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和北大的同学一起讨论当代领导艺术的问题。“艺”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是一个人栽培的意思，与劳动有关，是生产劳动的技能。中国古代，朱熹称，“艺，乃才能”。《论语》中记载书、数、射、御。其中，书是指书法，数是指算术，射是指射箭，御是指架车。中国古代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艺就是指生产劳动中出色的技能，或者说是生产劳动技术。例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那么什么是领导艺术呢？领导艺术是指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是创造，是真善美在领导活动中的自由创造性。“真”是把握规律，在规律中创造升华，升华到艺术境界；“善”就是要符合政治理念；“美”是指领导使人愉悦、舒畅。另一方面是有效性，领导实践活动是检验领导艺术的唯一标准。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解体不能说是成功的领导，霸王别姬也不能说是成功的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个人素质的综合反映，是因人而异的。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同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没有完全相同的领导者和领导模式。有多少个领导者就有多少种领导模式。
领导艺术具有随机、非模式化的特征。领导模式就是领导方法，哪位领导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他就能把领导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例如，牵牛要牵牛鼻子，十指弹钢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些就是所谓的模式化。
与领导艺术相对的是权术，权势就是弄权之术。君王难变之水，弄权之术。权术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市场上卖的有关领导艺术的书其实讲的是权术，讲的是如何使用资本家的权术。例如，《办公室战术》。我曾卖过一本《豺狼的智慧》，开篇这样写到：“换上狼眼看世界”。这就是权术。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流行厚黑学。李宗武说到，一部政治史就是厚黑学。项羽不厚不黑，刘邦又厚又黑，因此项羽斗不过刘邦；刘备厚，但是他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曹操黑，很小人；韩非只厚不黑，被吕布腰斩。
市场上卖的书多是讲权术的。历史上研究权术的有两位名家。一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一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立。研究领导艺术要讲其与权术比较，因为只有实地考察、亲身体验、经过比较才能深化，有比较才有鉴别。
现在来看两位大家。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但是与国君的关系并不是很近。当时韩国的地理位置并不好。韩，晋之别称，西有强秦，北是魏国，东是齐国，南是楚国。合纵联横不是上等的策略。韩非企图说服韩王，用“法”治国，但是未被采纳，韩非不得志，著书《韩非子》55篇，奉行法、势、术，其中“法”是刑的前提，“势”就是作势、借势、用势，“术”就是权术，是君王藏于胸中、不可告人的、暗中驾驭下人的方法。推荐大家看《秦相李斯》这本书，作者是钱民，就是钱其琛副总理的儿子，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港台那边有繁体本。作者写到“我对李斯着迷已久，感觉两千年的距离并不存在，李斯、韩非永远在人间”。李斯和韩非均是许广的学生，两人都讲权术。李斯是楚国人，是看粮仓的小官，他著有《鼠论》，人生如鼠，或在仓，就是粮仓，或在厕，就是茅厕，这两者的境遇是不同的。就像他和韩非的境遇不一样一样。韩非是公子，锦衣鲜亮，一表人才，交学费交的是细粮，而李斯交的是粗粮，差别很大，但是韩非口吃。李斯后来任秦国的宰相，韩非投奔李斯，说服秦国灭掉韩国，李斯说韩非由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国际主义者。秦王非常看重韩非，说“得此人与之尤，此生足矣”，李斯嫉妒，毒死韩非，被赵高生擒，后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和作家，最著名的著作是《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翻译出版了这本书。马基雅维立说我专门研究君主，他有丰富的知识，著《君主论》献给君主。《君主论》在出版400年后，又重新献给墨索里尼。与马基雅维立相关的又产生了马基雅维立主义和马基雅维立式人物。马基雅维立主义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结果是正确的，手段总被称赞。马基雅维立式人物不讲伦理道德，公开赞美恶德恶行。马基雅维立认为，人类斗争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律，讲究的是人性；一种是武力，讲究的是兽性，既然两者都存在，那么就无人道可言。君主要满口说道德，但是实际上时刻准备武力。君主是狮子，要战胜群狼，君主是狐狸，要识破猎人的陷阱。
马克思评价马基雅维立，认为他是从人出发，从经验出发，使政治从神学和人学中脱离出来。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小权术学。
