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波及面积1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特大地震发生以来，不幸遇难的人数已超过5万，该数字还在往上修正，物质财产的损失一时更难以精确统计。在天摇地裂的一瞬间失去亲人、丧失家园的人们，面对自己曾经充满生机，现已化为满目疮夷的家乡，内心受到的煎熬和哀伤令人无比同情。特别令人心酸的是，好些充满青春活力、天真可爱的少年儿童，他们的欢声笑语转瞬间归于沉寂。地震不但夺去了他们似花般的娇嫩生命，也永远埋葬了他们的各种梦想和在未来为社会为人类一显身手和智慧的机会。
说自然也好，说天命也好，迄今为止，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接受它们的摆布。面对这场天灾，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对遭遇这场浩劫的生者和死者，默默表示我们无限的哀思。在此，我特别要对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指挥者和战斗者深表敬意。 他们不仅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更要有克服险阻、排除万难、敢于献身的勇气和刚强的毅力，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从瓦砾和泥石中抢救出非亲非故的陌生生命。
同时，我对提出要寻求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些先知们的智慧，也有了更深的体验和钦佩。尽管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人定胜天”的口号也许被很多人视为当然，但当大自然呈威施逆时，人的生命依然渺小，人的力量依然微薄。发生在印尼的海啸，缅甸的热带风暴，其损失之大，自然可以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制度和技术来解释，然而面对加勒比海飓风对美国的新奥尔良市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我们又能作何解释呢？在今天，“人定胜天”是否应该重作如下的解释：力求以最新的科学知识准确理解自然规律，并以最自觉的方式服从这些规律，而不是企图征服这些规律，以使无谓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最小化？
这次里氏8级的地震将当地的许多工厂、房屋、医院特别是学校夷为平地。离震中较近的地方，有些村子或小镇转瞬之间消失殆尽，或为余震引起的泥石流所完全吞噬。面对如此险恶的灾情，人们自然无法接受，因此产生很多疑问。例如，对人类究竟能否预报地震，这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校毁于地震，是否存在政府监管和建筑业的腐败等等问题，人们应该基于事实和科学，认真地争论下去，以便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防震救灾的制度和建筑质量。
但是，说到地震原因，专家们对大陆板块挤压理论似乎没有分歧：四川盆地的西部布满崇山峻岭和深谷险峡，由于正好位于活跃的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的地震带上，因而特别容易遭逢特大地震。一旦地震发生，由于到处是地质不稳的悬崖陡坡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河川，不但地震的后果格外凶险，而且对救灾来说，平添万倍的困难。本次地震实况就表明，若能见度太低，连直升飞机都难以一展身技。
众多的地震幸存者今后如何安置？大量塌垮的学校、住房如何重盖？深入山区的道路和桥梁如何重修？这些都是接下来当地民众关心、各级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但是，从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的角度，是否有必要坚持在原址恢复所有遭受地震破坏的村镇、县市，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坚持在原址上重建，实际上是无视活跃的地震带的存在，虽然这样的口号很有魄力，却有唯意志论的嫌疑，并不算智慧地理解人定胜天的涵义。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减少今后的损失，并降低今天安置灾民的费用，能否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当地的民众迁往更安全的地方呢？广义来讲，是否应该将逐步减少西部的人口，特别是地震带的人口，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推行呢？
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尽管仍以东部最为稠密，但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存在不少河谷盆地，在沙漠戈壁之中也零星分布着不少绿洲，所以历年来吸引相当的人口定居。从农业社会的历史看，由于土地几乎是惟一的生存之本，人口作如此的空间分布有着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当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变得人满为患时，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达到极限之后，新增人口只能进军边缘地区，逐渐开发较为偏远、较为贫瘠的土地。然而这样一来，对当地脆弱的生态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频频施虐的水旱灾害、沙尘暴和西部地区多年来水土严重流失，都与草原和林区过度开垦密切相关。
历史上，宋朝的疆域因周边异族的进逼而大大萎缩，但是明清两朝国力强盛，在人口压力下，中原和东南部的汉族居民大量移往西南、西北和东北，并迫使原来在当地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劣势的土著，逐渐退向当地高山峻岭的更深处，沙漠草原的更深处和原始森林的更深处。
