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一直被指责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甚至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元凶。现在他的一个学生希望为他恢复名誉。
在去年11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三，16名学生坐在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课桌前，面前放着两份没有发表的打印稿。学生们在上一门关于哲学家斯特劳斯的课，当天的题目是“政治和政策”。政治学教授内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宣称“有些情况下很容易选择这个话题的阅读材料，因为斯特劳斯几乎没有写关于现实政治的任何东西。我不得不四处寻找很多东西。”
打印稿是斯特劳斯在1940年代发表的两篇演讲，留下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它们没有清楚说明斯特劳斯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但它们暗示了。塔科夫希望它们能够更正他所说的学术界最耸人听闻的神话，即1973年就去世的斯特劳斯应该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甚至为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负责。
有一些著名的记者和作家认为他们找到了布什疯狂地要推翻萨达姆的理由。在2003年5月《纽约客》的文章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宣称“斯特劳斯运动在布什政府内外有很多的追随者。”最著名的是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五角大楼特别计划部主任艾布拉姆•舒尔基（Abram Shulsky）。赫什写到这些斯特劳斯主义者同意他们的精神领袖，一个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存在“只能被少数人理解，被群众所误解的真理”。因此，布什和鲍威尔告诉美国公众的“高贵的谎言”（斯特劳斯喜欢使用的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术语） 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我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到那里。
这里在《读者》， “The Straight Dope”节目的塞西尔•亚当斯（Cecil Adams）曾经回答关于斯特劳斯的提问，教授的评价是这样的谎言“不仅仅是伟大哲学家的偶尔采用的策略，而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他称斯特劳斯主义是“导致拥抱阴谋理论，占卜术，塔罗纸牌（tarot readings）的高度依靠直觉冲动的产物。”因此，他继续说“可怕的事情不是政府可能向我们撒谎，这不是第一次了，而是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总统一直在聆听对现实如此缺乏了解的家伙的建议”。与此同时在百老汇，部队里的将军们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2004年的反战片《战地生活》（Embedded） 被显示对着这个德国移民的画像欢呼“向斯特劳斯致敬！”
对于许多在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跟从斯特劳斯学习的人来说，或者后来跟从斯特劳斯从前的学生学习的人来说，这些指控是让人奇怪的，从最好处说，如果从最坏处说，就是冒犯的、无礼的。
2006年，圣母（Notre Dame）大学政治学教授凯瑟琳（Catherine）和迈克尔•扎科特夫妇（Michael Zuckert）出于“对他作为老师的深深的感激和对他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义愤填膺而发表了《斯特劳斯真相：政治哲学和美国民主》。去年又出版了两本矫正性的书，一本是得克萨斯大学托马斯•潘戈尔（Thomas Pangle）的《斯特劳斯：思想和遗产简介》，一本是耶鲁大学的斯蒂文•斯密斯（Steven Smith）的《阅读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和犹太教》。扎科特和斯密斯的书是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以对古典哲学的着迷而不是个人政治野心而著名的人，很难让斯特劳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负责，按照他的辩护者的说法。正如塔科夫在课堂上指出的，斯特劳斯谈论当时政治议题的次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他确实说的话很少可以很容易地解释或者实施。他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一句话，因而就说税率应该是多少，或者我们应该进攻这三个国家。”
实际上，塔科夫猜想斯特劳斯本来可能反对在中东发动战争。塔科夫本人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入侵伊拉克是个糟糕的想法。正如他2月份告诉WGN 电台主持人密尔特•罗森堡（Milt Rosenberg）说的“ 马基雅弗里在《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中说欧洲永远也不要入侵帕提亚（Parthia）。” 塔科夫是在使用描述构成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的地区的古代的名字，企求斯特劳斯一生中这么努力复兴的经典之一。“罗马不能征服帕提亚。”
