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纵观18世纪的Ästhetik探索，学科诉求的底层内含的是逻辑路径的推进。如果说维柯返回远古时期，以诗性智慧的阐发证明这一思维方式在生活世界的现实根基，构成Ästhetik的缘起，鲍姆嘉通则借助诗意表象的分析将其引向主体自身，以感性认知的完善透露出这一思维方式的普遍性诉求。在这一探索中，康德峰回路转式的思想推进更具有重要意义。将Ästhetik与先天综合判断相关联，不仅在从感性化到主观化的层层递进中呈现出新逻辑的普遍依据，而且在纯粹审美判断的特殊“综合”中彰显出Ästhetik的自由品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席勒的游戏冲动概念显示出其对Ästhetik的深层贡献：感性与理性的自由协调本质上是在内含“对立”的统一中对“否定性”的彰显。由此，从逻辑追溯中呈现自身的Ästhetik指向的是历史展开中的现实性旨归。
关键词 诗性智慧；诗意的表象；审美判断；自由心境；否定性
人们通常认为，Ästhetik出现于18世纪的思想世界，源于新学科的建构。正是在这一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以拉丁术语aesthetica命名了美学学科。与此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从主体角度对审美现象的关注也集中于这一时期，趣味（鉴赏）、艺术、天才等美学问题正是由近代思想的主体转向而引发。不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虽极大地促进了美学的诞生，但如果囿于启蒙时代的理性框架，理论探索并不能直接导向学科的建构，相比较而言，潜藏于思想底层的新的逻辑路径的搭建更应受到重视。如果说趣味理论的多角度研究凸显了美学的学科诉求，那么新的逻辑路径的搭建才构成学科建构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从逻辑建构角度梳理Ästhetik在18世纪的缘起与旨归有其必要性［1］。
1902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其美学史著作中指出，鲍姆嘉通虽命名了美学，但“除了标题和最初的定义之外，其余的都是陈旧的和一般的东西”［2］，与此相比较，“一个把类似概念放到一边，以一种新方法理解幻想，洞察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并在这种意义上讲发现了美学学科的革命者，是意大利人乔巴蒂斯达·维柯（Giambattista Vico）”［3］。给出这一倾向性明显的论断，固然因为鲍姆嘉通对“感性认知”的解说尚存在审美理性主义的痕迹，而维柯通过返回神话世界，彰显出“诗性智慧”的感性内涵，值得重视的则是克罗齐作此判断时所以之为前提的理论判定，即18世纪上半期的两位学者在探索思路上的重要交错——对美学的关注。如果说美学在这一世纪的建立是标志性事件，那么这不只是因为对趣味能力中情感因素的剖析，还因为对特殊思维方式的深层搭建，鲍姆嘉通与维柯虽选择了不同的探索路径，但暗中推进的却是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并通过康德的审美判断和席勒的游戏冲动呈现出对于美学的根本意义。
一 从体系到学科：作为共同原则的 “诗性智慧”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建构，人们一般认可夏夫兹博里“无利害性”观念的重要意义，通过排除审美与“利害”的关联，夏夫兹博里既为学科的独立提供出理论前提，也由此开辟从主体自身探究普遍依据的方向。与此相对照，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并未切入这一主导论域，而是沿着现实生活沉入历史深处，以期寻求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创新。14至16世纪之间，以意大利为导引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两重效应：一方面，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让思想世界开始关注世俗生活的丰富内涵，因而如何对现实内容作出有效反思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大量古代思想中的文学艺术被发掘和整理，也让如何在现有学科体系中给历史文献以合理定位成为需要探索的课题。这些现实状况无疑引起了维柯的兴趣，也成为其学术研究的起点。而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更是激发了维柯的雄心，他想由此尝试社会领域诸学科的方法论建构。
问题是，如何获得属于这些学科的方法？面对当时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笛卡尔主义，维柯显示出明确的排斥态度。作为现代西方思想的奠基者，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方式切入哲学思考，将“清楚明白”的观念明确为知识确定性的基本原则，因为“一个确实无疑的判断不仅要有明白的（clear）感知而且要有清楚的（distinct）感知为其基础”［4］。维柯却发现，如果真正的知识不止为了阐明，还在根本上需要创造，那么清楚明白的观念并不能让这一探索前进一步。面对这一意图，反而是实验哲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的探索路径让维柯看到了新的方向。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中，培根一反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强调经验观察的重要性，由此提出对后来的逻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方法——归纳逻辑，并将其称作科学研究的“新工具”。维柯在《新科学》一书的要素部分明确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接纳：
我们用的是由培根改造得最确凿可凭的哲学推理的方法，但是把它从培根在他的著作中凭思考和观察所讨论的自然界事物转到研究人类民政事务方面去。［5］
维柯还认为，如果科学的归纳法强调依据现实材料的观察得出结论，社会事务的真正材料则由历史过程来呈现。
