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特点

首先一个突出的表现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保持了持续20年之久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个在二次大战之后对一个大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和讨论。从1980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GDP年增长率计算，平均每年为9.8％；若以13年计算，从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到2001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4％。总的来说，二十年来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个速度名列世界前茅，与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确实是领先的。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在4－5％，最快的东亚新兴工业国以韩国和新加坡作为最突出代表，韩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前平均增长率没有超过7％，是在6.8％左右；新加坡的平均增长率也没有超过8％，是在7.3％左右。这样的速度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被看作最快的速度了，被称作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从速度上讲，我们比他们还要快。发达国家9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2－3％之间，最活跃的是美国，4－5％左右。我们比他们快得很多。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历史阶段性的变化。一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2001年年末我国GDP是95900多亿，约为96000亿。世界排名第一的是美国，96000亿美元，我国是他们的大概八分之一；日本是第二位4万多亿；第三位德国2万多亿；英国接近2万亿；法国是15000亿；我国排在第六位。从去年开始我国开始超过西班牙进入前六名。根据汇率折算我国的GDP现在是大概12000亿美元。如果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5％，我国今年总量将第一次超过10万亿，这是很有历史性的数字。而我国人均水平也提升的很快。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98人民币，按当时与美元的汇率（1：3）是不到2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低于28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穷国。去年年末，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加上港澳人口）我国人口总数是12亿9千万，因而人均GDP是大概7000多人民币900多美元。如果我们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7.5％，我国人均GDP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如果一国人均GDP超过740美元被称作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超过1560美元称作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超过2100美元称作上中等发展中国家；超过8000美元称作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再往上则是发达国家。我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将从一个低收入穷国发展为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性的提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上，这个阶段跨越所用时间最短的是日本42年，我国比他快了一倍。从低收入穷国向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跨越事实上是最困难的，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贫困陷阱”。因为这个阶段矛盾最多、困难最大，如果能跳跃这个阶段则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有自动惯性推动经济持续高效发展、起飞。贫困有恶性的累积性效应，就是马太效应。贫困可以积累就是贫困可以再造贫困。贫困地区为什么穷就是因为“穷”。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来看，总需求方面，人均收入少，购买力低，市场需求规模小，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弱，新开工的项目和工程少，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则人均收入少所以穷；从供给方面，人均收入少则储蓄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弱，则项目和工程少，最后人均收入少。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没有特别的机遇和力量很难办。小国好办一点，发达国家扶植一些项目可以使其发展起来；大国则只能依靠自己，创造变革性的机会。中国20年的体制改革和开放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和推动力，突破过去原有的循环。

我们作了一个预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没有大的战争，没有大的政治性内乱，没有大规模持续的自然灾害，人口不能失控（人口资源比例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若不低于7.2％，以2000年为基数，再给中国10年时间也就是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增加一倍至1600美元，晋升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再给中国20年时间即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超过3200美元，总量达致34万亿美元，则晋升为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30年后即203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增加十倍，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也就是说进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其历史内容即意味着这个国家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完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向发达国家发展。这里的先决条件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不能低于7.2％。这在中国今后的几十年是很现实的，不是我国50年代大跃进时期农民的浪漫和幻想。不说美国、日本，追赶法国指日可待，和英国差距也不大。30年后若我国人均GDP能超过8000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赢得的世界尊重和影响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将带来的极大的震撼。那时将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享受得到。现在上海宣布2015年使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北京则是2018年，北京今年超过3000美元；深圳今年是5000多美元，速度应该可以更快。