我在 “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一文中曾指出，中国虽然在宋朝的特殊地理条件的作用下，由于耕地的局促，人口的膨胀，被迫向城市化和工商社会作过一次冲刺。但在元、明、清的地理条件下，由于疆域的极大扩张，中国又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古以来便驾轻就熟的农本社会旧路。十六世纪后，正当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之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将眼光转向内陆深处，致使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口的空间分布愈益分散，信息流通和商品交换的成本日益提高，导致社会分工的下降。随着人口散向广大内地，大中城市停止扩充，市镇却大量增加，人口的空间分布则越来越靠近农村。正当欧洲城市化进展迅速，工商社会逐渐成形，技术进步因而日益加速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不进反退，使中国丧失了集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上述的基本移民趋势即使在1949年后也并未逆转。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展步履维艰，新创就业机会难以消化城市新增人口，1976年以前由东部的各大城市源源不断送往新疆、内蒙、云南和北大荒的几百万支边青年，文革中来自全国大小城市的几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从1960年代起的三线建设等等，都是历史上这一移民趋势在当代的延续。由于人口分布越来越分散，使得地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不便，分工越来越下降。显然，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极不适应今天全球化和世界大分工、大贸易的格局。如果仍然维持历史上出于追逐耕地而形成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就会大大增加实现和维持现代化的各项成本。
这是因为要向一定数量的人口提供各项现代化服务设施。如果人口密集，所有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机场、港口、供电、供水、污水处理、医院、学校、图书馆等可以建于相对狭小的空间内，而为密集的人口便利分享，每人承担的成本也因而大大下降。反之，如果大量人口继续分布于崇山峻岭、沙漠绿洲或原始森林之中，远离平原和主要交通干线，要提供同样质量和数量的现代化服务，交通成本和其他成本不知要陡增多少倍。
所以，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无不通过人口和产业的相对集中，特别是通过城市化，来降低向其居民和厂商提供现代化服务的成本。不是这些国家缺乏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之下，居民和厂商出于节省消费和生产的平均成本的经济考虑，而自然形成的聚集型的人口分布。通过城市化和城市群化大大提高人口密度的结果，还带来积聚效应的其他各种好处，例如密集的人口大大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教育的普及，科技进步的加快，使竞争更为充分，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并使各色人才更有用武之地。
难怪美国虽然国土广袤，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多一些，且自然秉赋远远优于中国，但人口的分布比中国还要不均匀，主要集中于自华盛顿经过纽约到波士顿的所谓大西洋沿岸的东北走廊一带，自底特律到芝加哥的五大湖流域一带，以及自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太平洋沿岸一带。同样，雄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宝座的日本，尽管国土相对人口来说极为狭小，人口的分布却同样十分不匀，70%的人口竟分布于本州岛的自神户经大阪、名古屋到东京的狭长走廊之中，而牧草鲜美的北海道的好些地方竟然人迹罕至。
自然，对以农为本的国家来说，美国和日本的人口空间分布显得极不合理。然而对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因为能极大地节省生产和消费的成本，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又是极为合理，极为有效的。中国如果要大大节省实现和维持现代化的成本，自然也要显著改变由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口的空间分布，引导人口逐渐转移到沿江、沿海的平原地区定居，特别要躲开自然灾害频发、后果凶险的山区和承载能力薄弱的草原地区，使广大的西部能逐渐恢复原来的自然生态。
四川特大地震之后，面对生命财产的大量毁灭、重建的高昂代价，以及地震带的存在对未来造成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尽快改变人口的现有空间分布便有了更急迫而有力的理由。如果能够逐步减少地震带的人口密度，鼓励东部和中部非地震带各省政府和居民欢迎这些地区的民众前来定居，不但可以大大降低重建灾区的成本，也能大大减轻未来地震可能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年美国和日本等所有的先进国家通过城市化完成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时，都是依靠土地私有和市场体制的引导。我在早先的杂谈中指出，土地私有其实会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也会使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农村更容易吸纳西部来的移民定居，因而会大大加速人口在空间的合理分布，降低实现和维持现代化的成本。所以，中国不但需要发动一场新的移民运动，而且需要重新审视束缚移民、束缚城市化发展的现行土地制度。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学长葛剑雄在谈到历代移民的巨大贡献时说，“中国疆域的定型和巩固，在历史上，通过移民，一方面中原王朝不断巩固边疆，另一方面边疆政权也得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疆域，使之定型并且巩固。中国的疆域最终成果反映在清朝的领土上，这个领土的巩固以及最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原因，我们也要感谢移民。”
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的移民所完成的扩大疆域的伟业，也是在土地私有的前提和驱动下进行的。他们在追逐耕地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降低现代化的成本，包括降低今后位于地震带上的生命和财产的无谓牺牲，中国应该再次鼓励大规模的自由移民运动。这次移民方向和历史上的移民方向会正好相反。今天，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在人口压力下被挤向深山老林的弱势人口的后代，特别是因历史原因被迫在地震带上谋生的弱势人口的后代，帮助他们尽速移居到本地的平原地区，进而移居到东部和中部地区，分享中东部的繁荣和较好的生态环境。
仿照美国对黑人等少数民族上学和就业的照顾政策，今后是否能够规定中部，特别是东部省份的政府机构，以及接受政府优惠贷款的机构和企业，在招工时每年留出一定的照顾性名额，保留给西部的灾民及其后代。在考核各地干部的指标中，对西部各省来说，是不是应该加上每年动员外出定居的本省、本市、本镇人口这一条；而对中部和东部各省来说，是不是应该加上本省、本市和本镇接受西部前来定居的人口这一条。同时，为了使东向移民成为更自由，更为自发的运动，中国急需改革现行的僵硬的、政府垄断型的土地制度，为加速城市化，从而为新的大规模移民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和人身自由。（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