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作为一个问题，也就一百多年。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写它要颇费思量，连写什么字，说什么话都成了问题。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看到历代先贤的身影。
从最近的说起，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费老当初在描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江村和中国之间的关联会促及西方人类学范式的转换，这样的题目是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加上去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远非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所可比拟。对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进行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奋，但对当时的中国学子来说，如何促进民生和抵抗外侮是迫在眉睫的行动。所以在《乡土中国》之前的作品，如《江村经济》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西南社会经济调查），就是对当时中国如何朝向现代文明的进程的描述与阐释。然而，很快，到了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就是这个还仍然只在纸上的模型平息了之前费老对传统中国经济社会不能如其所愿地快点进入现代的冲动。同样在1947年，费先生远赴他乡对昔日的老师和同学谈起了“乡土重建”。这一次，西方人听得很认真。因为费先生在这次讲演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西方人刚刚经过了世界大战，带有一丝“西方的没落”的表情。费老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过于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资源利用上的克己，这种特性虽然让自己大吃苦头，但终究没有贻害别人，而西方病就病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两分推至极端并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费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费孝通文集卷四，312页）这仅仅只是对西方人讲的。因为费返身回国后并没有证明自己这个历经东西方文化反思而提炼出的乡土重建理念恰切如否的机会。[1]
在费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他并非独此一家。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合唱。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都有所认识。位育这个词就来源于潘光旦。至于开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更是如此。但当时首要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现代经济力量的建设。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有的只是尽快的行动。
毛泽东在他此前的经济社会调查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新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重新出山时，他的主要精力却仍然是他三十年代未完成的“江村经济”，因为毛泽东只有时间解决一个“江村政治”问题，即乡民经济之上的政治强制关系的解除。这种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序现象提醒我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每日必修之功，而将这种反思带到人们的实践中更是任重道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看到乡镇之中现代工商业兴起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慰自己一下，多年的从实求知路终于有了结果。但1947年那个乡土中国的宁静、东西方文化特性反思之上的乡土重建理念同束缚中国的乡土的尽快破除之间的观念转换，使费孝通先生更有勇气面对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昨日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之间的变化。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对半个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勾连使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照和这种视角的更为广阔的画卷。在展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之前，请允许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放回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之中。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回转身来看中国的姿态比五四时期要温和得多，这与中国的参照物——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师法的状态有关。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自强运动在中西体用之间一直持续下来的紧张状态到四十年代缓和了不少。三十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尽管从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没有最后的赢家，但它所透露出来的多样现代性的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乡土重建的实践上，立足于本土的现代发展模式占有主导优势。这种多样性的状态在四十年代的中断反衬出后来很长时间内的社会发展模式立足于本本的成分反而要多于立足于实地的成分。毛泽东三十年代就确立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改造实践反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至于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多样性的状态难以立即恢复。
表面的原因是本本主义妨碍了对毛泽东早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必要反思与重新发现，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
冷战结束使西方人也失去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必要反思，远没有二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己文化进行系统反思的迫切性。西方文化在文明发生学上相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成长期的普遍性的种种西方中心论层出不穷。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文化断层期和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一种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世界格局的真空发展阶段。西式现代化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成长奇迹，也催生了对儒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一种肯定的心态，但这种以西方为圭臬的普适现代性的追求仍然不足以成为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多重现代性的文化基础。
二战以后，来自于更多地区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二十世纪末汇成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潮流，这些另类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已经成为多重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至少在发展道路或者方向上是西方现代性的有力的知识替代。这些多重现代性的开掘涉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时期被遮蔽掉的本土知识和发展经验，也涉及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和解构。多重现代性内容的建构和西方现代性具体内容的解构为当前我们对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全球化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原则改造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现象提供了分析与批判的知识基础。例如，中国等其他文明世界对本土历史的重新发现，中国突破1949年、1978年，1919年或者1860年等等过去断裂节点的大历史的阐释，非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比西方现代性进程更为丰富的发展模式的发现以及西方生态与炮舰殖民政策与传统政治经济力量同市场相结合模式的延续等等。这些知识均有助于我们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和多重现代性建立的可能。这些知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自觉在中国的兴起做了很重要的铺垫。另外，作为一个个社会工程来解决的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在各种机械式的努力都在理论上呈现出无力甚至无理。