斯特劳斯曾经写到“当我16岁在学校阅读柏拉图的时候，我形成了一个计划，或者希望，那就是用一生的时间阅读柏拉图，同时靠养兔，作为农村的邮递员谋生。”作为 1899年出生在德国黑森（Hessen）的犹太人，他靠研究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这个人加入了纳粹党。斯特劳斯本来可能成为纳粹的受害者，但是在1930年代他在海外工作，在法国和英国，研究迈蒙尼德的宗教思想和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因为不愿意返回德国，他在1937年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第二年他成为美国公民，并获得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的教授职位。在1949年受到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鼓励，他迁移到海德公园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哲学。他努力要矫正他所砍刀的现代性的失败，认为通过科学和启蒙创造完美社会的流行的社会理论。斯特劳斯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如果不是危险的话。他觉得社会科学充斥着“事实”而不是“价值”的测量，预测，分类。他认为政治科学家 可能研究独裁政权前前后后，但是不把它成为坏东西。怎么能够不教学生判断认识独裁政权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如何反对它们？他宣称“科学不能教给人智慧。”
在斯特劳斯看来，取代有可能滑向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他想让政治科学系复兴古希腊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家，那些提出关于任何时代和政府的严肃思想家都考虑的“善”的问题的“前现代”人。他特别指出学生应该阅读柏拉图，当代社会科学有必要理解它的“基础或母体。”经典文献中详细阐述的这些原则是我们要获得对当今社会及其特殊性充分的分析不可缺少的起点， 我们要获得的对这些原则的聪明使用在我们的任务上。”
斯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20年。虽然个子不大，“声音很小，天生地在不能适当使用麦克风或者打电话”。按照他的学生乔治•阿纳斯塔普罗（George Anastaplo）的说法，他是个有吸引力的老师，有一大帮忠诚的追随者。另一个学生沃纳•唐豪瑟（Werner Dannhauser）写到斯特劳斯的课堂“应该是下午3:30到5:30，可是当他准时上课后，往往一直讲到6:00甚至7:00钟。”在学术世界的更大范围内，斯特劳斯作为《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作者获得一定的声誉，其中他考察了“西方的危机”试图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观点辩护，这个激发了美国缔造者的思想，反对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后来的意识形态的攻击。
在他的一生中，斯特劳斯作为引起争议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古典内容的迷恋。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他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列举的现在的神秘晦涩文笔的著名原则。斯特劳斯认为伟大的思想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给读者提供不是一个儿时两个意义“作为前景的教化特征的大众教学，和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关于最重要话题的哲学教学。”“外在的”意义是明显的，只有聪明少数人仔细阅读，知道从那里寻找神秘内在的意义。斯特劳斯相信，大哲学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因为“自由的探索，探索的所有结果的发表”并不是可以保证的。
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斯特劳斯提到了高贵的谎言的观点。哲学家“相信‘聪明’和‘粗俗’的区分是人性的基本特征。”斯特劳斯告诉读者粗俗者往往怀疑哲学家。所以哲学家需要使用颠覆性的手段“高贵或者正当的谎言”“真诚的欺骗”和“真理的敌人。”
斯特劳斯承认这是个很难接受的观点。他写到“每个体面的现代读者肯定对一个伟大的人竟然故意欺骗大多数读者的建议本身感到吃惊。但是，正如自由派神学家曾经说过的，足智多谋的奥德塞（Odysseus）的模仿者不过是比我们更真诚些，当他们称我们所说的‘考虑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为‘高贵地撒谎’。”
他是著名的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但是总体上看，斯特劳斯的个人政治倾向仍然是神秘莫测的。即使像扎科特夫妇这样认真的学生在60年代也感到沮丧，在试图猜想他们的老师在当时热点问题上的看法，比如越南战争或者民权运动。凯瑟琳扎科特回忆一个同学询问斯特劳斯关于当代美国的问题。斯特劳斯回答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发表评论，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有人还说他在50年代两次投票支持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但是在1972年在支持尼克松的教授们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上签名。
