民族的先知、大臣、良相良将如王安石、岳飞、袁崇焕、谭嗣同等人，都曾在都市街头遭到千百万人的唾弃、食其肉而寝其皮。直到今天，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高耀洁、陈子明、刘晓波、高智晟、郭飞熊、胡佳等人在被封杀之后，同样为其邻居、朋友、同胞们如避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或如算账一样小心计算利害地选择对他们的态度。

三．

如此充满罪错的中国国民不曾省思，少有懊悔；他们生活在类人孩的状态中，虚假、伪善、傻美。他们很少也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发明发现，因为他们生存的主要精力在于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他们很少参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性努力，而是注重存量或增量的分享。这种分享如前说又是简单占有、肆意践踏的。

这种如蚁民、如蜂群一样的种族生存，其后果显然是不可知的恶性循环，是持续的危难。最为悲惨的，它的上层建筑甚至丧失了维持现状的意志和能力，而是反动到只愿尽一切努力维持它自己的威福，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任何天灾人祸、内辱外侮，它都掩饰、逃避、拖延，甚至自污以应对，由此导致它的平民大众、下层社会主动被动、被迫或被引导地行动起来。这一子民肝脑涂地的牺牲行为，在传统中国有两个或美好或惊天动地的名目，一对中国政治的悖论：勤王和造反。岳飞、辛弃疾和方腊，袁崇焕、郑成功和李自成，曾国藩、左宗棠和洪秀全，等等，就分别为传统中国政治做了最好的注脚。

但这种中国政治发展到后来，准确地说，到了近代，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健旺的生命力，即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王道、天道、天命等文明至上目的的支撑，反而多跟名教、财宝等相勾连。圣人设教跟深厚高远的天道站在一起，但后来这些神道天教被各种各样的国教僭越取代了，汉代崇信黄老，唐代尊奉道教，宋明验以理学，还有儒法斗法，佛教治国，等等，每一次形而下的洗脑，都使子民们变本加厉地强化了环境生存的本能。这个不断沦陷的过程，使得类人孩们的心智越来越封闭，情感越来越简单，意志越来越粗鄙。

于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群众运动：地区造反、扶清灭洋、劳工神圣，等等，如同死水里的沉渣不断泛起。这些现象如此惨不忍睹，令文明文化蒙羞，如同一个沉睡得过久的畸形巨人，一个蒙昧蛮硬得过久的僵尸，一个失去活气的木乃伊。

太平天国、义和团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子民造反或勤王（又称奉旨造反），中共的农民革命也是这一意义上的子民造反。遗憾的是，中国人自己对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仍多停留在一知半解之中。中国人依照国教或历史教科书的定义，将其认定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努力。以义和团为例，如历史学家张鸣先生明见的：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另一方面，类人孩们自以为独立思考地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历史了解之同情，而对这些显得愚昧的下层运动破口大骂。他们恐惧、敌视、妖魔化群众运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名教罪人，义和团是拳匪，中共的农民革命是一场共产共妻的泥腿子闹事。由这样的认知出发，他们甚至仇恨起历史和当下的社会青年、学生们的街头运动，他们认为那都是激进的、非理性的，是身体的青春本能，是阻挡社会进步甚至倒退的历史现象。这些类人孩们似乎忘了，正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甚至主动作恶，中国作为现代种群的共同体才自处难和、跟他人相处难调，中国的这种反文明反社会，因缘巧合之下，青年学生们的身体本能做出了反应，最正常不过的了。一国的类人孩们听任巴黎和会签下丧权辱国的协议，真正的孩子们本能地或不得不上街呐喊，开启了一个时代，这能完全怪罪孩子们吗？一国的类人孩们听任毛泽东一人实验，真正的孩子们被他叫出来造反，罪孽确实深重，这能怪罪孩子们多少呢？