领导艺术和权术学是有区别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区别：第一，前者处于公心，后者谋于私利。第二，前者公开运作，后者暗里进行。后者用西方的话说就是undertable。权术就是搞阴谋，历史上的大权术家都是大阴谋家，大伪诈家。第三，前者公开示人，后者秘而不宣。前者可以告诉世人，以总结经验；后者只做不说。例如，毛泽东批判林彪是要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而林彪的五七计划却是秘密的。后者之所以不说，一是因为极不道德，说不出口；二是因为秘密一经泄露就要失败。我曾经读过《治平宝鉴》，这也是讲权术的书。当年慈禧太后27岁，孤儿寡母，垂帘听政。命尚书房大臣给其讲授统治经验，分类讲解，讲分化、瓦解、控制和如何对待下属。当时光绪的老师翁通和给讲课，光绪和慈禧一起听课，后来慈禧不让光绪听，只是自己听，因为她要对付光绪。后来，印制成书，但是不发行，只供慈禧太后一人阅览。慈禧太后对此深思熟虑，极用心血，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慈禧太后掌权48年，虽然清朝那时的统治算是最腐败的，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个人又是成功的。现在已经有文白对照的《治平宝鉴》了。第四个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辩证法，后者的理论基础是诡辩论。列宁说不同在于灵活性不同，客观的灵活性是辩证法，而主观的灵活性就是诡辩论。权术是诡辩论，因为他今儿说今儿有理，明儿说明儿有理，怎么说都有理，没有标准。
可见领导艺术与权术是有区别的。把握区别要注意原则，要分清敌我，在对敌斗争中，要使用谋略和策略，麻痹敌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是同志之间不能运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如果用了，对方便能够感觉到，顷刻间，人际关系瓦解。生活中就有寄匿名信，雇佣杀手，制造条件发现对方弱点的。
讲到领导艺术就要涉及到领导者。领导者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领导也有多种意思，例如领导活动，领导过程，领导功能，领导者，领袖们，领导班子，领导集体。美国统计，领导的定义有350多种，领导者的定义有160多种。虽然有很多中说法，但是这并不表示领导是主观随意的，而是从不同角度研究把握的结果。如政治界认为领导者就是切蛋糕的人，是划分利益的人；而心理学界认为领导者就是心理学家，是教师，是与官僚相对的，是教练，会亲身实践。
波德·杜拉克对当代领导者的定义是，领导者是其后有追随者，一些人是思想家，一些人是寓言家，这些人都很重要，而且也很急需，但是没有追随者就不会有领导者。思想家，寓言家有追随者就是领导者。马克思是世界领袖。推荐大家看《未来的领导》，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赫塞尔本等政治学的专家。还有《未来的组织》。美国另一位政治学专家约翰·加纳德，他曾在美国六位总统手下工作过，担任过美国健康福利教育部部长，后到大学做教授，教授领导艺术，他是真正有资格讲授领导艺术的人。有学生问他，当领导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记住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追随者。”用追随者定义领导者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不同与以往的用被统治者定义统治者。被统治者是天然存在的，被统治者不一定是追随者。积极的追随者是骨干，一般的追随者是群众，不追随或潜在的追随者是落后分子，还有反对者。在政府机构改革时流行一种说法，政府的工作中总是有一干一看一捣乱的。追随者是靠魅力争取来的，美国的总统征召追随者，否则就是失败者。毛泽东把中国农民从与政治隔绝的状态唤醒，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东方红唤起工农千百万，这其实就是征召追随者。
领导者不同于管理者，前者可以无组织，但是必须有追随者；后者相反。这说明领导者是主动者，是创造者，发动者。进一步说，追随者的外延不同于被统治者，他不仅包括内部成员，也包括外部成员。例如，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北大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就都是北大校领导的追随者。另外军爱民，民拥军；警民共建；消费者俱乐部讲的都是追随者。任何组织要达到目标不仅需要领导者的下级配合，还需要上级的支持，教育部长支持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市政府也支持，那么这二者就是北大校领导的追随者。因此说，领导者不光需要向下的和平行的追随者，还需要向上的追随者。
领导的核心作用是引导和影响作用，引导和影响上下级，既有内政，又有外交，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调动千军万马，共同奋斗。
现实社会中，导致追随者产生的因素有很多，有品德魅力，知识能力，回报能力等等，等等，例如傍大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投入和寄托感情，然后要求回报。
追随者是多种多样的，在二人世界中，梁锦松就是伏明霞的追随者，以往梁锦松经常从香港飞来北京看伏明霞，现在伏明霞嫁到香港，可谓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可惜香港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这又怎是一个愁字了得。还有，学生是老师的追随者，信徒的牧师的追随者，歌星和球星有他们的追随者，党员是书记的追随者。这里也涉及到角色的意识。
