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关系火热 感情需要耐心培育
中日关系将走向何方？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学者的观察与民间的忧思
今年８月１２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２５周年纪念日。这一特殊的纪念日是在一个特殊的气氛中到来的：一方面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和人员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两国的贸易额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而另一方面两国民众彼此间的敌对情绪也在增强，日本的一些人在谈论着减少、甚至取消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年轻人也在互联网上发表着措辞激烈的反日言论。
■外滩记者 刘小彪/发自北京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又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关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同时也关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们有必要对近期中国学者和民众就中日关系展开的大讨论进行理性的反思。
“贸”合神离的中日关系
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同时，两国民众的彼此沟通理解不尽如人意。
目前的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两国交往的密切程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双方国民的“不亲近感”也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伙伴只有五对，而中日就是其中的一对。2002年，中日两国贸易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16亿美元，比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了近百倍。迄今，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据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突破600亿美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200亿美元。目前两国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稳定发展的合作框架已初步形成。而从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在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同时，两国的人员交流也日益频繁。1972年，只有1991名中国人到日本访问，但到了2002年，访问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50万，前往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也超过了150万，加上商务人员的来往，双方的人员往来达到了300多万。1972年，中国留日学生只有10人，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少。到了20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4.5万人，占外国在日本留学生的56%。日本在中国各类学校的留学生也达到了1.3万人，占外国在中国留学生的1/3。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不尽如人意。
2002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作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为5.9%，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43.3%；至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排在第一位的是“侵华日军”；60.4%的中国民众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读卖新闻》也作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只有37.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可以信赖的——首次下降到了50%以下，而在《读卖新闻》1998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76%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日本《朝日新闻》2002年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大多数的中日民众均认为，与前些年相比，目前“中日关系正在恶化”。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研究员引用李白《行路难》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诗句来向《外滩画报》记者描述目前的中日关系。但尽管如此，蒋立峰仍然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从总体上讲，仍然值得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研究员则认为，中日两国官方的正式表态都说，双边关系是良好的。但从民间来看，则是政治冷、经济热。特别是围绕历史问题，尤其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构成了比较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在增长。
“不亲近感”增强的原因
中日两国许多人认为，目前的这种现状与中日两国媒体的报道有很大关系。
在谈及为什么近年来中日两国的交往日益密切，而国民间的相互“不亲近感”反而增强时，冯昭奎认为，“不亲近感”增强的最主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摩擦。而蒋立峰则认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也应看到“亲近感”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随着两国交往的密切，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于是原先的理想化成分少了，所以必然有一个感觉从高往下降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应该会得到加强。
但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对华“不亲近感”增强的部分原因源于一些日本人在经济衰退中对自身的怀疑。他们认为，1992年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经济陷入停滞或者说下滑状态，进入了所谓“失去的10年”。然而中国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中日两国情况呈现出鲜明对照。“由于中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把日本存在的矛盾彰显得太清楚，日本人的不安、不满和后悔便一齐转向中国。”一些日本人开始认为，中国的经济对于日本来说是“破坏性因素”，是中国夺去了他们的“好日子”。这种精神状态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与中国之间出现问题，日本人往往产生过激反应。
中日两国也有许多人认为，目前的这种彼此的“不亲近感”与媒体的报道有很大关系。一些学者指出，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时“报忧不报喜”。冯昭奎对《外滩画报》记者说：“国内一些新闻网站有关日本的评论缺乏善意的沟通和理解。我认为它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的，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报道和评论中日关系中积极方面的文章却少之又少。而实际上，积极的方面很多，也非常值得媒体关注。”
也有一些人对此说法不以为然。爱国者同盟网的负责人卢云飞和周文博认为，中国的媒体对日本正面的报道并不是少，反面的也不是多。只是那些并不多的反面的报道（比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却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已。
但更多的人认为卢云飞和周文博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蒋立峰认为，中日媒体在报道中确实存在着“报忧不报喜”的倾向，这种倾向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两国国民彼此间的感情。
对日“新思维”引发的争论
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他们提出要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来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一定困难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一些人开始提出要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来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此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6期刊登的人民日报评论部马立诚的一篇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以及该杂志2003年第2期刊登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的一篇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文章。
马文长达1.1万字，其中心思想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日本是亚洲的骄傲，中国应该用“新思维”来理解和交好日本。让一个战败的日本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理解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诉求。中国对日本不应过于苛刻，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
而6000余字的时文的中心思想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长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有鉴于此，为了维护中国当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中国要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要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大力尝试中日接近。他还提出了5项建议，其中包括搁置历史问题，平衡日本经济需求，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他把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次“外交革命”。