那些乡愿、犬儒的类人孩认知，妖魔化他者、自污自大的认知，经过改革开放的扭曲，更为严重。当代汉语知识大概是其文明以来最为混乱的；作为世界知识下的地方知识，中国知识也是最为错乱，充满罪性，人类知识含量最为低下。经过了当代中国生存的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罪错，但他们不经修省、懊悔，反而主动被动地做了专制大家长怀抱里的类人孩，求取或暂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红利，变本加厉地加入了中国繁荣或崛起一类的合唱。他们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新新人类面前很少成为生命的榜样，很少具有人生的可示范性。由此导致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遭人谴，生态、世态、心态污染而匮乏，使得真正的孩子们，那些有机会蒙面的网民或实名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为狼狗们的声音。

由此可知，当代中国的类人孩较之传统中国的子民们，罪孽更为深重。由当代类人孩们合群生活的"中国劫"如此惨烈，以至于每到劫难来临，他们只能以次法西斯式的狼狗横暴应对。威福是他们的，小康是他们的，和谐是他们的，科学也是他们的；甚至灾难也是他们的。中国人的苦难成为他们抒写次法西斯式悲情的口实，天崩地解的断垣残壁成为他们粉墨登场的化妆间。传统中国统治集团及其合伙人们尚且有自知之明，有自责精神，有"罪己诏"一类的悔过行为，有大赦天下的意志；今天的中国统治集团及其类人孩合伙者，玩弄天下、自然、民众、青年于掌上。今天的中国统治带来的罪恶、灾难和危机，使得勤王和造反都有了新的表现，但无论与统治集团分享艰难、共赴国难，还是反对、维权或沉默，类人孩们都表现了一种次法西斯式的美学：规模、合群，沉默中的集体爆发，唯漂亮、煽情、伪崇高，一种集体迷狂。

四．

这个属于人类庞大基因种群中的成年个体，至今仍无自己的权利宣示，无自己的合众为一的原则，无自己的自处、相处的外交哲学，更不用说，无自己对混到今天的实录和懊悔。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在他们那里是缺失的，文明的至上目的因此与他们无缘。胡适之、黄仁宇曾以为抗日战争这样洪荒未有的抵御外侮事件，才使得中国人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但中国之组成仍只是一个国难修复的自然过程，而缺少全体成员及其代表辩难、和解、背书的再造过程。是以今日中国及其国民尚非文明俱乐部中一员。

中国国民仍为国教或国教下的各种名教、族教支配，马克思主义、中特主义、经济发展主义、儒教立国主义、基督教救国主义、阿訇、活佛、喇嘛、道长、大师、巨富、主席、总理，等等，都仍在分别给予十数亿国民以异质同构或异名异质的信服感、幸福感。由此可知中国国民对现代人类的权利和义务的无知和淡漠到了何种程度。

那些从孩子长成为成年国民的中国类人孩，不仅丧失了天真，而且充满了罪错。这种罪错对其身心的反动、报复是惊心动魄的，以至于中国国民终其一生多做了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只有以沉默来保持最后的自尊。他们既无能揭示中国的真相，又担当不起修省自己的明德，因此，他们只能沉默，在沉默中咀嚼更深的耻辱和罪过。这种罪错对那些无自尊廉耻的国民的报复也是惊心动魄的，他们在人生的收获期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是绝物也。

但无论他们如何匍匐在罪苦的泥潭里无能自拔，人性仍会在黑暗的某个时刻闪出一线微光，使他们明白自己人生的污染和匮乏，明白自己的人生难以说出来。即使他们教育自己将入社会的孩子要认清险恶，弱肉强食的社会只能做狼做狗，但他们面对纯真的孩子时仍难以启齿：他们自己做过哪些恶，犯过哪些错。这并非说他们不知道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而是说他们无意也羞于追究终极。他们的人生难以说出来，他们难以跟孩子们说，他们的生命是一种人生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也是一种人生示范。