斯特劳斯去世后12年的1985年，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家麦尔斯•布伊特（Myles Burnyeat）在《纽约书评》上写了尖刻批评他的观点和影响的文章“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布伊特说“斯特劳斯对于柏拉图的解释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斯特劳斯的作品中关于哲学家的本质谈论了很多，但是从内在看，积极从事哲学研究到底是什么的知识的任何迹象。”
两年后，斯特劳斯最著名的学生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了辩护意义的书，《美国思想的关闭》。赞美经典批评现代大学，布鲁姆的畅销书帮助确定了90年代文章战争的基础。
1988年，斯特劳斯的最喧嚣的批评家出版了关于斯特劳斯辩论的整本书。加拿大雷吉那（Regina）大学哲学和政治学教授莎迪亚•卓瑞（Shadia Drury）在《斯特劳斯的政治思想》中写到她曾经蔑视斯特劳斯的学术功力，像布伊特一样, “纳闷这样的垃圾怎么竟然能够出版。”但是当她开始看待斯特劳斯不仅是个学者而且是独特思想的哲学家的时候，她开始对他着迷，对他警惕。她开始揭露自己理解的斯特劳斯思想中的黑暗，扭曲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她写到“斯特劳斯相信男人必须被放在黑暗的洞穴中，因为把他们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什么也得不到。”
按照卓瑞的说法,斯特劳斯认为真理不仅难于认识，而且对于我们的幸福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因此应该不惜代价掩盖起来。卓瑞问到“有这样的真理这么糟糕它竟然威胁到给社会造成灾难，如果它不被掩盖的话？” “我要向斯特劳斯显示宗教和道德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最虔诚的骗局。但是矛盾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骗局，就没有人类的存在。”
卓瑞提出的一个让人惊讶的观点是斯特劳斯喜欢的不是民主而是所谓的“独裁教导”。她写到“斯特劳斯关于这点不是非常明确，但是他清楚说明没有法律的统治如果聪明的话肯定比法治更优越。”
塔科夫和扎科特把卓瑞的书认真对待，作为同行的学者的著作。但是“斯特劳斯成为了马基雅维里，海德格尔，尼采，施密特和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的混合物,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错过了他对这些思想家的批评。” 塔科夫注意到。不那么严肃的著作，在塔科夫看来，是卓瑞的1997的续篇《斯特劳斯和美国右派》，其中她试图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崛起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斯特劳斯的观点结合起来。2005年，卓瑞给她的最初的著作上添加了新的，充满激情的序言。她写到“不可否认的是，斯特劳斯塑造了从事对于美国和世界产生里程碑影响和后果的外交政策的人的头脑，我批评斯特劳斯培养了傲慢自大，肆无忌惮，不诚实的精英，这批精英非常蔑视法治，道德，普通人和诚实。”
到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斯特劳斯已经蔓延到各个方面。不同的人可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人们认为他是微不足道的吝啬鬼，或学术界仆从，或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在坟墓里指挥美国外交政策的民主帝国主义者。
在2003年《纽约客》的文章里，西摩•赫什把沃尔福威茨和艾布拉姆•舒尔基的辉煌幻觉和“高贵谎言”的根源追溯到斯特劳斯和芝加哥大学，两人都是在1972年在斯特劳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实际上，斯特劳斯在此之前4年就已经离开芝加哥大学了。沃尔福威茨虽然选修过斯特劳斯的一些课程，但是他的关于数学模型和核扩散的博士论文是在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指导下完成的。舒尔基确实声称受到斯特劳斯的影响，正如在1999年的文章“斯特劳斯和情报世界”(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和施密特（Gary Schmitt）合写的。对于希腊哲学学生示眼色，舒尔基和施密特写到斯特劳斯的情况与他们不同，正如社会学家往往见树不见林一样，美国的情报界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大画面”议题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西摩•赫什在《纽约客》写文章讨论斯特劳斯的阴谋，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详细描述斯特劳斯作为帝国理论的组织者。 他写到“按照一个思想流派的说法，我们最近的军事冒险结果成为捍卫西方文明的战斗，正如去世的古典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如果这一连串事件似乎是不可靠的，听听布什总统在2月对自认为是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记者，政治哲学家和政策制订者的团队的赞美，“你们是我们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布什先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我的政府中聘用了你们中的20个人。”
阿特拉斯的文章激怒了得克萨斯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布莱恩•雷特（Brian Leiter）, 不过不是因为他是斯特劳斯的辩护者。雷特在他的哲学美食网站philosophicalgourmet.com.上写到“哲学家应该警惕当他们的领域被媒体错误地报道后。《纽约时报》应该明白不管斯特劳斯对知识分子轻量级人物和政治仆从如沃尔福威茨和威廉•本内特（William Bennett）的影响如何，他被真正的学者看作背后有政治动机和不可靠的学者，他的哲学能力最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近雷特告诉我“斯特劳斯主义是美国哲学系的病变。它们有这个壁龛，它们开始再生。”