第二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生活中的感受大家应该很多。从恩格尔系数来讲，一个居民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差。家庭消费中用于食物这种刚性最强的对低层次的需要越多，消费的多样性、高层次性和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对当代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做了划分，如果一国恩格尔系数超过60％叫做赤贫；超过50％为温饱，勉强度日；40％以上叫小康；30％以上为宽裕；20％以上为富裕；20％以下为极富。90年代处于极富状态的有美国（16％），以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二流的中等发达国家一般在富裕状态；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分布在宽裕、小康、温饱、赤贫的阶段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镇家庭平均恩格尔系数在61％左右，处于赤贫阶段，当时贫困人口是2亿4千8百多万。1984年我们宣布中国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我国粮食总产6000亿斤，人均超过500斤。温饱问题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并不复杂，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在中国历来是个天字号难题。从自然条件来说，我国耕地是19亿亩占世界总耕地面积7％，人口占22％，中国要解决温饱问题则意味着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且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土地质量已经比较差了，农业生态环境和土壤肥力都很糟糕，2400多平方公里被风沙化，相当于一个县。被沙漠化的土地面积是2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相当贫瘠，与美洲大陆“世界之肺”无法比拟。中国人口多，而且饮食结构是碳水化合物比重大，油水少，饭量大，因而我国是用世界上7％的贫瘠的土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非常能吃的人口。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封闭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就是方言多，因为交流少；但是中国人之间相互问候使用概率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吃了没有”，这不是一个语言现象，而是经济文化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的一个语言反应。90年代我们进入小康，去年年末，我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是45％，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以下，处于标准的小康水平，不过是低水平的不均衡的单方面的小康。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数字统计有假，因为统计方法不可能准确的反应经济现实，而且还有利益冲突的干扰。但是这些问题不大，只要造假的方法是一贯的，也能说明问题。我国统计方法虽有局限性和不科学的地方，但我国的统计方法具有一贯性、稳定性和修改统计方法的程序性，改动是很困难的。另外生活的感受也是不会骗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潜移默化的变化着。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经济水平发展了，孔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

另外一个特点，9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连续多年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20年来年增长率的平均数是9％，但是存在一个平均差的问题。1980年到99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8％，97年当年下降为8.8％；98年公布的数字是7.8％；99年下半年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增长乏力，需求不足，库存增加，我国开始采取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发国债，来拉动投资和消费，刺激的结果是9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2％；2000年刺激经济的手段和力度更大，连续9次降息，发行3000多亿的特别国债，最后使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而2001年的增长率又回落到7.3%。今年经济估计是平稳的一年，从1月到7月的数据来看，比去年同期增长约7.6％，要预测今年的增长率水平，考虑到今年有不少经济增长的利好因素，一是十六大的召开，另外中国经济存在年末经济现象，各单位会往上凑数。我们估计全年的增长率在7.5－7.8％的水平，因为8月初的时候有三个因素看不清楚：一是十六大的召开时间具体是什么时候，因而人们的预期可能混乱，十六大召开存在一种献礼经济。二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时候，伊拉克会做多大程度的反应。中国每年原油进口是5000万到6000万吨，大庆年产量是5000万吨相当于每年原油年产量的三分之一。美伊战争开始则会使油价上涨，至少高达单价30美元。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现处于世界排名第二，对世界原油供给和价格有很大的影响。我国从经济战略安全角度事实上原油比粮食更重要，我国现今探明的原油储量是21亿吨，以全部开采能力将在13年内将开采完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找不到石油的替代资源，而且石油是不可再生的。因而石油问题在我国非常严峻。三是8月中旬的大水将会造成什么后果。98年的洪水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75％，而由于97年11月之后我国出现过剩经济，需求疲软，能刺激需求活跃市场带动经济增长，拉动1.35％的经济增长，因为98年洪水的总体后果是使经济增长率下降0.4％。现在来看这三个因素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十六大已经闭幕，并且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美伊战争估计年内不会开始；而今年的洪水带来的影响不大，98年的洪水之后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加强了，政府2万多亿国债搞了很多建设，留下很多优质资产；同时今年的洪水虽然水量大，但是省份之间的洪水时间错开了。因而估计今年的实际增长率将在7.8－8％，有所回升。但是连续几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放慢。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包含了更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就业压力一直很高，我国现在劳动力总量是7.3亿，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300万左右，都居于世界第一。97年之前的就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这源于其高增长率。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GDP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带来170多万个就业机会。那么1980年到1997年，每年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是1700多万个，大于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多出来的部分可以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结构调整需要转移的劳动力。97年之后就业问题开始尖锐起来。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不低于14％，真实失业率包括公开失业和隐蔽失业，公开失业者中登记失业人口去年年末是3.6％，下岗工人1100万占5％，提前退休工人200万占1％，隐蔽性失业者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有2000万占10％，隐蔽性就业人员1000万占5％，最后真实失业率是14.6％。农村劳动力是5亿两千万，其中民工和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各是约1亿，剩下的3.2亿农民耕种着19亿亩耕地，而事实上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这些耕地只需要1.9亿农民，也就是说1.3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约占25％。而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失业率的警戒线是7％。可见我国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