这大概是占人类五分之一强的国民合众、至今不得不也主动过着专制生活的原因。这个人类最庞大的基因种群，彼此厌恶又不得不彼此依存，彼此制约又不得不合群傲世。如前说，他们的心智尽管封闭，但他们完全明白人生世界的是非对错，在打开他们的心智时，他们绝大部分投票说，如果有来世，那么下一辈子他们是不愿做中国人的。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至今的流亡，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移居异域，直认他乡为故乡。但仍有十数亿人聚众成国，原因有很多，比如仍有希望，比如被集体绑票，比如好死不如赖活或一动不如一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少有生存于文明世界的能力，他们缺乏通往文明世界的盘缠、他们无能获得通往文明世界的通行证。如果有柏林墙那样方便的国界线，中国人奔向自由文明世界的也许更多，香港的几次移民潮即是明证。令中国人悲哀的是，东土大陆是一个几乎封闭的大陆，他们只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类人孩人生。

我曾经谈到何家栋先生：在何家栋先生那里，陈独秀先生那样激越的爱忧"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已经失去，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无法通过的苍凉困惑，我们的老祖宗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何家栋先生怀疑他们走出来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在山上当猴子算了？走到一起为什么没有一点人的感觉？俄罗斯至少在前一个世纪里，有高尔基说过做一个人多骄傲。中国人有这种感受吗？做一个人多么骄傲，中国人的感觉是有钱多骄傲，有名多骄傲，有权多骄傲，有多少身外之物多骄傲，而且都那么忙着包装自己，好进入历史。俄罗斯人的感觉，高尔基是通过底层的流浪汉说出来的，确实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精神。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不曾有这种做人的感觉呢？我们都是影子，忽聚忽散，忽隐忽现，影子在黑暗中是不存在的，在光明中更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老祖宗为何走到一起是学者、历史学家们的任务，当代中国人如何自处、相处和他处却涉及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全体同胞的福祉。更何况，祖先们对人性、人生的思考构成了我们文明最可宝贵的遗产，这些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制度化、习俗化，制度习俗的变迁是否保证了人性，对人性的思考是否符合人性，这是对我们当代人的挑战。

五．

跟西方圣人们的应对有所不同，中国圣人在面对人性的沦落时，除了分辨君子小人之别，除了称道君子恐惧修省外，也提供了生命对外行为上的思考。即圣贤们公认的，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这一说辞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对人性的总结：圣贤承认人群中的关系，并把某一关系提撕出来，作为人生自我完善的典范。

人群中的这种关系、行为，作为一种观察对象时，君子成全他人的成人行为就具有了一种人性之美，是以中国人又明白，君子有成人之美。而大众在圣贤总结表彰的基础上，将这种人群关系制度化习俗化。中国人以为，成人是值得恭喜的，值得期待的。在中国人看来，成人甚至不是因为成全了他人的一次偶然事件而闪耀出一次美丽、德行，而是一种人生到底的承诺，一种持久的义务、责任，一种应享也分享的权利、自由。成人是人生的重大事实，它需要形式化进行确认。及冠礼以及各个民族、地区形式多样的成年礼都表明了对成人的看重，而中国人认定成年则还有一个简洁的办法，那就是，中国民众定义一个人告别孩童、青春少年的成人界限，把它划定在跟异性缔结婚姻家庭之时。熟悉的孩子结婚了，最好的赞辞莫过于"恭喜成人"。

成人的美至今少为人论述。成人确实失去了孩子的很多品性，那些孩童不意拥有的纯真，自然而美好，是成年人在孤独中极羡慕，甚至费尽一切辛劳去寻求也不能求得的。诗人甚至愿意生活在童话里：他知道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幻觉。但对孩子来说，成人是美好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快快成人，以参与这个世界。对文明社会来说，成人是文明社会赖以保证并发展的基石，成人是其原因，又是其结果。故成人之美决定了文明社会的成就。