塔科夫认为针对斯特劳斯的指控是怪异的。他为斯特劳斯辩护说他是思想家，“他在复兴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核心观念方面比我所认识的20世纪任何人都做得更多。”拒绝把入侵伊拉克归咎于他。他耸耸肩说“你我都可以描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你明白吗，人们迫切想找到解释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方法。”
塔科夫出生于芝加哥，在纽约市长大，60年代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历史，但是当他选修布鲁姆的政治哲学后，他发现了新天地。他说“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是每个高中生都知道的，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布鲁姆和他的老师斯特劳斯的观点，从经典和古代哲学中可以学习普遍性的东西的观点，古书不仅仅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落满灰尘的文物的观点是振聋发聩的。塔科夫对布鲁姆的观点如此着迷他不仅申请自己专业的研究生，而且要学习哲学和政治学。他在1968年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特（Claremont）研究生院学习，修了苏格拉底对话和卢梭两门课，跟随斯特劳斯本人学习，当时他已经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在这里教书。 塔科夫谦虚地说“我甚至鼓足勇气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对一地讲授，”斯特劳斯应允了。
塔科夫胡子发白，举止文雅但是倾向于放声大笑，有时候因为自己的笑话。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挂着许多研究和讲授的思想家的画像，比如苏格拉底和马基雅维利，还有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到坦克车镇压的著名景象。他十多岁的时候的偶像托洛茨基也在墙上。他解释说“我决定一个人不该抛弃老朋友”。
1978年，塔科夫完成博士论文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后，他享受在学术界之外的生活的可能性。他给沃尔福威茨打电话，他们是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好朋友（沃尔福威茨四年级，塔科夫一年级）询问在政界找工作的建议。沃尔福威茨一直在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务院工作，里根当选的时候在交接团队中工作。后来被任命为政策计划部的主任，他邀请塔科夫进入团队作为新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的演讲稿撰写者。塔科夫工作的第一天是1981年3月31日，里根被刺杀的那天。刚刚从伊朗被释放的人质按计划要在当天访问国务院，但是注意力被转移的白宫根本就没有准备总统的欢迎。’塔科夫被要求在45分钟内起草一篇演讲稿让国务院的官员代表里根讲话时使用。
尽管塔科夫喜欢他在华盛顿短期的停留，他充满感激地谈到接触了许多非常聪明的人，那是他所熟悉的象牙塔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说“我认为我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任何人讲话都不超过几分钟。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在学术界我们做不到这些。”每天面对的都是日常的头版标题，塔科夫发现很难维持学术界长期的观点，所以在呆了15个月后，他回到了芝加哥大学。
斯特劳斯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很难阐述，在一定程度上，迈克尔•扎科特不能指责记者向卓瑞寻求指导，这是他相信他们在2003年做的事情。他观察到“斯特劳斯不是一天花费一分钟就可以研究的工程，要了解他的思想没有捷径可走。”
凯瑟琳•扎科特非常尊重斯特劳斯作为老师，但是她非常谨慎被贴上斯特劳斯信徒的标签。她说“当人们使用斯特劳斯主义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她被这样介绍后，他对主持人抱怨说“他的意思是保守派？精英主义者？非历史主义者，撒谎者？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你指控我的罪恶是什么。”
塑像描述是足够了，在2006年 扎科特夫妇出版了《斯特劳斯的真相》。他们描述斯特劳斯与古典和现代哲学的接触，把他描述为怀疑主义者，对于现代民主拥有复杂感情的温和主义者，（就像他对现代主义的观点一样），但是认为它比其他选择更好。他们问，“柏拉图式/斯特劳斯式高贵的谎言能够证明对于斯特劳斯的批评者在他的门口放置的所谓谎言吗？”他们接着说“这并不是说政治领导人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撒谎并非是从斯特劳斯那里学来的。”
迈克尔说“关于斯特劳斯人们说了很多愚蠢和不公平的话。认为他有重大的政治议程的观点是荒唐的。”
耶鲁大学的斯蒂文•斯密斯在《阅读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和犹太教》（也是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的前言中承认斯特劳斯“一直是异国植物”，毫无疑问“后来获得的品味”，但是他“是自由民主的朋友，是民主曾经拥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编辑该书的时候，斯密斯回忆起他在芝加哥大学斯特劳斯档案看到的一篇文章。它是斯特劳斯在1942年给新学校发表的演讲的纪录，“我们能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迅速浏览一下就会显示它的题目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研究的范围之外。但是那个记忆一直留着，在2005年他向正在寻找斯特劳斯在新学校时期思想的例子的塔科夫推荐这篇文章。