出于对一向秉持的观念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具历史深度和全局理解的要求，费老等中国知识界深思熟虑之士也在真切呼唤着文化自觉。对于今日中国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读书人少有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视野，社会问题被作为社会工程来一个个地解决，经历文化断层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专家只能用各自习得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辞藻来套裁中国现实，鲜有创造性地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回到中国社会问题本身分析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自觉。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功能超强的解释体系还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深刻而具整体性的叙事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对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形象的整体叙述了。因此，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专家意见往往还不如直接接触实际事务的大众来得全面和具体，同政策制订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都做成了快餐，既没有相关的历史性，也没有世界格局的关照，而只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中摇摆。大局和全局的定力缺失导致民风浮躁，无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知识挑战。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回到文化自觉的视野中，将已有点滴文化自觉视野下积累起来的知识整合起来作全面的观照，才有从容解决的可能。
全球化的冲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
文化自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习得的内在修养。而文化自觉先行则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性的基本态度。我们在具体探讨中国社会与文化特性之前安排对“文化自觉”进行文化自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实践。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与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回到我们破题之前，我们首先就提及每一个时代面对“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无可厚非。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可笑的是，这个变局不是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辫子要被剪掉了，而是辫子剪掉了之后这么多年还要回到西方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西方的近代早期、中世纪结束的时候，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头开始！
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十九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这种前不要古人后不管来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让中国人集体短视。知识者无定国大计，民众则只为眼前小利。如果单是不顾生态、社会与文化持续的经济发展一下，折腾一下，那么在大局既定的情况下还能再调整过来。但真正让人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是：真空中的经济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头怪兽，或者说是那头跑进卧室的大象，它要按照自己的那点食性吞灭整个社会。这个食性就是十九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土地、劳动力、产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财产权利的绝对私有化。这是西方十九世纪发展模式的神话，被文化断层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与读书人捡拾起来。西方中心论破除后，十九世纪对内剥夺对外殖民的社会发展模式本来弃之如敝履，然而由于文化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又恰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西方自由化、市场化与现代化为原则的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反省空间。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十九世纪社会发展模式的那点食性怎样的本末倒置。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滑坡、农民权益和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三农危机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较长期只注重西化而忽略中国社会本土特性是造成大多数与国民经济总值增长不协调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初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只注重了现代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这个单一方面，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乡土中国的知识积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人口约束的情况下，极力利用外资并不顾资源环境约束而发展低端工业。中国用自己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国际流动资本实现增殖的平台。在为跨国资本做配套生产的“干中学”（有人用了“血拼”来形容）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加入了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虽然中国的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却成为连绵的公害，对中、西部的“拉动效应”（或“涓滴效应”）也未见端倪。至于“血汗工厂”更是持续近二十多年未有明显的改善。离开土地的年轻一代劳动者在人身权利和劳动权利等方面所遭受的压迫与他们为国家的资源-人口约束松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长期“北上南下”的民工潮在规模上并没有有效降低。这种国民经济发展失衡的状况同中国的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完全寄希望于自由化、私有化与现代化的经济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国目前诸多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难题，还将严重侵蚀长期积累下来的乡土中国的基业。如果说还有机会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还有机会谈中国的自主发展，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谈这块历史悠久、为追求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土地该如何扬长避短，那么最根本的底气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轮廓分明、大局尚在的家底。
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中国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还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按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数量计算，当今中国至少有9亿农村人口，占13亿人的绝大多数。9亿农村人口又是现金收入很少，将来增收空间有限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个大多数，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欧美式高消费生活方式。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消费主义对中国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过度的冲击。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敛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但中国庞大过剩劳动力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不只是农民，而且相当多赚取工资的被雇佣劳动力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边缘化，而且导致他们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体系在解体，而且也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之间的基本价值观的维系能力在降低。各种奢侈品和绝对拥有各种消费品的感觉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冲击着无力消费它们的社会群体。而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过上基本生活品充足文化生活丰富的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地方性知识在消费主义面前却是“错误的”，人生价值也是“愚昧的”，人生目标则显得无趣与可笑。但是，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人们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结果，人心失去了，宁静的生活也变得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离开乡土追求消费广告上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但是等到他们在“南上北下”的民工潮中奔波了二十多年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莫过的烟云而已。