成人的美一言难尽，中国文化甚至有着人物品评的传统。中国人认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豪爽、容止、自新、伤逝、栖逸等等都是成人之美的范围。现代文明则更科学地明确，成人之美在于他代表了生存、安全、责任和爱，代表了生命经验的真实。在这些成人之美中，财富是没有余地的，权势是无缘的。因为财富和权势只是个体自身的状态，远非他跟外界的关系及其品性。人的关系是如此丰富，内心的情怀和外在的信念是如此多样，因此，中国文化的成人之美是那样美不胜收。那以法施民的德行之美是属于尧舜的，那舞干戚不止的意志之美是属于刑天的，那三过家门不入、以劳定国的政事之美是属于大禹的，那非攻兼爱、摩顶放踵的方正之美是属于墨家钜子的，那哭尸于市、重义轻生的人性之美是属于女子聂荣的，那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文学人格之美是属于屈原的，那不食周粟宁愿饿死的栖逸义美是属于伯夷、叔齐的。中国文化提供了极为灿烂的成人之美，千里托孤、百里受命、毁家纾难、舍生取义、一诺千金、鞠躬尽瘁，等等，所有这些成人之美，都构筑了其中人物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成全了世界，成全了文明。

成人的美因此对孩子构成了持久的挑战，孩子们面对成人的美，羡慕，崇拜，他们不可思议的心智甚至以为是成人创造了文明世界，成人是文明世界无所不能的巨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不仅如此，成人一身多能多任，他能够歌咏，可观天象，多识花鸟虫鱼，可以设计并自己盖房，他是歌唱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园艺学家、骑师、车手，等等。这些成人之美不仅是三代以上的历史，也是分工社会中现代公民的事实。孩子向成人学习可以如饥似渴一语形容，成人向孩子讲述的一切，孩子们都用心听了，孩子不认为有的成人是好的，有的孩子是干涉，是灌输。文明教育的一个方式就是成人向孩子的传承，每一个成人都可以向孩子谈论世界，每一个成人都向孩子示范了他所代表的文明。借用毛泽东的话，传播文明的一个方式就是成人多谈谈他自己，每一个与孩子接触的成人都可以谈谈他的人生理想，每一个与孩子接触的成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他向孩子揭示了文明的进程、文明遭遇的危难和机缘。

以中国文化的这一理解，成人之美即是社会成员关系之善的表现。的确，个体、机构、乃至人类，都借助于关系来实现自身，但关系有恶，有丑陋，有罪行。人们总结出这种恶有简傲、轻诋、悭吝、谗险、仇隙、汰侈等等，这种恶行恶言使得人不再具有君子成人之美，而是小人，是蚁民，是奴仆，是我说的类人孩。

由于有这样的人间罪恶，一种文化仅展示个体个别的成人之美是不够的，只有少数英雄圣贤是不够的。它必须使其全体国民都具有成人之美，才算进入了现代制度文明之中，它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创造发展之中。就是说，社会关系之善必须进展到制度之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尚不具有这种制度保证的善意。传统中国制度是以儒法之恶来搭架的，当代中国社会也以经济理性简傲于世，它同样非制度之善，它的劣胜优汰举世皆知。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为专制文化最肮脏的"潜规则"污染和毒害着，中国社会少有成人之美，而多类人孩之罪错、丑陋和苦难。

六．

类人孩创造不了文明，他也示范不了文明。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圣贤强调夷夏之辩，因为他们深知，人类个体有堕落的本性和力量。淮南为橘者，淮北为枳。一个华夏共同体里的子民，一旦移居化外，往往成为伤风败俗的样板，而非华夏文明的广告或典型。圣贤们的思考无可指责，令人伤感的是，他们的解救之道少有落实为制度之善。

缺乏制度的保证，以及制度带来的人性骄傲和自信，使得华夏共同体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化育他人，使得华夏子民离开本土后就成为无教的野人，再也参与不了人类文明的演进队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有一个不曾说出来的事实是，华夏子民在内部争斗中，被赶到山中去的汉人子民，在自保自处中，成为现代中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祖先。这一畸形的返祖现象是惊人的，无论是军功之臣、流放之士，还是失败之民，他们一旦到了边缘疆外，总是无力发展文明，反而多跟当地融合，与文明隔绝无缘，成为生存的仆人，成为有待先进文明救济的穷困之民。我们祖先那种以个体的力量，展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伟大文明创造力，似乎只是一种神话，在后代子民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即使几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潮，华夏子民主动移居化外，但除了建立起"唐人街"、"中国城"这样封闭的社区，一种文明眼里不可思议的生存景观，一种类似博物馆式供人参观唏嘘的历史活物，就很少有其他高尚、优秀的作为了。即使今天读解人类诸种文明有着上百年的经验，但我们的类人孩移居海外仍自闭于人，他们的势利甚至可以做到搭文明的便车而献媚于中国的专制政府。一些华人甚至远走高飞，寻找其他大陆中更偏僻更蛮荒的地方居住，他们宁愿如此自绝于文明自绝于人，老此残生，也不愿坦然、勤恳、忠实地发明发现自身的文明原创力量。