在芝加哥大学瑞根斯坦（Regenstein）图书馆的特别收藏室里仍然保存着51箱斯特劳斯未发表的文献。除了斯特劳斯上课的讲义外，还有大量档案学家称为寿命短暂的东西。 “要文件夹，” 塔科夫的声音中充满惊讶地说到“有些诸如‘自然权利’或者‘霍布斯’等题目的文件夹，里面有论文的片断。”他开始笑起来，“上面没有注释，没有顺序。”尽管混乱，塔科夫还是发现了斯密斯向他谈到的演讲。“我们能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发表在1942年，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让人吃惊的“没有多少”。
因为哲学是获取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根本的途径，而不是知识群体，斯特劳斯告诉听众我们不能依赖哲学来告诉我们在具体的情景下该怎么做。他说政治行动的最好途径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告诉威尔斯（H. G. Wells）和话“糊弄”（Keep Muddling Through）。丘吉尔称他的政策是“糊弄”。尽管如此，政治哲学还是有点用处，“如果没有其他目的，至少为了辩护一个有道理的政策反对过分慷慨或者乌托邦的思想，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哲学提醒我们给所有人类的希望和梦想的局限性。”
塔科夫非常震惊。这是斯特劳斯最明确地说明哲学和现实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了1957年写给《国家评论》编辑的信批评该杂志对以色列充满敌意，以及他在尼克松的广告上签名外， 塔科夫不知道任何别的线索关于斯特劳斯在当代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有没有新的发现呢？
他拜访了斯特劳斯的遗嘱执行人，朋友，编辑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此人制作了斯特劳斯没有归档的材料的清单。清单中只有一篇的题目似乎谈到了实际的政治。它是“关于犹太人的轴心国家的再教育”，二战结束前的1943年在新学校发表的演讲。当塔科夫拿到5页的手稿时发现斯特劳斯的字体根本辨认不清。但是当他最终弄清楚后，是让人惊讶和好奇的“我们能学习什么？”
“我当然对他表现出来的在德国建立民主的前景表现出来的怀疑印象深刻，”塔科夫说。在“再教育”中，斯特劳斯怀疑战后德国能够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至少不大可能，如果完全留给盟国来做的话。斯特劳斯预测“获得胜利的敌人强加上来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的，只有德国人，只有留在德国的德国人和承受了纳粹统治的所有苦难和失败的人才能实现。只有他们才能用后希特勒德国能够明白的语言讲话。”
塔科夫说斯特劳斯的怀疑主义让他感到惊讶，不仅因为德国确实发展了民主，而且因为这个话题让人吃惊的相关性，关于斯特劳斯对于伊拉克的责任的辩论。塔科夫说“他错了，但是他的错误，应该受到指责的---鼓励人们使用武力手段推广民主的错误正好相反的方式。”塔科夫总是发现斯特劳斯和新保守主义怀疑的联系，但是现在他有了充分和确凿的证据向世界显示新保守主义者说从斯特劳斯那里吸取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或许出于他们的虚荣，他们拥抱斯特劳斯关于“高贵的谎言”的通俗的讨论作为只有足够聪明的人才能看出来的深奥的信息。
塔科夫现在正编辑演讲稿的过程，连同“我们能学到什么？”。他期待这两篇文章能发表在《政治学评论》秋季期上。
20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计划发表剑桥哲学之友系列的最新一期《剑桥哲学之友斯特劳斯》。该系列的执行编辑安迪•贝克（Andy Beck）说“该系列已经基本涵盖了20世纪的哲学，在我们出版了斯特劳斯的系列后，可能就不剩多少人了。”对于编辑这卷的斯密斯来说，这是斯特劳斯到来的迹象。
但是，斯特劳斯仍然有很多的批评家，坚持认为他和美国政策的错误联系起来。当雷特听说剑桥项目时，他说“它是狗屁的事实不一定是障碍。我敢肯定出版社知道这本书一定销售量不错。”卓瑞最近在《政治学理论》上激烈攻击斯密斯的《阅读斯特劳斯》。当我要求采访她时，她告诉我她对当前的斯特劳斯“研究”没有什么好说的。引号和表达的讽刺是她的。
迈克尔说“这里有许多视力上的幻觉，”在决定斯特劳斯的立场和谁有资格作为斯特劳斯主义者的术语。他问“比尔•盖尔斯顿（Bill Galston）如何?”，他指研究斯特劳斯的同学后来作为克林顿总统国内政策顾问的人。“我如何？” 扎科特像塔科夫一样从一开始就反对布什的战争政策。
斯特劳斯的许多学生说他珍视的一个美德是思想开放。在1950年代拒绝签名保证他不是共产主义者，结果被拒绝进入伊利诺斯律师协会的乔治•阿纳斯塔普罗收到从前的老师斯特劳斯的便条，“这只是向你表示我的敬意，钦佩你的勇气和正义的行动。”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的道歉者。“如果美国律师协会有羞耻心，他们应该跪下来向你道歉。”
确实，塔科夫说，今天研究斯特劳斯也需要开放的思想。“许多学术著作，或许太多了，包含人们收集证据证明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但是斯特劳斯发表的演讲对我来说是让人惊讶的。即使了解了“再教育”的题目，它不是我意料到的。塔科夫想了一会儿，“它是最好的侦探著作，这么有趣，总有人说一些出人意外的内容。”
译自：“Defending Strauss” By Julie Englander
http://www.chicagoreader.com/features/stories/leostra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