我们考虑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因素。其一是制度因素。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国家基本相同，都是快速增长模式，也就是依靠产业结构升级，开辟新的产业空间，在传统产业之外寻找新的产业投资领域，把大量要素大规模的迅速的投入到新开辟的产业领域中，通过要素投入量的扩大短期迅速拉动经济总量的增长。其竞争力是靠要素成本低，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要素效率没有提高，尤其是资本效率。从微观上讲，东方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而非直接融资，倚赖借贷的方式，因而对银行的依赖性很大，然而东方的一些后发展国家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在短时间内想全面赶超发达国家不可能，只能集中各种资源重点扶持若干产业，以及其中的一些重点大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这些国家制定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组织政策，规定了优先发展那些产业和优先扶持那些企业。要求银行符合政策要求，并且实行窗口指导。企业依赖于银行，银行听命于政府。企业劝说政府的最有效手段便是行贿。最稀缺资源的分配违背了效率原则而服从于腐败指数。一旦遇到金融危机，企业到期债务无法偿还，银行滞留大量不良资产，最后是破产一批企业，倒闭几家银行，抓住几个贪官。西方学者认为东亚国家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极限是22年。因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将上升，成本提高，而资源使用效率却一直没有提高。他们预言中国经济21世纪将面临崩溃。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情形不同，我国经济是双重转轨，不仅是发展模式的转轨，还有体制模式的转轨。体制变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市场化，市场已经成为我国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另外一个是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化，国有化比例在下降。资源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由政府

计划控制范围转向市场控制范围，由国有垄断领域转向非国有竞争领域，资源使用效率在提高。中国的双重转轨导致其资源效率在提高，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22年的增长极限。不是说中国没有腐败，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腐败和效率在赛跑。但是我国资本效率提高的速度是对劳动力效率提高速度的900多倍。也就是说体制改革在中国最主要是解放了资本，对资本运用的体制稍微灵活，效率的提高就会很显著。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个人收入分配上资本所有者和控制资本权力的人的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原则上应该是纯粹劳动力所有者收入增长速度的900倍。收入分配的分化会很快，这不是贪污也不是剥削而是效率差距。这是个麻烦，可能产生社会的极大不稳定性。总的来说，带来效率的提高是利大于弊的。

其二是发展性因素。一是人口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现在尚未到达生育率高峰和人口高峰。中国这块土地的资源承载的最大极限是16亿。人多的坏处是消耗资源占有资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需求，原有人口的需求短时间内变化不大，这受消费习惯和过去购买的影响，也就是习惯存量和物质存量。而新增人口的消费完全是增加量。我国按千分之十三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每年新出生人口大概是1600万左右，接近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数目。这是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3.5－4％。二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通常叫社会先行发展行业。发展中国家这些行业欠帐很多，在这些行业的投资需求很大。发达国家则不然，城市建设早已成型，我们羡慕他们的井然有序，他们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因为我们的投资机会更大。没有理由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会疲软。比如赌车问题，我认为在北京赌车赌得很欣慰，赌车说明这个城市繁荣有希望。赌车时间有个准，是这个城市管理水平发展的标志。关键在于用一套什么机制把社会境内境外、体制内体制外、国内国外的资金融入到投资需求和投资领域里面。中国今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年估计能够增长15－20％，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3％；出口需求平均增加10％左右，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5％左右。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每年增长7－8％是很有可能的，只要其他的条件不变，没有大的战争和内乱。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