而留在大陆中国的类人孩们，同样多地表现了文明的反动。那些暴富者、权势者、成功人士，他们生活在大众中的方式就是主动隔绝，他们用钢窗、铁门、狼狗使自己跟同胞拉开距离。我们传统社里的缙绅阶层，那些以一人一家之力，维系并发展当地文明道德的现象，似乎已经隔世。我们权势者的政事策略，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而后带动大家共富的权宜，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大陆中国的类人孩们无意无能表现他们的成人之美，不曾反省自己是否尽力，相反，他们今天看到民粹主义、青年激进主义要么痛心疾首，要么泼口大骂，似乎唯有他们是理性的、进步的，是悲壮的，是伟光正的。

关于类人孩的论述远远不够，因为类人孩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随着生存和认知边界的拓展，个体、机构和国家在更高一层的文明单位中仍只是类人孩式的生存，它们的品质和生存意义在于，它们在自身的范围如何自觉和超越。是的，尼采说得好，人要有所超越，人也可以成为超人。孩子的自觉会获得成人的心智，孩子的超越会具有成人之美。而人类个体和其他文明单位的自觉会获得文明的创造力量，会超越它们的当下身份而成为地球、宇宙、历史的一分工子，它们对自身的超越会获得文明的创造之美。

对类人孩和成人之美的思考使我们可以获得认知当代文明的一个角度。类人孩跟自身的关系陷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认知障碍中，他做了罪错的奴仆而无力自拔，他无法获其放心，收其成心。类人孩跟他人的关系也陷入了一种无能成全的沟通障碍中，他人即地狱式的存在主义使他无意设身处地。类人孩跟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陷入了一种无意虔敬的占有障碍中，他占用、糟蹋自然环境而无意回馈造化的神奇美丽。那些一脸正经、独占共同体的全部媒体资源或宣传机器，不给异端留下余地的类人孩政治家是无成人之美的。那些通吃市场、以温情掩饰血腥地征服，强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将人们纳入其秩序的机构是无成人之美的。那些动辄教训、叫骂他国，在宇宙自然面前作威作福的国家是无成人之美的。

无论传统的圣贤明哲，还是今天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等等，都明白人类是自然之子，机构是一个栖身假借地盘，国家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文明单位，人类和其他文明单位没有任何理由高高在上。重要的是，各个文明单位要在关系中进化到制度保证的行为边界和善意，显明自身的明德，成全他者。因此，无论人、机构还是国家，都应该学习恐惧修省，学会懊悔，而不是指东打西、横冲直撞，唯我独尊。

七．

但对当代文明来说，严重的问题仍在于东土中国及其人民。伊斯兰世界已经有上百年政治现代化的经验，印度也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民主道路上走下去了，非洲大陆虽然不无绝望，但它已经觉醒，并以现实的黑白共存经验给世界提供了它古老又新鲜的哲学。这些悠久的文明已转型到现代国家的道路上，虽多蹒跚，但努力分享现代文明并可望早日回报文明，以重现本土文明的辉煌。

只有中国及其人民仍在罪与苦的泥潭里，其他国家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似乎只有中国在声称开放有三十年的经验中仍是封闭的、自绝的，只有中国在国际社会自得于它的"光荣孤立"，并不时叫嚣要跟西方文明一较高低，只有中国是类人孩、次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劫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甚至决定了它自身的不均衡发展，确实，中国是一小片欧洲和一大片非洲的混合，中国是一小块福利都市和一大片绝望大陆的混合，中国是一小块富人区和一大片贫民窟的混合。

