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里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既是最高当局关于基本方针的宣示，也是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但是，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了解人民群众有哪些“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脑袋一热就能够想得出来的结论，它需要调查研究民心所向、民意所在：人民群众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需要什么，希望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害怕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等等。总之，是要了解民意。只有充分了解民意，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古代官方沟通民意的几种方式
了解民意，尊重民意，是我国两三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古代思想家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道理，所以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意思是说，要了解老天爷的意旨，就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看看老百姓的状况。这里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人道就是天道，人意就是天意。古书里还有一句话，说的是：“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就是说要把民间的意向作为衡量执政得失的镜子。
为了了解民意，古代的执政者还主动采取措施。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有着更具体的描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里说的可能是农耕社会以前的情况，游牧民族冬聚春散，所以要在春天第一个月的“群居者将散”时采诗。行人是大司寇属下的中下级官吏。《诗经》大概就是这样收集上来的诗歌选集。）关于这个问题，《左传*襄公十四年》也有类似的记载，那里把“庶人谤”（老百姓的批评和牢骚）列为“以补察其政”的一种方式，并且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据清朝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的解释，遒人就是《食货志》里的行人，是采诗的使者）。
还有一种收集民意的方式是树立“诽谤之木”。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二年五月下诏说：“古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按照服虔、应劭、韦昭等的注解，“诽谤之木”是指官府在交通要道的桥头竖立木版，类似今天的布告栏，“虑政有阙失，使书之于木”，“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鼓励人们把对官府的意见写在“诽谤之木”上。
古代还曾经有过允许人们自由议论时政的场所。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是说，郑国人在乡校里议论时政，大臣然明对当政的大夫子产说：把乡校拆毁了怎么样？子产的答复很有意思。他说：“干吗毁掉它？人们早晚到乡校来，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所反对的，我就改掉它。你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应该用忠善来消除积怨，却没有听说用暴力来停止怨恨的，（这样虽然可以止住事态发展，）但就像防止洪水那样，大堤溃决，必然会伤害很多人，我救不了；不如开个小口子把它引上渠道。（人们在乡校议论时政也是这样，）我听到了他们的意见，就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了。”古代这种设置一定的场所，用来宣泄民怨、了解民意的办法，对当代的执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新闻自由是沟通民意的重要渠道
中国古代开明的执政者通过建立“诽谤之木”和定期采诗、议于乡校的方式搜集民意，了解民心，很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当然，现代舆论工具发达，不但有报刊，还有广播电视，近十来年更有网络的普及，民意通达的渠道繁多，没有必要去立什么“诽谤之木”，也用不着派人出去收集民歌民谣，更不需要专门设立让人们议论时政的场所。但是执政者主动收集民意的基本精神，却仍然值得提倡。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在现阶段几乎是彻底丧失了。官方的媒体都是党政机关的喉舌，只宣讲官方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报喜不报忧；民间的媒体则必须挂靠于官方，接受所谓舆论导向的严密控制，不得不扮演喉舌传声筒的作用。这样，就阉割了全部媒体的应有功能。胡绩伟老人曾经在八十年代提出，党报不仅是党的喉舌，更应该是党的耳目，党组织要通过党报来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可惜，这个明智的见解始终没有被接受。近几年来，舆论导向变本加厉地封锁有关群众的呼声和疾苦的消息，钳制反映民意的报道。许多地方发生矿难、火灾等意外事故，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封锁消息，不准记者采访。结果就堵塞了党政机关的眼睛和耳朵，使他们闭目塞听，无法根据民众的呼声与疾苦，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政治报告里还说：“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里说的各种民主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充分发挥舆论工具反映民意的功能。特别是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需要新闻媒体的充分自由。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重要渠道，舆论导向的主管部门实行新闻管制，限制新闻自由，就是侵犯了甚至是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人民无法了解、参与和监督国家机构的运行，丧失了表达意见的权利，从而也就斩断了民意民怨上达的通道。去年刚过新年，有关部门就变相查禁了八本书，并下达了20条禁令，后来又不断发布禁令，不许媒体擅自报道某些突发事件。希望这种现象从今年这个奥运之年开始能有所改变。人民群众的表达权是否能够落实，怎样落实，将是对执政党的严峻考验。
（三）上访——屡遭摧残的民意通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的信访制度，曾经是党与政府沟通民意、了解民情的重要形式，许多冤案通过上访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那就是，假定基层和下级制造的所有冤案冤情，都可以在上级直到中央得到正确处理。而当基层和各级党政机关越来越腐败的时候，矛盾就都集中到中央来了，以致每天到北京的上访人员数以万计，郊区的上访村屡拆屡建，几个接待上访的部门应接不暇，就批给省市或原单位去处理，甚至把上访人次多少列为地方党政机关的政绩考核内容，以限制上访人数。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两个反常现象：一是上访者受到所在地方或上级机关的报复，被加上种种罪名，进行迫害；二是出现所谓“截访”的政治怪胎，各地派出警察或干员到北京，驻守在几个有关部门的上访接待处的门口路口附近，拦截本地区的上访者。一旦发现，便实行绑架、殴打，带到原地区审问、拘留，甚至判罪入狱。一个本意在于沟通民意的制度，却发展成了破坏民意通达的新形式。有一个民间组织在2007年3月和10月先后对4338名上访者进行调查，其中有1711人曾被殴打关押，占39.4%；有1599人被拘留劳教，占36.7%；还有135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占3.1%。这个惊人的数据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事到如今，取消上访制度已势不可能。迫切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混乱局面。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发表于建嵘的文章透露：“官方统计，中国去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我们不妨想想，每年有上千万人奔波跋涉在漫漫上访路上，加上大量忙于截访、追捕、盯梢、审问、监管的官方人员，给社会带来多么沉重的压力，不但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孜孜以求的安定和谐的局面。为了减少社会财富的无谓浪费，改变目前极不和谐的混乱状态，迫切需要党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是从两方面着手在源头上减少上访事件：一是对涉访机关人员集中进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使他们懂得尊重公民权利，避免继续违反宪法；二是对涉嫌迫害上访者的干警和黑社会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的规定，对犯有“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者，“处三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按照第248条规定，对犯有“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教育与惩罚，就可以使那些制造冤案、促成上访的官警，懂得宪法和刑法的条文和精神，知法守法，使上访事件逐步减少。
