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从2006年四季度抬头，到目前已持续17个月走高，到今年2月已上升到8.7%，但是直到目前，关于通胀是“偶发”因素所至还是由于长期原因的争论仍在继续。
一、中国长期通胀的四个主要因素
我认为导致中国通胀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四个：
首先是国内因素，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纪以来进入到拐点。人均耕地资源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直到新世纪前的20多年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是土地的单产水平一直提升较快，所以能够保持粮食总产量的不断增长，但自1998年以来，单产增长率呈停滞状态，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占地却仍持续，同时人口增长还远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长也不断提升着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开与拉大。例如2007年与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口增加了8500万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倍，但在连续4年大丰收后，粮食总产量仍低于1998年，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通胀，明显具有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型通胀”特征的原因。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间阶段，完成工业化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耕地资源仍会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来20多年，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继续显著提升，食品的供给因素是在减弱，而需求因素却会不断加强，这样受食品需求带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在长期内就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通胀也就会长期化。
后面三个因素是来自国际，并且都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第一是外部需求仍会不断扩大，从而会持续拉升中国的总体需求，以及商品价格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新全球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比较优势在长期内丧失，由此导致物质产业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持续拉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新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加快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在加速拉大，例如中国的出口依赖率自2000年以来到去年已经翻了一番。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业的依赖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不会是减弱，而是还会继续增强，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前年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主体是消费品制造业，而这类产业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中仅占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主体转移时代迟早会到来，一旦这个过程被启动，发达国家对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需求就会更强烈。这样就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更大的拉动作用，从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动的通胀和由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而这两个原因推动的通胀，也是长期的。
第二，与新全球化格局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全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商，全球物质生产原料的消耗也越来越向主要发展中国家集中，同时由于新全球化催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动力，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快，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大宗产品消费规模不断扩张。这种情况在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中国特别明显，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每年新增的主要工业资源贸易和消费中，都占有40～90%的份额。
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基本还是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即仍然是建立在主要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基础上。然而只有8亿人口的发达国家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可以，因为相对于全球人口来说，他们人少，但是已经消耗了全球70%以上的主要资源，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有50亿，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金砖四国”有25亿，继续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就走不下去。例如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蓄积量计算，仅中国就需要消耗300亿吨，而世界目前的铁矿按金属含量计算，已经仅剩下700亿吨，如果看石油、铜矿石等主要工业能源和原料，连中国都远不能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国际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的格局，近年来出现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情况，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与世界资源可供量之间存在明显缺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越向前发展，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会越明显，而且这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会集中到几个主要向世界市场提供物质产品的国家身上，特别是中国，由此形成长期的“输入型通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物质产业后，国内资本已经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纪以来进入高潮，也促使发达国家衍生金融工具与产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例如刚刚展现出危机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掉期（CDS），在2000年时仅有9000亿美元的市值，到去年底已增长到45.5万亿美元，七年里增长了50倍。如果发达国家制造产业转移的重头戏如前面所分析的，是才刚刚开场，则不难预计发达国家衍生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还会继续掀起更大的高潮。