从儒教徒的观点看，大陆中国虽称盛世，盛世、繁荣、崛起、和谐一类的"仁义充塞"，其实率兽食人。从佛教徒的角度看，大陆中国已经是一个法灭时代。从基督徒的角度看，大陆中国已经到了末世。在今天，从媒体、网络缝隙里漏网而出的个体遭遇，其中涉及商贾、官吏、学者、法官、记者、律师、医生、教师的黑幕及其罪恶行径，无不令人发指，令人绝望。而那些无望的人民，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深层沉默地生活着，那无数沉痛而微弱的呼吸，像大海的潮汐，涨落于现代前夜的广阔空间，为中上层的类人孩们忽略、歧视和拒绝。

三位一体的中国如此自卑又如此争强好胜，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中，面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它时时有赶超之心，有较量之意，有教训、讥骂之言行。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种群，在近代以来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沦为流氓无赖，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它无力正当地分享文明，无意服务于国际社会，而以自身内部的整肃、杀戮、剥削、压榨、污染为生存手段，如此酿成的中国劫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劫难逃。今天，在自然环境的崩溃性灾难中，中国人又在收获更大更长远的劫数报复。这一中国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

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世界面前数落中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据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今天，起毛泽东于地下，不知他看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会作何感想？愿他能反省自己的恶行，愿他的鬼魂能够懊悔，愿他的灵安息。

逝者已矣，生者的努力在第一要义上是为自己负责。当代中国人能否获得做人的自由、骄傲，获得成人之美，能否组成一个文明国家，这是需要每一个人来做出回答的。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对美战争、对苏战争、十年内乱等种种天灾人祸的国难面前，中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现代国家的外壳，这一大于个人的国难赴急、救亡、修复、重建带来的国家机器也远远大于个人。由此，中国劫包含的动乱、乱动至今不断，虽有大的稳定，但地区之间、中央政府与诸侯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东方西方之间等等的分歧、对立、敌意至今不断。中国国民的修省、自我反思、懊悔必须建立在这些劫数之上，国民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国民的成全他者才是美好的，国民的自新完善才是牢固的，国民才有力量参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获得现代国家的文明品性。

在这一当代中国国民的政治任务面前，任一国民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应该置身事外。现代文明从制度上强制人不能自绝于外，从制度上保证人不会孤立无援。现代文明的成就、休戚与共决定了人不再自然法意义上的人，人也不只是上帝、佛祖、真主、太上老君怀里的人，现代人通过政治实现自己，这种政治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立身处世的经验和表达，一种生命完善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在这一人类文明收获面前，一国国民可以较其国家更早地获得现代性，而也只有生活在现代性的真实中，对国家的参与才可能有效；一国国民教训起自己的国家才真实有力。

人确实不能自绝于外，人也不能孤立无援，故人类自然诞生之日起就在创造部落、种族、家庭、国家等文明单位，以求得依附和保证。人不单需要心灵的皈依，人也需要建设身体的归宿。这一种人类处境，耶稣早在两千年前认识到了，他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种人类处境，使得人类在告别传统文明之后甚至建造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个体的人生认同和保险形式。现代民族国家也经历了变迁，其主权边界今天仍处于动态之中。但大致说来，比较传统国家的血缘、地域等自然成型，现代民族国家更涉及正当合理性，更涉及每一个体成员的参与，如前说，它需要个体成员的辩难、和解、背书；甚至不仅如此，现代国家及政府不是一牢永逸的，它需要全体成员定期不定期的集会、游行、示威、选举，以使全体成员骄傲于它的自由民主。即使如此，自由民主国家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感到不满甚至绝望，永不满足的现代人哀叹自由民主对"历史的终结"。他们因此敢于做孤胆英雄、做国家公敌，一人单枪匹马地挑战权势、机构和国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向自然宇宙深处探险。