其次，修改信访条例中不利于上访者的条文。2005年1月5日颁布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对信访接待工作做了进一步的规范，但有些规定却助长了截访单位和人员的胡作非为。如第20条规定上访者不得有六种行为，第六种是“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这种模棱两可、可以任意解释的条文，已经成为迫害上访人的法律依据。两三年来，有许多上访者就是被加上“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而遭关押、判刑的。其他如条例里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上访人数不得超过5人”的限制等，实际上是剥夺了蒙冤者上访的权利。这些都应该适当修改，使信访条例成为保障上访人员的权利、保护他们人身安全的利民利国的法规。
（四）以民谣为镜子来对照施政得失
我国古代统治者通过采诗来了解民意、考察施政得失的精神，也是很值得学习、继承的。民歌民谣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发泄对现实不满、讥讽执政当局的。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如胡耀邦被迫下台后，社会上流传着“自由不能化，民主不能大，贪官不能罢，小平不能下。”这首民谣辛辣地反讽了反对自由化和取消大民主的倒行逆施，表达了对反贪污不彻底和邓小平独裁专制的强烈不满，反映了对胡耀邦的无比同情。可惜当政者并没有丝毫反省。
最近，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编了一本《中国问题民谣选集》辑录了一百多首当代民谣，每一首都是对现存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和强烈谴责。如《新三座大山》：“教改把你父母逼疯，房改把你腰包掏空，医改为你提前送终。”《中国现状》：“工人在下岗，农民在上访，腐败分子在三讲。”还有许多无题民谣，如：“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十亿人口九亿假，谁要不假谁就垮；十亿人口十亿吹，谁要不吹谁吃亏。”“这达标，那达标，都是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和汗。”但更多的还是对官场丑恶黑暗的讽刺和鞭挞，短短几句，便入木三分。如《新四项基本原则》：“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好些精彩的民谣比较长，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引几首短的：“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三讲会上讲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动筷子。”“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只记不说。”
众多的民谣，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党政官吏的愤恨，也反映出他们的机智和幽默。胡星斗教授的《中国问题民谣选》对执政者来说，可以说是解剖社会众生相和官场黑幕的启蒙读物，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教科书。它可以教育一切真正“以民为本”的官员，当前社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表现在哪些方面，改进工作须从何入手。《礼记》的《中庸》篇里有一句话：“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这句话和前面引的“当于民监”是一致的，都教育当政者要善于从老百姓的意见里看到自己的不足。我真希望现在当官的都能看看这部民谣选，是不是能够从中照出自己的身影来，知所惕厉？
讽刺现实和官场的民谣如此密集地出现于当代，还充分说明了现今社会的新闻自由的匮乏。古代没有什么新闻媒体，老百姓只能通过歌谣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希望，歌谣就成为通达民意的桥梁。东汉卫宏在《诗经》的“大序”里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现代已经有着无数新闻媒体，老百姓却仍然只能用民谣来抒发心头的不满和愤怒。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提醒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人：是到了放宽舆论控制的时候了。
（五）民意是“以民为本”与和谐社会的基本工程
构筑通达民意的桥梁，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工程。如前所述，古代的先贤为我们留下了沟通民意的良好传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为我们提供了沟通民意的先进工具，特别是网络的广泛应用，更可以成为政府沟通民意的利器。当政者应当善于利用这些客观条件，从民谣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都可以搭建起通达民意的桥梁。问题在于如何转变观念，把民意视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改进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杜绝阶级斗争思维，不要把不中听的意见、不中看的现象，例如公民保卫自己权利的抗争，都看成是“企图颠覆政府”、“破坏社会秩序”、“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等等的恶意挑衅。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对民意的错误观念，才能构筑起沟通民意的桥梁，建立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否则，最多也只是形式主义的“作秀”，必将为人民所唾弃。
构筑通达民意的桥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途径。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公民和睦相处，特别是官民之间的和睦相处，也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和谐——政府爱护人民，人民拥护政府。《礼记》的“经解”篇上说：“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说就是悦）。政府发号施令而为老百姓所喜悦，说明这些号令符合于民心所向、民意所在，所以才能达到“和”的境界。民心、民意的向背是政府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志，而了解民心、民意又必须构筑由此及彼的桥梁。所以建设和谐社会一定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甚至民谣，来了解民心、民意，掌握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脉络。应当把用于监督、控制媒体和网络的人力财力，转移到促进媒体和网络的健康发展上来，改堵截为疏导，使它们成为政府沟通民意的牢固的桥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使“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原则，从口号变为现实。
2008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