这种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和跨国资本对这些产业的上游也就是技术的绝对控制而播传甚广。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资源与劳动力利用当地化的进程，达到了将初级工业化阶段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急剧冲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因此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维持白领占大头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这种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并由于冷战结束而得到加强。
不过，揆之全球政治经济不平衡格局的历史和乡土中国的历程，大抵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乡土中国失所的程度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机会。危机是危险的时刻，但它也暗示了可能的机会。
人类在各文明地区依靠自有资源发展的历史可追溯久远，也形成了一个个以资源为中介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演变过程与人口、政治经济权力的更替密切相关。从最初利用强度不大的平均分配的发展模式到凭武力分配的社会再到用社会契约或者法律文书来制约的社会，加于资源之上的权力只剩下了经济利用的美妙面纱。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只靠自有资源发展的神话被不断改头换面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打碎。
那些强调内部发展的理论认为生产力的突破是各文明兴衰嬗蜕的主要动因。因此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作物生产技术各环节的不断提升、农田生产组织方式的提高以及资本（牲畜）与劳动者组合方式的优化成为主要讨论的对象。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变迁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耕地之上的人类理性的活动（改良工具、植物育种、生产组织、资本与劳动力优化组合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对农业生产的系统认识），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综合利用从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社会与自然的影响利弊参差。除了可以提炼出人类不断地超越资源利用效率改进、社会关系改善的延续模式外，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文明断裂则提醒我们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问题。掩埋在泥沙下的废墟充分显示资源利用的失败，可能是上层建筑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生产破坏了资源自身的循环系统。
文明从某个地区兴起，又在该地区消失。废墟浓缩了文明的生死、简化了文明的历程。地中海沿岸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其土地及其他资源本身就不充裕，它们要靠从外面输入相当的粮食才能支撑其文明，因此要极力维持对外贸易通道畅通的武装力量。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或者由于自身供给不足，或者因为贸易物品在其他文明地区找不到交换物，因此对外掠夺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的战争最终登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各文明、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各文明的对外扩张也是如此。对内的拓殖可能因为生产本身的原因会失败，那么就极力维持对外的贸易、希望通过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来支撑文明的生长，在贸易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对外掠夺资源的征途。对外贸易与战争这种古代延续至今的自有资源利用的世界体系就这样形成了。西欧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对新大陆的殖民则是承前启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不顾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将一切自然资源和人转化成资本和劳动力并加剧二者的紧张，这种发展模式不过几十年就造成了资源耗绝，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才能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不得不回到本土依靠自有资源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下，西方国家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所主导的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体系依靠自己的先发工业化优势继续抢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并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污染的水土与环境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
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同样经历了按照单纯农耕需要分配资源、武力争夺与社会契约安排的一个大致相同的轨迹。但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却与十九西方国家分道扬镳，走上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宁愿苦自己也不害别人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在集历史、传说与记忆一身的井田上有足够的体现：方田上的私人耕作是效率的要求，但是乡土资源还有其他功能，或者是自然、生态的，或者为公平之见，或者就是社稷的象征，或者是对边远地区独特的文明的敬畏等等，但所有这些当时已有的和还不能预见的乡土的属性就这样通过井田中心唯一的一块公田来传递了。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只面临一个最为原本的问题，即乡土资源负载的人口逐步合理减少使乡土资源获得空前的松解，恢复它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乃至自然与生态上的基本价值。人口的合理减少是指他的权利得到清偿后流动到不直接利用资源的领域谋生存与发展并且不至于造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冲突。
1978年至今乡土资源利用已经形成了许多习惯。这些习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住在乡土上并依靠乡土资源谋生的劳动者是这些资源的真正主人。只有把乡土真正交到耕作者手里才能保证乡土的历史传承。二十多年的个体耕作实践由于在法律上只是含混地规定了集体所有，而没有明确谁是集体。因此在外部力量或者是权力或者是资本进入的时候，社区的乡土资源很容易被掠夺和侵吞。如果政府不考虑乡土资源已经形成的习惯并且不让这些习惯进入持续的城市化，那么政府将承担的政治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近代以来附着乡土上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是被革命最后一击打掉的。政府就是要监督乡土资源使用中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的滋生，保证乡土的基本价值的实现。城市化是乡土资源使用的转化，其主导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政府，而是乡土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城市化的乡土资源的交易只能发生在社区成员与非乡土资源利用者之间。政府依据法律监督正常的交易行为。中国政府在乡土资源上的胆怯及由此造成的放任同政府直接控制乡土并作为乡土资源的最后代理人极具讽刺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农村，政府的国土管理部门无视乡土社会形成的习惯，在乡土资源转化为非乡土使用的过程中与各地方势力或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甚至越俎代庖大量掠夺和侵吞本来已经降低利用程度并且恢复自然生态属性的乡土资源。
宅基地和房屋是乡村社区最具有十九世纪物权概念的财产，千百年来它就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社区内，宅基地是和风水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其选址和占有不仅受到乡土信仰的约束，也受到社区传统的约束。几十年里，各家各户在社区里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国家的法律应承认这种既有事实并尊重业已形成的习惯，政府部门应该是乡土资源使用历史与现实的记录者，它们应该提供这些记录给立法部门作为乡土资源使用立法的依据。