新世纪以前，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还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新世纪以来则出现向物质产品领域蔓延的趋势。例如传统的期货市场定价，主要依据是现货市场的供求，即现货价格决定期货价格，但近几年来却形成了定价权向金融领域转移的趋势。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吸纳的国际资本有几十万亿美元，而期货市场仅有万亿美元的规模，从金融市场向期货市场只要转移一个资本的小头，就会对各类期货价格形成巨大的拉升力，这样就形成了自新世纪以来国际期货市场长期“多头”的格局，导致了国际主要大宗产品期货价格长期走高的趋势。所以，原油价格每捅200美元可能也不是顶，金属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也会是长期走高的趋势，从而会更加加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长期输入型通胀。
以上这四个因素都是长期因素，并且全部是逐步走强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在今后长期内，中国的物价水平会逐步走高。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目前还很难说，只能作一个初步推断。比如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还要增加近两亿，按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人均年粮食消费5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就是7.5亿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出量只能达到5.5亿吨，缺口就是2亿吨，相差36%。近两年中国谷物加食用植物油进口大约相当于全部国内谷物供给的15%，同期粮价年均上涨率在6.5%左右，则未来36%的粮食供给缺口就可能导致粮价的年均上涨率上升到15%。而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如果粮价年均上涨率达到15%的水平，即便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会下降，估计被粮价推动的CPI年均上涨率也不会低于3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直到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仍有二十倍，要基本上拉平这个差距，以年均12%的速度计算也要25年，中国生产因素价格的上升，不会全部体现在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也会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提升，因此若汇率的年均上升率与国内通胀率持平，国外因素也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形成年均6%的推动力。如果是这样，国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长期年通胀水平，就会在8～10%。
二、未来三到五年中国面临的通胀形势最严峻
虽然年初以来雪灾因素和翘尾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影响比较大，随着这些因素的消失，物价的急剧上涨势头会减弱，但是在长期因素作用下，物价水平仍不可能回落到5%以下，特别是在未来3～5年，物价的年均水平可能会在10%上下，作出这个判断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以上所讲的四个因素在新世纪以来都在趋于加强，但为什么近一、两年才开始严重起来，我认为导致前些年通胀不太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城市经济效率对物价上涨构成强有力的“对冲”。
改革效率的释放在农村改革时期我们就曾经看到过，1978～1984年，在国家基本上没有对农业采取大量投入的背景下，农业产出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增长，就是体制效率的释放。1984年以后城市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人们也在期待着改革效率的释放，但却迟迟没有出现，主因是改革没有触动到产权这个核心。9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开始向产权制度深入，到本轮经济增长中产权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在本轮经济高潮的投资结构中，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已经占到70%以上，在工业生产和出口中则超过了80%。
效率的提高集中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2003～2007年，总体劳动生产率（实际GDP/劳动者总数）年均提升率高达9.6%，而1979～2002年年均为7.6%。效率的提升使企业在面临上游产品涨价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应对空间，即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消化涨价因素，而不至于向消费物价传导，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自2003年以来，虽然能源和原材料等涨价比较严重，但从PPI的结构看，加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显著低于上游涨价幅度。例如2003～2006年，PPI累计上涨了17.3%，而加工产业PPI仅上涨了8.5%，是总体工业品价格指数的49%。
此外，产权制度改革导致财富分配关系也起了变化，收入向少数人集中，从而提升了企业利润，同时压低了工资水平，使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这一方面是压低下游加工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消化上游产品涨价能力提升的因素。
但是效率的释放总有尽头，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长期不提升，去年以来工业下游产品也出现了随同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表现为加工产业的PPI与平均PPI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到今年2月份已经相当于总体PPI水平的62%，可能就预示着改革效率已经基本释放完了，因此接下来通胀形势，可能就是上下游产品同时上涨了，对这个前景我们必须看到，也必须重视。
第二个因素是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空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会有更多的资金冲入期货市场。有人说世界金融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会因为消费需求减速而导致大宗产品物价下跌，我看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越严重，从金融市场转入期货市场的资金可能就会更多，前面已经说过，期货市场容纳的国际资本与金融市场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因此只要从金融市场转移小部分资金，就会导致期货市场价格水平的显著上扬，所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越严重，期货市场的价格水平反而会上冲得越剧烈，这就会导致未来三年甚至五年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更明显。
第三个因素是“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出生高峰，特别是包括今年在内的今后三年，根据有关预测新增人口将超过5100万人，年均超过1700万人，而“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年均新增人口量才刚刚超过800万人，所以未来3年由于人口增长加快，对食品需求的压力也会随之上升，形成对消费物价上涨的新压力。
因此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通胀形势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但2010年以后可能会开始趋于缓和，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的金融风暴会趋于平缓，部分冲击期货市场的国际资本会回流到金融市场。原因之二是到2010年后，在新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可能会逐步进入到承接发达国家重加工业产业转移的阶段，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重加工业也会随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而重加工业由于附加值高，有着更大的利润增长空间，从而为中国的企业消化来自各方面的涨价因素，创造新条件。例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不到30%，但以重加工业为主体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这个比重却高达45～49%。