从理论上概括，领导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群体和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我们这里的群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一般指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单位，介于组织和个人间的聚合体。组织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家庭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他是固定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们家三口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我是追随者的局面。传统的家庭中父亲是权威，现代的家庭中母亲是权威。一般父亲都是家里的number three，如果在有只小猫的话，那就只能是四把手了。父亲的弊端是不关心孩子，不守信用，只关心工作、球赛、同事和汽车。而母亲干涉的比较多，爱唠叨，因此孩子都希望长大以后像父亲而不是像母亲。有一种说法是教育好一个母亲等于教育好一个家庭，教育好一个父亲等于教育好下一代。在学术界也是，例如开一个研讨会，往往都要有一个老的权威坐镇，往往是他发话会议才能结束。另外，还有非正式的组织，如霍桑工厂，梅奥在霍桑实验中指出，正式组织中存在非正式领导者。由于背景、地域、利益、经验和兴趣等原因往往产生天然的领袖，他会超过正式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解决生活问题，暗中操作生产进程。9·11事件中，在一栋大厦里，一个清洁工和四个老总被困在电梯里，由于清洁工每天打扫很熟悉情况，所以在自救的过程中，清洁工就成了非正式的领导者。在社会生活中，政治领域也有非委任领袖的存在，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的领袖，他是一个思想家，演说家，从来没有政府的任命，只有：“我有一个梦，那就是不同肤色的人平等的生活在一起……”。甘地是印度的非正式领袖，南丁格尔也是领袖，有众多的人追随她从事护理事业，拉登也算是非正式的领导者。
还有另一类领导者，他们是经过选举或组织任命正式产生的，包括登记注册被政府承认的各类组织的负责人。首先是企业，他的员工成百上千，有法人代表，要向国家纳税；还有中介机构，社会团体。
自古以来，正式领导者成长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参军，金戈铁马，塞外边关，坚苦卓绝的军旅生活，历经九死一生，一步走进统治者行列。二是读书，学而优则仕，文明社会由受过训练的高级文官治理。中国的科举制度和英国的文官制度都是典范。首先要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其信奉者，执行者，这样才能使其统治延续。还要学会统治者的礼仪，以礼约束和规范官员。孔子有“不学礼不以言”，西方上流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美国的一个中学出了16位总统，在这所中学里，饭厅里几百人用餐，但是却听不到一点喝汤的声音。文革中批判大学是修正主义大学，因为那时的大学生是“大一土，大二洋，大三不认爹和娘”，不过我认为，变洋也是上大学的目的，总不能上了大学后越变越土啊。经世治国，政府是有限责任的，110是无限责任的。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国民免受外族侵害，保护公民不受他人侵害，关心并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一步步从九品到八品到七品，进入统治阶层。十年寒窗苦盼得金榜题名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改变人的命运，这是千古不变的。家长们这一代实现不了的，往往希望孩子能实现，也是所说的代际转移。三是经商，随着资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领导者成长的又一道路产生了，投身商界，发展经济，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组织的扩大，成为正式的领导者，商政相通，互相开放，经济地位的提高，进而谋求政治地位的上升。国外的总统选举前多是企业的巨头。中国的董建华和何厚华都是如此。这是遏制腐败的途径。但是，当官不是唯一的荣耀，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业，官场通刑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政府通过宗旅治理，至封建社会末期，出现商业组织，如钱庄，票号，船队等。清末出现捐官制度，最大可达到二品道台。我去山西的时候，看见有一家有一个石雕像，就是他们的祖先当年捐官成为二品官。但是，清朝的官场是理性的，捐官只有顶戴，没有花翎，只是虚职，不是实职，相当现在的调研员。
三条路从平民向统治阶级输送领导人才，实现了社会的平衡发展，保持了生机和活力。当时的世袭极少，君子之职，五世而斩。从平民向统治阶层补充人才，实现了良性循环。
正式的领导者又分为公共行政领导者和工商企业领导者。在98年行政改革以前，二者角色混淆，行政错位。改革后，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政府部门和军队禁止经商。美国七十年代末，总统多为跨国公司的总裁。我们要界定二者的性质，防止蜕变，要向对方学习，提高自身。
