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被誉为实现了“真三不朽”的圣人。《明史》赞其“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清代学者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王阳明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心学是王阳明留下的最宝贵文化遗产
王阳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生前封“新建伯”，又因其心学思想为“孔门正传”，身后从祀孔庙。然而，真正奠定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崇高地位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还是他的心学思想。
中国思想史的主体为儒学。自孔子创立以后，儒学经历了三次重要发展，即汉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亲民、致良知等一系列思想命题，对传统儒学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和发展创新。特别是其致良知思想，第一次将道德实践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阳明心学对明中后期直至近代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但开启了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思想启蒙，对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明心学传入日本之后，直接推动了日本学术从朱子学向阳明学的转型，阳明心学对道德修养、内在品质的强调及其实践性特征，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阳明心学融入日本传统文化，对其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阳明心学传入朝鲜，对其实学派代表人物如朴齐家、丁若镛等产生重要影响，近代朝鲜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心学实现“儒教求新”。阳明心学著作于19—20世纪大量译介到西方世界，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学者深入研究。进入新时代，阳明心学尤其“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国际传播也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必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
从先秦儒学到汉学、宋学、阳明心学的发展，以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体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阳明心学，并深刻指出阳明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深入挖掘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对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第二个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阳明心学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
黄宗羲将阳明学术的发展过程总结为“前后三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即龙场悟道和揭“致良知”。王阳明龙场悟道，标志着其心学的创立。此后，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特别是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期间的临民治政实践，直接推动了阳明心学走向成熟。王阳明晚年讲论，大抵不离“良知”二字，复将其学说精髓总结为“四句教”，阳明心学也再一次实现了升华和圆融。
王阳明自幼便立志“学为圣贤”。青年时期，他曾拜谒江西上饶的理学大师娄谅，娄谅对王阳明的教诲有两点：一是“圣人必可学而至”；二是“学者须亲细务”。而后，王阳明虽一度沉溺词章，出入佛老，但最终回归“正学”。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因忤逆刘瑾而被贬贵州龙场驿丞。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现实困境，王阳明唯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经此一“悟”，王阳明终于明白，原来“心即理也”，应当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于是“吾心”与“物理”便贯通了。此谓“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正式创立。
王阳明离开龙场之后，迁庐陵知县，在任期间蠲免赋税、移风易俗，任职虽短，却政绩卓著、遗爱一方，这也是自龙场悟道以来阳明心学的初步实践。此后，王阳明任职两京，其心学思想不断发展。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这是他一生中历时最长、磨难最多、事功最伟的一段经历。其间，王阳明平定动乱，得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复奏设新县、安抚流民，兴办社学、推行教化，颁布乡约、移风易俗，经过一系列的地方治理实践，其心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正德十五年八月，王阳明在赣州通天岩第一次提出了用以概括其一生学术精髓的“致良知”。从龙场悟道到提出“两破”，再到揭“致良知”，标志着阳明心学从创立走向了成熟。
揭“致良知”之后，王阳明在次年的南昌讲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王阳明晚年论学，大抵不离“良知”二字。王阳明人生的最后阶段，用四句话总结了其“良知”之说，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赴两广平乱前夕，于天泉桥再次阐发“四句教”之说，讲论本体工夫，证道印心，谓之“天泉证道”。既为其悟道、践道、传道的一生画上了圆满句号，同时也开启了王门后学之新篇，阳明心学亦实现了圆融。
悟是阳明心学走向圆融的基本路径
从陆九渊到王阳明，“悟”都是心学的基本路径或曰法门。这虽然借鉴了禅宗的“顿悟”，又有根本区别。阳明心学的“悟”，是要刀刃向内，去除内心的私欲之蔽，复见天理良知，这与儒家的圣人之道、修齐治平的终极目标相统一。王阳明的心学，正是在为学、实践甚至生命的极限当中悟，才得以创立，得以圆融。
王阳明自幼便立志“学为圣贤”，然而通向圣人的路径在哪里，却是他经过长期的摸索才找到的。他曾以“格竹”的方式循朱子“格物致知”之理，却未获得成功，复出入于词章、沉溺于佛老，仍不得其法，最终回归于圣人之学。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于困顿之中仍每日思考默诵《四书》《五经》，忽然“胸中洒洒”，得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而创立心学。此后，王阳明通过讲学交流，不断完善其心学体系，其“致良知”的提出，心学走向成熟和圆融，正是在与邹守益、陈九川等弟子的反复讲论过程中“悟”出来的。
阳明心学于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贬谪龙场之际，面对现实困境，王阳明反复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悟得“心即理”，而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向其请教“朱陆异同”，王阳明却避而不谈，只论近期所悟及知行合一，只有从实践中，方能切身体悟知行合一。王阳明尚在龙场之时，已开始阐释《大学》“亲民”思想，但对“亲民”更深层次的体悟和阐释却是在出任庐陵知县特别是南赣巡抚的临民治政实践之后。同样也必须是在平定南赣动乱的军事实践过程中，王阳明才能体悟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尤其在平定宁王叛乱，历经“百死千难”的彻悟之后，揭“致良知”方能水到渠成。
司马迁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人类智慧的精华，大抵都是在人生的困境、生命的极限中悟出的。王阳明谪居龙场，面对朝不保夕的恶劣环境，正是在此极限当中，方得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尤其是动乱平定后面对皇帝的猜忌、奸佞的构陷这种极端局面，才能深刻体悟出“致良知”。王阳明于两广归来，在大庾青龙铺弥留之际，已是人生的终结、生命的极限，则有“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境界的升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赣地方文献中王阳明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2XZS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晓方，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教授；赖少伟，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