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结缘，始于1962年攻读学部研究生。1965年毕业前夕，先在张掖“四清”，后到黄县劳动。年底返京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丑剧开场。十年“文革”，我以“保皇派”美名躬逢其盛，以致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之了解远超前此任何时期。1976－1977年，我从近代史研究所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稿到过
遭受“大革命”洗礼的南北东西各地，目睹学术文化之凋零破败，悲愤不已。就在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告成立。人们那时的欣喜之情，难以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科学怎样才能摆脱十年惨痛的噩梦？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才能走向复兴？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社会科学界每一个学者面前。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首任院长、理论家兼意识形态领域重要官员胡乔木的身上。近日出版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一书，以综述、回忆、文献三部分，全面评述了胡乔木在任三年的思想、业绩，读来印象深刻。
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之残破落后，不仅表现在工作量和工作成果方面，一些学术领域非常薄弱，一片空白。更严重的是不少干部的思维方式保守僵化，不谙世界大势，以为光明只在中国，外边漆黑一团，全是封资修、反革命、牛鬼蛇神，不曾干过好事；即使知道一二也绝口不谈，甚至丑人之美，美己之丑。社会科学学者备受“文革”摧残，对学术既喜又怕，有的人以为学术研究极易招祸，避之犹恐不及，亟须“思想启蒙”，且需有高人壮胆。对于众多学者噤若寒蝉的心悸状态，胡乔木上任伊始就发现了。“我们这里确实有放不开的危险。社科院的同志本来应该讲得深些，可是前个时期我们听取意见的时候，缺少大胆讲话的人。”(204页)他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科学不能容忍千篇一律，科学著作应当而且必须表现出它的个性和创造性。所有科研人员都应当研究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新的方法，写出新的有创见的著作。为此，他反复申明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
实行“双百”方针，主要责任在领导者
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破除那些“不许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许人按事实本来面目去说话”的种种禁区、禁令。胡乔木谴责“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说的专制主义。”“造成许多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很多人认为不动脑筋最保险。”他向社科院传达胡耀邦的提议:禁区、禁令还有哪些未破除的，要求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高度集中、特别集中、异常集中的现象。是非不明、功过不明、赏罚不明的现象要改变(226页)。
实行“双百”方针，主要责任在领导者。胡乔木批评的那些手握权力的领导人，热衷于在他们所管辖的学术、艺术和文化领域作指导者、把关者和审定者。其实，对学术研究可能出现与已有定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领导人的宽容与引导，恐怕是除听之任之或阻截封杀之外(更不要说“以言治罪”)最好的办法。这是被数十年来社会科学发展或倒退的历史反复证明的好办法。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繁荣学术文化，促进科学发展。
历史学家要做助手，不要做“应声虫”
中国社会科学院之设，是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胡乔木说: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39页)这篇谈话公开发表于1980年4月8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中国史学会会长周谷城，说:“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39页)
胡乔木当年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与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宣称要做“思想库”、“智慧团”，其词不同，其义一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胡乔木有精辟的辩证的论述，兹照录如下:
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
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的向导。……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像刚才说的，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我们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毁坏历史科学的做法。(382－384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其首要任务是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肃清意识形态、理论教条或派别斗争对历史的歪曲。尽可能地还原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历史面貌，不溢美，不隐恶，既应歌颂真善美，亦须指斥假恶丑，以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提高民族的理性思考，有利于认识今天和明天，而不是一般的空泛的“总结规律”，不是影射现实或为现实政治需要辩护，更不是“隐恶扬善，笔下留情”，曲解和伪造历史，欺蒙后世子孙。上世纪50年代初，《武训传》批判和武训历史调查就是这样干的，其结果是开新中国成立后歪曲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恶劣先例，严重玷污了历史科学。
既“士”且“仕”，双重色彩
胡乔木1994年辞世后，不少回忆者谈到他的某些不足与错误，多取“为贤者讳”笔法。古往今来，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年代，基于国际、国内和党内的原因，“左”的与比“左”还严重的错误及其酿成的灾难接踵而至。识者指出，胡乔木虽长期处于最高权力中心，却并非决策者，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办事人、一支笔。(参阅《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揆诸历代伴君为官的书生学士，其言行多半不由自己，生前性格不免扭曲，逝后受些有端无端的捶楚，都在意料之中。以此衡量胡乔木，当不为过。
胡乔木具诗人本色，又有学者气质，倘不为官，纯然一介书生。他多思善感，心底频起波澜，表面又需违心处事，常给人以满怀忧思，忽东忽西、言行分离的多变印象。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侧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夹缝里，对高层斗争感同身受，常怀忧党之痛。一时发表真实的想法，而后又要与上边保持一致，所谓“变”者大抵由此而来。
胡乔木在他的位子上，曾经以满腔热忱，帮助沈从文、聂绀弩、温济泽等许多处境艰难的人，走出困境，博得赞誉。也曾与在文化理论界众望所归的周扬、王若水等人尖锐对立，反对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样敏感的理论问题。(155页)他是担心自己和别人会触犯禁区招来灾难，还是他内心长期形成的“左”的痼疾使然？李新所写《怀乔木》(未刊)中，说到1978年8月15日，他与黎澍随胡乔木同去中央党校途中，在车中黎澍很慎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插话:林彪不是说过吗？革革过命的命嘛。沉默许久，乔木似有所得，说道: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从来不提黎澍对这一思想的发明权(据李新手稿)。姑且不论发明权究竟属于谁，胡乔木公开批判谬说的理论勇气是值得称道的。1979年春，拙文《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刊出后，黎澍说:乔木看过后说文章写得很好，只是末尾批评“两个凡是”论的一段文字不妥。编辑部同人多半认为那段文字不可缺少，恰与过分谨慎的“不妥”说成鲜明对照。识者以为，胡乔木身上有“士”与“仕”即书生与官员的双重色彩(156页)。书生的天真敏感，官员的养晦保身，都在他的言行中折射出来:时而大刀阔斧，时而谨小慎微，后者似乎多于前者。等到他退居二线，特别是他辞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共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陷于“左”的灾难时，他心底又不时掀起波澜。常念斯《忆乔木》一文，对胡乔木有褒有贬，所议相当公允。其中披露，乔木曾请戈宝权帮他查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扉页上引用“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的出典。又曾为友人手书宋无名氏词:“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篓。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书末附跋语:“词作者盖生于北、南宋之交，悲歌慷慨，一唱三叹。写后自己也深受感动。”(157页)词意隐晦，跋语幽深，究属何种心境，外人恐难探幽索隐，仅可意会而已。至于他晚年的思索，能否走出“士”与“仕”的藩篱，能否摆脱学术自由与斗争哲学之间的纠葛，能否厘清异化反异化、人道反人道的矛盾，能否诠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以及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愚钝如我者就更不敢置喙了。不过，我可以说:在走出重重围城之前，忧思者的心灵是不会安逸的。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