不过，由此认为维柯在社会领域采纳的是归纳逻辑方式，将会错失其对近代思想的真正贡献。回顾《新科学》的写作过程，恰恰是带着这一思路返回人类的远古时期后，维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陷入学术研究的困境。思想家本人坦承：
为着发现在异教思想世界中最初的人类思维是怎样起来的，我碰上一些令人绝望的困难，花了足足二十年光阴去钻研。我曾不得不从我们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这种野蛮人的本性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而且只有费大力才可以懂得。［6］
显然，导致困境的原因并非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难以搜集，亦非“野蛮人的本性”难以体会，而是如何在学科体系中给“粗野本性”以合理定位。正是缘于这一诉求，维柯逐渐远离培根的归纳逻辑路径，开始了“新科学”的逻辑建构。
在充满痛苦的探索过程中，维柯发现了粗野本性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在涉及不同于人的外在事物时，“以己度物”［7］成为应对这一关系的主要途径，这源于人类心灵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8］其次，在涉及不同于具体状态的普遍性存在时，“想象的类概念”［9］成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人类心灵还另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10］。但这并非是说，只有从文明状态返回野蛮时期，方能获得这一历史深处的思维本性。当所追溯的历史世界也是人类曾经生活的现实状态时，便意味着存在于远古时期的思维本性同时也是含融于现实生活中的思维态度。基于这一前提，维柯作出了重要转换：将历史的原初状态替换为以诗的方式呈现的生活世界。因为后者无论是“寓言”还是“神话”，本质上都是对前者的反映，但剥离了前者寓于原初生活状况时的错杂。
虽然如克罗齐所指出的，转换过程并未达到意想中的效果，这也让《新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晦涩难懂，不过确定无疑的是，含融于其中的思维方式得以呈现。维柯认为，当“以己度物”的思维特征通过寓言表达出来，成为一种“隐喻”［11］时，便已开启离开原始存在的思想转换。在这一意义上，强调“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也拥有自己的“感觉和情欲”［12］，实际上表明的是内含在这一思维方式中的人与事物的本质关联。而“想象的类概念”被融入文学，通过神话予以表达，同样经历了摆脱原初状态的重要转化。由此，强调每一个神都是每一类概念的化身，彰显的是普遍性借助这一方式而来的感性呈现。更重要的是，由“以己度物”到“想象的类概念”，其中的思维方式虽已摆脱原初状态的错杂，却不意味着“原初状态”是被抛弃的因素，后一种态度通向的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老路。维柯通过这一剥离意图证明的恰恰是，这一出现于寓言和神话中的思维方式同时深藏于“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13］中，成为“共同意识”（common sense）［14］。
由此，维柯将原初状态中的思维方式称作“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 ［15］显示出多重意指。一方面，因为“诗人们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在时间上，“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16］，因而与诗相关的思维方式会出现在历史的初期；另一方面，正是同样处于原始阶段的诗歌带来了摆脱原初状态的思想转换。克罗齐着重强调：
虽然诗性智慧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野蛮主义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一历史阶段在维柯的思想中很快变成了诗的观念阶段，把这一历史阶段自身的所有本质特征都迁移到了诗的观念阶段。［17］
他意图表明的正是，通过与神话的关联，诗性智慧不仅脱离原初状态的经验性，拥有属于自身的普遍性，而且呈现出其不同于哲学思维的独特品质：
诗性语句是凭情欲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18］
由这一思路切入，诗性智慧虽曾因古代思想中的诗与哲学之争而被置于晦暗之中，却从未远离生活世界，只要面对的是现实存在，涉及实际的生活状况，这一智慧就是不可或缺的思维态度。而且，恰恰由于这一事实，让返回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成为阐发诗性智慧的必要方式。如果依旧延续传统的17世纪生活世界尚无诗性智慧的立足之地，返回远古时期便是可行的路径。朱光潜明确肯定，“维柯的最大功绩还在论证了所有各异教的原始民族的历史都起源于一些神话故事”［19］，意在表明，维科所生活的时代并非没有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忽略这些诗作，力图回到野蛮时代，也不只是满足历史追溯的时间要求，而是因为在哲学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后，即使依旧存在诗的方式，也必定经过理性规范，失去其在原初阶段的自足性。
在这一意义上，当维柯将对学科体系原则的探求转向对“新科学”的方法论解说时，新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构成学科建构的内在基础。从《新科学》在1725年第1版时的标题《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可看出，维柯最初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原则获得“部落自然法”的新体系，以替代之前的自然法理论体系。然而从1730年的第2版开始，“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的插语被删掉，相应的是，部落自然法的新体系“降到成为新科学中一些‘主要方面’中的一个方面”［20］。更重要的是，诗性智慧也以独立于诗的身份呈现，并以“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的方式将诸学科包括在内，成为其共同基础。