对专制国家的子民来说，他可以用脚投票，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举手宣誓效忠；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尽管如此，他的"改祖认宗"仍显得容易，跟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更大的挑战留给了不得不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子民。对三位一体的中国生活来说，挑战尤其重大。中国人民能否消解彼此的冲突、对立，首先消解自身的人格分裂，能否驯化自己的统治者，能否跟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这就是前说的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任务。

冷战以来的国际政治没有给予中国人以正面参照。确实，对专制生活中的子民来说，成全他者、有成人之美是困难的，至少是想象中代价极高的挑战；而分裂、划界、移民、自闭倒相对容易、阵线简单分明一些。因此，冷战的结束，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许多单一民族宣布独立，成立国家，而从原来的多民族国家中分裂出来了，思维的简单对等导致文明单位互不成全，分裂因此诉诸流血。诸如此类的分裂活动，如宗教的、地区的，其思维和行动确实简单，但代价同样高昂，这种独立的代价至今为人类全体承受。

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也面临这种分裂的挑战，这也是对中国国民的考验。它考验国民是否仍是国家层面上的孩子，因为只有假借国家的现代国民，才可能明白一个地区大国、一个大陆是不应该以分裂为荣的。统一不仅是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也是现代国家的联邦形式。在这方面，比较教主、天父、高僧、道长、喇嘛、阿訇，乃至种族、地区、阶层认同等等，国家确实显得至上。也因此，在现代国家的早期确立阶段，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把国家认同看作一个至上目标，林肯在南北战争打响后如此写道："这场战斗中，我的最高目标既非挽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而是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一个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将不会解放一个奴隶。如果必得解放所有的奴隶方能拯救联邦，我将会解放所有的奴隶。"而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则更明确宣称：任何罗马天主教徒不得在新兴的英格兰国家享有任何政治权力，因为他们的最高忠诚属于了罗马教皇，而不是英格兰国王，这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化身。

因此，中国国民只有抛弃当下的三位一体，以成人之美（现代国民精神）、人类情怀和中国联邦的新三位一体，才有可能合众成一现代文明国家，才有可能服务于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

八．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中国文化称道成人之美，厌憎小人之恶，类人孩之丑陋；同时又深思童心、童真状态，并对孩童境界赋予了极高的意义。从老子、庄子开始，中国的圣贤不断地论述孩童状态的可贵，孔子也对"小子""童子"的咏归情景心向往之，以至于中国文化衰败之际，李卓吾这样的思辩天才找到童心来挽救危亡。今天的中国国民，面对佛祖、圣人、上帝等等仍然依然故我，他们大概也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孩童状态时才能反思、修省。

中国文化称赞个体生命的返老还童、返璞归真，但中国人对专气致柔的婴儿态多误解为一种养生手段，一种修性方法。事实上，孩童状态只是个体生命的临终合题，在生命的展开阶段，人仍要承担起成人的使命，仍要在成人之美、小人之恶即类人孩之乡愿丑陋和罪苦中做出选择。人的生命在成年期仍有无限丰富性有待展开，在传统专制和现代异化的双重压力下，人类的精神、气魄、欲望、理性等等呈现极不均衡的发展，成人之美的使命就在于维系并激活生命的精气神，维系并创造精神、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孩童的前途是成人，成人的归宿是超越了的孩童。成人走遍了世界，创造了文明，获得了自我、爱和美，他最终要踏上返乡之路。因为不回乡，他跟世界就永远处于二元状态，他就永远在流浪途中。这一回乡不是他儿时的家园，而是他的孩童状态。他将面对自己的孩童状态，这比他面对祖先、自然和自己的孩子还要纯粹，他生活在自己的孩童状态里而与世界合一。

但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仍在流浪之中，他们几乎都是亡命之徒。他们不曾获得成人之美，更不用说回乡，去面对孩童并表达自己的人生经验。

他们知道痛苦与快活，但他们知道罪错吗，知道亏欠吗？他们知道懊悔与成全吗？

这似乎是一个谜，但确实，中国的三位一体是一个难题。

2008年5月11日动笔，5月18日写毕于国难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