这两篇文章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对两篇文章（尤其是马文）作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有的还把马文全文译出。按照马立诚自己的说法，从没有见过有哪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像他的那篇“对日关系新思维”在日本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日本方面对马文和时文大多是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对待日本的态度是务实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两篇文章却在中国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马文发表后，中国国内有5000多家网站进行了讨论（有的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但中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不赞成他的观点。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两人文章的动机和目的有较多肯定，并且认为两人提出的一些理念值得深思，但对这两篇文章的一些观点却有很多人持有异议。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在谈起马文和时文时，则是一脸的鄙夷不屑。
蒋立峰说：“当前，关于我国应取之对日政策，社会各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些议论以历史经验出发，有些议论则从现实感觉为依据，各种观点和主张纷纷出台亮相，这是一大进步，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在这些主张中，哪一种主张最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抽象答之则易，具体答之则难。加强对日工作，建立致力于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但具体到各个方面应如何做，就需要认真讨论了。然而，无论怎样，如果不具备准确认识日本这一前提条件，就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此外，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还转述中国日本学界一位元老、与一些日本政界显达私交颇深的老“日本通”的话说，马文和时文“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缺乏认识，只会信口开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但蒋立峰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也特别指出，中日两国国家之间关于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时已经解决，已经有了历史结论。一些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故意要把水搅混，想翻案，翻不了大案，就翻小案。对其反动和错误言论，我们必须给予严肃批判。但也不要上当，认为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天将塌下来。
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8年的山西青年冯锦华2002年因在日本靖国神社书写“该死”二字而被日本取消工作签证，限期离境。他说，马和时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们没有资格谈论日本。他对《外滩画报》记者说：“马立诚和时殷弘在‘八·一五’去过靖国神社吗？他们知道日本的政要是如何参拜杀害中国同胞的刽子手吗？他们了解日本国民的真实情况吗？马在文章中幼稚地写道：‘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他忘记了，日本当年攻陷南京时，日本国内的男女也是衣着光鲜地出来欢庆。他们在烧杀抢掠时，都是野兽。”冯锦华强调，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中日绝对不能像马立诚和时殷弘所说的那样，超越历史或搁置历史，否则就中了日本人的奸计。”
时殷弘认为冯锦华的言论有些过分，他对《外滩画报》记者说：“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对于过去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几乎已经下了一个错误的决心，即不再在历史问题上作进一步的道歉。这一点非常明显，这也是这几年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担心，如果要是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反而有利于日本右翼控制对华政策。”
另外许多人在有关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持与马和时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日关系之所以不断出现问题，最主要的症结就是许多日本人对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只有让日本人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消除隔阂，从而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他们认为绝不能在历史问题上妥协和迁就，清算过去错误的最有效办法是表达自己的真诚反思，宽恕的感情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
冯昭奎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同意马立诚所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等中国强大了，再去解决。我认为，首先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撇在一边不提。我的观点是，历史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日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如果因为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而不去发展两国关系，这正好上了日本右翼的圈套。因为他们很不乐意看到两国关系的友好和发展，并企图掩盖战争真相，否认侵略历史。”
蒋立峰则表示，尽管马和时都不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不过，有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马和时的文章确实给了中国的日本学界一些启发。但从总体上讲，他们的文章与实际情况有些脱节。比如，时文中说“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蒋立峰说，日本提供的经援（经济开发援助ODA等），绝不是日本对中国的恩赐，而是对中日两国都有利的事情。事实上，中国已非常郑重地表示过感谢。在2000年朱总理访日前夕，当时的国务委员吴仪曾在一次会议上真诚地表达过谢意。朱总理在访日期间，也亲自表示感谢。冯昭奎也持几乎相同的观点：“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多表示，恰恰是日本右翼拿这一问题无事生非，认为中国政府表示得不够。”
中日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
尽管中国国内不少人对马文和时文不以为然，但却大多认同发展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强调中国的对日政策应该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换言之，大家的目的都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思路和方法。 蒋立峰强调，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即《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所确定的各项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今后也一定要以这些原则来发展中日关系。
冯昭奎认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应坚持5条原则：第一，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第二，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注重从政治上如何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三，以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崇高使命；第四，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即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不念旧恶不算旧账，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第五，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
但冯锦华对冯昭奎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把“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不以为然，冯锦华强调，我们不能见利忘义。中日新关系是建立在中国的自尊和强大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这两点根本谈不上什么健康的新关系。他认为，“新思维”应以民为本，尊重民众的感情，要防止被日本牵着鼻子走。
冯昭奎强调，发展中日关系，必须排除两方面的干扰，即来自日本右翼的干扰和来自中国国内一些民众极端情绪的干扰。冯昭奎说，当然最主要的干扰是日本右翼的干扰，他们一看到中日关系有所发展，便马上跳出来挑唆，恶化气氛。而因此，中国就会有强烈反应。于是，日本一些媒体就又反过来说中国人又在抓历史辫子了。事实上，我们不能要求日本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达到中国人民的认识水平。日本军队到中国来烧杀抢掠，完全知道这一点的只有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对此的认识只能是间接的，他们对过去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不可能有中国人民那样的痛苦体验和仇恨感情。
冯昭奎说，在排除日本右翼干扰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中国一些民众“情绪化”的干扰。比如，把历史问题扩大化，以偏概全，认为中日关系就是历史问题，以至于产生日本人民是多么多么地坏的错误认识。
与此同时，冯昭奎还强调，中日双方的媒体应尽可能地全面、客观报道和评论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日关系发展的空间
在谈论中国应如何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时，一些人认为，中日关系受制于“日美同盟”、“中日经济摩擦”和“媒体的负面报道”三个因素，所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并不大。
冯锦华认为，“一山不能容二虎”，中日之间只有“竞争”。
中国只有作好与日本进行充分竞争的准备，才能开拓中日关系更广阔的空间。
但蒋立峰认为，中日发展的空间很大。空间到底有多大，关键就看中国发展得怎么样了。中国如果发展得很强大了，那“一山就可以容二虎”。但是，如果在东亚只有一个大国日本，那就有些危险了。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可以作为东亚一个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赶快发展起来。
冯昭奎则表示，中日关系不可能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对历史问题高度一致”基础上的健康关系。大国关系就是追求利益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共同点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同时在对待像“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有很多共同点。
而在谈到未来25年，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时，蒋立峰和冯昭奎均表示，中日关系会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