两类领导这有着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管理领域，今天的MPA，一个是工商管理领域，今天的MBA。我们要明确二者的区别。第一个区别，二者追求的价值不同，前者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至高无上性，虽然过程中也要计算经济成本，核算经济效益，但是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公平与正义。后者，追求最大市场份额与利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虽然也有公益活动，但其背后是赢利再赢利的动机。后者是前者的衣食父母，但二者追求的价值不同。卢文思·彼得在《彼得原理》中调侃政府阴暗和负面的东西，说后者是赚钱的，前者是花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我有这样一个亲身经历，那年我陪女儿去参加高考，马上就要开考的时候，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车上跑下一名考生，警察冲她喊快跑，原来这名考生要迟到了，因此，他求助于警察，110及时将她送到考场，然后掉转车头，缓缓离去，在场的家长都为110鼓掌。相对的，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在考前打广告承诺，高考期间凭准考证，乘车免费，但是高考的当天却很难找到出租车，由此可见，出租汽车公司只是做秀而已。第二个区别，二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前者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国家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国防、公安、环境、图书馆、博物馆等。原则上，社会公众是免费享受的，有时为了弥补开支的不足，或者为了平衡消费也会适当收费，但不以赢利为目的，大学就是崇高的公益事业。另外，他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还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是企业没有积极性提供的，有些东西政府不允许企业甚至不允许地方政府提供，例如军队。后者提供的是本企业特殊的产品和服务，是需要消费者购买才能享受的，虽然有时有试用装或品尝赠送，但这只是他的促销手段，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没有免费的矿泉水。第三个区别，二者行使的权力不同。前者行使公共权力，是国家法律赋予的，在全社会普遍有效的，以暴力机构为后盾的。后者行使的是私权力，也叫协议权力，通过企业同员工签定协议产生的权力，只在企业内部有效，走出企业就无效。前者是普遍的、系统的、排他性的权力，具有强制性，政府权力是前者的中心。但是前者强调权力的分割与制约，防止绝对权力，防止滥用与腐败，因此，公务员扯皮，办一件事要盖十几个公章，机关效率不高是有原因的，是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后者强调权利的集中有效，有利于生存和竞争。由此，领导者有一系列本质上的不同，例如职务任期、工资来源、自身素质、工作方式等，这个留待大家自行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代的领导艺术，这是一个丰富的话题，其中奥妙无穷。首先来看语言艺术，语言艺术是开展领导工作的基本功，是历来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2000年广东省委讨论处级干部任免的时候，要求同时递交音像材料，包括站姿、坐姿、蹲姿，包括演讲、答辩和口才。去年去台湾的时候看到一本书，叫做《会说话的女人受欢迎》，里面写到，“说上一句漂亮话，少走多少冤枉路”。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我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我们一起散步，一个小伙子向他问路，但是很没有礼貌，老先生很生气，于是朝相反的方向指去，然后对我说，不懂礼貌，小遛一趟，可见会说话是多么重要。
语言有很多功能。第一是信息的功能，语言是交流工具，是思想载体，但丁说过，语言于我们之重要，就如骏马于骑士之重要。第二个功能是激励的功能。一句口号喊响五大洲，“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冲啊”；还有广告词。当然也有负鼓励，曾有一位国军上校，因为当时我军的炮火不够猛烈，跑到台湾，老家伙的确身手不凡，后来回国投资，但是在宾馆里遇到了“京片子”，也就是服务员小姐，两人因为服务质量争吵起来，“京片子”咬字准确，吐字清晰，说话频率极快，让老家伙感到共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了，最后因脑溢血身亡，这就是语言能杀人。语言的第三个功能是塑造形象的功能。西装革履，言语幽默是领导者必备的。林肯在今天是当不上美国总统的，因为他不善于演讲，其貌不扬，尖声尖气，谈话中喜欢插入冗长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中电视造英雄。
语言具有地域的特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言，同一个国家里还有不同的方言。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经济发展迅速，因此那时全国一片啦啦声，什么小意思啦，洒洒水啦，埋单啦，等等，还有那时广东人管冰棍叫雪糕，其实他们可能连雪都没有见过。
语言还具有时代的特征，莎士比亚当年的词汇量是3万左右，现在的词汇大概发展到了10万左右，那么在今天看来，莎士比亚就是一个文盲，他肯定不懂什么是MPA，也不会明白什么是保温杯。还有现在的家长很难理解孩子们所说的“帅呆了”，“酷毙了”。
另外，语言具有角色的特征。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语言方式，有特有的术语。领导者说话要讲究角色，要规范流畅，赫鲁晓夫讲话就不是很规范。另外，要善于概括和总结。历史上有很多的概括大师，例如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的“三讲”，“三个代表”都是如此。
另外领导者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要站得高，看得透。例如，在MPA的开班仪式上，老师会说，同学们，我们共有多少课，多少个学分等等，而校领导会说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到“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等等。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