三、中国治理通胀的长期对策选择
如果导致中国目前通胀趋于严重的主因都是长期的，那么治理通胀的政策就必须着眼于长期。
首先是必须立足于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背景，和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新国情，重新定义有害通胀率的标准。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通胀与通缩都不好，把通胀率控制在年均3%左右对经济增长最有利，但超过5%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这是对传统经济增长过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时代，许多长期有效的经济规律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例如在传统经济增长过程中，试问有哪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又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本币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也强劲增长？所以那些主张把通胀率压到3%以下的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旧的，而没有根据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提升了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但同时也构成了从外部引发通胀的新的长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通胀压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发展的意识就得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处，又要把通胀率压到3%以下，就是要鱼与熊掌兼得，须知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要想得到新全球化的好处，就得忍受较高通胀率的痛苦，这就是为新全球化背景下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第二，由于导致目前通胀的因素有许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素，用传统的办法应对就不会有效。例如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中，对付通胀的主要宏观工具是提升利率，但是对国内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长；对国际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资源的供给，不能抑制国外金融市场的资本向期货进军，反而会引来更多国际热钱，导致更大的货币投放，用加息来对付通胀就必然会失效。自去年以来，央行6次加息，11次提升准备金率，物价水平却上升到了目前的8.7%，就是最好的证明。
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经济正在趋于衰退，对中国这样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来说，是抑制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刺激措施，保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要过分下降，如果为了抑制通胀而继续加息，结果可能就是通胀没有压下来，经济增长却因内外因素而下来了，就可能因为政策操作问题而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
如果加息不是好办法，抑制通胀也不能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因为通胀将会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暂时使用了行政手段而通胀率还是降不下来，行政手段就可能被长期化，从而干扰市场信号，使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发生倒退。
第三，前面的分析说明，在四个长期通胀因素中，有3个是外部原因，因此如果到了通胀率已经比较严重，比如已经超过10%，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时候，政府还是有必要采取压制通胀率继续提升的措施，重点就是如何割断外部传导通道。最好的方法应当是在进口环节采取减税和财政补贴措施，2007年中国关税和在进口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合计共约7500亿元，约占当年进口总值的10%，这个比重已经不低，可以通过对这个比重的调节，以及对部分重要进口资源提供财政补贴来影响和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当然对减免进口税收和提供财政补贴的进口产品，就必须严格限制乃至禁止这些产品的出口。在进口环节干预物价水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对国内个别产品的价格干预，有利于保护国内市场机制的运行。
第四，反通胀的重点应从抑制平均物价上涨水平，转移到重点保护中、低收入阶层上面。相应地，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也应从以利率政策为主转向财政补贴政策为主。
如果通胀率会在长期内维持较高水平，保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反通胀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的感觉显然不同，承受能力更不同，如果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压低平均物价水平，表面上看是保护了全体居民，实际上在国家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护率就会降低。所以通胀率在10%以下水平的时候，国家就不应对总体物价水平进行过多干预，而应把重点放到对中低收入人口的保护方面。
保护的办法，一个是对低收入人口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例如提高最低社会保障线，增加离退休职工的工资，以及对低收入人口提供物价补贴等，另一个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线，这主要是针对中等收入人口的保护而言，例如象一些人所建议的，从目前的1600元提高到5000元。
四、把繁荣中国股市作为中期内为反通胀筹措财政资金的主要渠道
以上对反通胀长期措施的分析说明，除了在通胀特别严重时期应该在进口环节也采取抑制通胀的措施，在一般情况下，应主要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对中低收入人口实行补贴和减税，这就需要国家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即从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向发达国家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的体制靠近。但是这个改革会涉及中国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建成和完善，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情况，在未来3年中国的通胀形势会更加严峻，需要财政立即拿出大笔钱来。比如根据有关方面在年初测算，今年仅按5%的物价上涨率考虑，每个城镇居民平均每月受到的物价损失就有50元，但是以目前的物价上涨势头观察，全年的CPI水平可能会在8%以上，那么每个城镇居民受到的月均物价损失就会是80元。如果在目前的4亿城市人口中有30%需要政府给予物价补贴，补贴总额就要上千亿元，再考虑对部分农村低收入人口也给予物价补贴，恐怕就得在2000亿元以上。如果再考虑到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线所造成的减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对进口环节实施减税和补贴，政府为反通胀所拿出的财政资金就可能高达4、5千亿元，就可能超出了政府在中期内的财政负担能力。政府的财政资源除了依赖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税收，庞大的国有资产也是一笔巨额财富，例如根据国资委的数据，到2006年末，仅重点国有企业的资产就高达16万亿元，如果能够拿出十分之一来在股市变现，已经够政府5年左右的反通胀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创造出保持股市持续繁荣的条件，所以中国股市的繁荣与中国政府在中期内的反通胀政策能否成功，就有了内在的因果联系。
如何在新背景下采取正确的反通胀策略，是当前宏观调控的新课题，还需要深入探讨，以上我所提出的反通胀政策设想很可能不对或不全对，但只要站到了通胀是由于长期因素造成的这个出发点上，就不会南辕北辙，就能最终找到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