一小部分城市与乡村起来的资本与权力的物不仅与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乡土资源的存在不成比例，同利用程度较低的乡土资源相比更是无比的渺小。在辽阔的中华文明的版图上，到底是以资本与权力攫取的有限的物为标准来建设物权还是以更广阔空间存在的人类活动的物为标准建立物权？先把那些我们还没有利用的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资源利用方式下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把那些人们辛勤耕作、早晚侍弄并大量供给我们日常所需动植物食品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最后再来讨论聚集在城市上空的资本与权力攫取的物的保护问题。
只有这样做了，中国的物权才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只有这样做了，中华文明的基业才算尘埃落定了。
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能够出产食物、适合耕牧的土地上生存，在这里人们对这些土地的改造频仍。而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土地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定居，人们对这些地方的地貌的改造幅度则要小得多。所以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模式并不完全是集中于肥沃、可耕作的土地上，它还涉及内部的殖民。在各文明地区的历史上，这种由于人口增加而发生的对内拓殖基本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中华文明在南北朝时代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拓殖以及明清向西南地区的拓殖。中世纪的西欧还只是一个蛮荒地带，该文明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从小定居点向四周拓殖的文明。近代北美地区则是一个翻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从东向西拓殖的地区。这些拓殖的地方本来是水土等自然条件都很优越的区域，因此最终在基本的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或文化模式上被旧有的文明同化，而在边远地区或者地理险要、气候恶劣的地区还保留了与该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模式。内部拓殖的很多地方并不完全是无人地带，因此对内拓殖往往伴随了战争和屠杀。最终形成的文明体系是一个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密度高为主并保留资源利用密度低的复合文明体系。所以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单调和脆弱的体系。它所能生存的地方非常有限，仍然局限于适合出产粮食、饲料、纤维和燃料等土地产品的地方，而且往往是以食物生产为主、其他产物为辅的地区。二战以后，人类开始向地球以外的太空寻找“新边疆”，大概是对于这种局限性的一种恐惧表现吧。另外，二战后人类开始朝降低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依赖度的方向发展，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利用跨国公司将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作原料和燃料的初级工业化生产放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集中发展无烟工业，自己国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所以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自然环境优美、农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开始越来越回归其自然、生态的属性。它们不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对象，而是作为战略资源被储备起来。
中国的情况是至少60%的人口仍然以直接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来满足温饱与发展问题。70%的产业仍然与直接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的初级工业化相关。土地等自然资源看似被利用的经济政治属性高，无法回复到自然、生态属性上。但考察农业的具体情形，可发现农业生产者已经逐渐降低了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对它们的倚赖性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变化与欧美等国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趋势是同步的。
乡土中国是通过内部机制的调整而获得的。她显示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传统与现代的成就。例如农业与乡土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善、逐步容纳个性的社群文化的位育、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和多样性生态背景的养成等等。乡土中国的丰富内容都是有历史意蕴的现实的形成。
2000年代的乡土中国并不是西元纪年标注的两个千年后的某一时间点，她是本土的天干与地支支撑的两千年前后、一个持续的时间流中奔腾不息的伟大文明。
可能的切入点与当务之急：乡土中国与文化戮力
在乡土中国复归后，来考虑实际生活中的危机底气就相当足了。
首先，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其次，我们要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最后，在国内的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抵制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对于三农问题，应该积极为乡村社会创造自我管理资源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具体而言，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农民合作的解体，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例如，在华中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农民增支压力的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过快地市场化了。
因此，我们除了在公共设施建设上构筑乡民自我发展的基础外，还应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为他们谋社会与文化的福利。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生活意义的丧失；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长，而苦于人际联系解体；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预期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提高太慢，而苦于整体福利丧失太快；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大，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角度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而正是九亿农民“低消费，高福利”生活的实践，可以使九亿农民真正创造出一种十分地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运动出来，这种运动因为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因为强调人的包括经济但远非经济的各种体验，因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强调“天一合一”和“以人为本”的东方智慧，而可能使运动本身的目标，成为建构文化自觉下的乡土中国的有机成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农村本身的生活质量，相当部分来自于市场经济以外。在农村中，因为能够与土地接触，人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生活的情趣。在村庄社会，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世世代代还可能生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关怀，就使人们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获取收益，就使人们为了相互承认而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获得价值。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无法生活，在农村却可能比较富裕。生活在村庄中，消费的物质资源较少，而生活质量较高，这不仅是农村需要购买的商品较少，而且因为农村熟人社会的生活，使人们可以从经济以外获取福利。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回到二十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摸索上去，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各种努力。例如梁先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构造乡村组织，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梁先生认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籍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他所构造的乡村组织就“乡学村学”，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时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