二 “诗意表象”的探求中主体维度的引入
从返回历史深处的原始存在到将诗性智慧当作人类的共同意识，维柯对新逻辑的阐明既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也带着现代思想的探索意识。虽然这一探索过程并未对18世纪美学思想的推进产生直接影响，却从本质上彰显出Ästhetik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学科独立身份的获取，使学科真正得以可能的始终是思维方式的发掘。正是后者成为理解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美学思想的理论背景。从18世纪的理论推进中审视美学的逻辑建构，强化Ästhetik与学科命名的关联，虽符合鲍姆嘉通使用这一术语的文献事实，却难免忽略学科命名背后的深层意图，以及将这一古希腊术语带入近代世界时内含于其中的逻辑转换。
在2001年问世的《感知学：普通感知理论的美学讲稿》一书中，格诺特·柏梅将新美学的建构溯源至鲍姆嘉通，试图通过对“美学最初构想的再次复兴”［21］而获得美学研究的新方向。这表明，鲍姆嘉通的贡献并非如克罗齐所认为的只是命名了美学学科。作为沃尔夫的得意门生，鲍姆嘉通无疑精通由莱布尼茨开启、沃尔夫系统化了的形而上学逻辑体系，并因此被康德称作“杰出的分析家”［22］，但恰恰因为对传统逻辑的稔熟，鲍姆嘉通切实感受到这一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考虑aesthetica作为新逻辑进入这一体系的可能性［23］。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说莱布尼茨确实对鲍姆嘉通的美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那么这一影响并非前者所承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是其学说中“单子”这一精神个体透露出的新的可能性。
从斯宾诺莎“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实体”［24］到莱布尼茨“自身之内即具有一定的完满性”的“单子”［25］，近代理性主义的思路变化并不单纯是这一“形而上学的点”［26］所显示出的精神性因素，从而解决了笛卡尔体系中的二元论问题，而且通过精神因素个体化，使单子拥有感受自身变化的知觉能力。由此，当知觉可依据“欲望”（Appetition）这一“内在原则的活动”［27］而区分为由微知觉到统觉的不同状态时，感性获得进入哲学的正当途径。在系列不同的状态中，如果统觉作为理性灵魂才有的知觉，是对“内在状态的意识或反思的知识”，知觉是“单子表象外在事物的内在状态”［28］，那么正是通过后者，感性状态被接纳为单子的内在要素。在这一意义上，拜泽尔将莱布尼茨称作“德国美学的祖父”［29］有其学理依据。不过，莱布尼茨认为，与趣味有关的感官快乐“能够归结为各种混乱认识的理智快乐”［30］，鲍姆嘉通则从两个层面显示出与前者的差异。
首先，莱布尼茨将感性认识引入哲学体系，固然显示出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明确不同，后者以“清楚明白”作为知识确定性的原则，目的是将“混乱不清的（confused and obscure）东西”［31］排除在外，但依旧将趣味归属于混乱的、不清晰的知觉状态。与此相对照，《诗的哲学默想录》在由作为“感性谈论”的诗通向“感性表象”（sensate representation）［32］时，一种“诗意的表象”成为关注的核心并占据该部著作的绝大部分篇幅。鲍姆嘉通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何种方式以及何种性质的“表象”才更能呈现出“诗意”，具象描述的背后内含的则是其对“感性表象”特殊品质的认可：区别于由哲学的概念界定呈现出来的“强度上的明晰性”（intensively clarity），诗意的表象显示的是“广延上的明晰性”（extensively clarity）［33］。而当鲍姆嘉通进一步指出，“由于诗意的表象（poetic representation）是明白的表象（clear representation），§13由于它们要么是清楚的（distinct），要么是混乱的（confused），或者由于它们是不清楚的，§14所以它们是混乱的” ［34］，两种不同思路的区分由此彰显：传统哲学思路认为，诗意的表象是不清楚的（即混乱的），虽然也是明白的，转换为美学的思路后，诗意的表象则是明白的，虽然同时是混乱的。
其次，莱布尼茨坚守连续性原则，认为从微知觉到统觉，只是明晰程度的不同，并无绝对界线，最终都会含融于高级阶段的认识。鲍姆嘉通则强调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明确界限，他认为：
希腊哲学家和教父们已经仔细地区分了“可感知的事物”（thing perceived）［αισθητα］和“可理解的事物”（thing know）［νοητα］。很显然，他们没有把“可理解的事物”与感觉到的事物等同起来，因为他们以此名称表示尊重远离感觉（从而远离意象）的事物。因此，“可理解的事物”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可感知的事物”［是通过低级的认知能力］作为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美学［aesthetica］）的对象来感知的。［35］
在这里鲍姆嘉通引入古希腊思想对“可理解的事物”与“可感知的事物”的区分，并非意图效仿这一时期对感性因素的排斥，而是因为区分中内含与美学学科相关的核心术语，他想通过保持这一区分，彰显aesthetica的独立性。莱布尼茨虽通过作为精神个体的单子对美学的独立化进程作出实质性推进，其总体思路依旧处于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下。鲍姆嘉通在学科的意义上强化感性能力的独立性，美学与逻辑学的区分便显示出不同于理性主义的新方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aesthetica”并不单纯指向学科的建构，更是对新的思维方式的揭示。就前者而言，“aesthetica”很难拥有独立身份，将“感性认知”称作“低级的认知能力”，透露的是这一认知背景的潜在影响。一旦将“aesthetica”引入思维方式的层面，并与“诗意的表象”相关联，新逻辑的独立意义随之彰显。
这表明，上述两层区分的关键并不在于诗意表象由“独特性”到“独立性”的逐层递进，而在于从逻辑建构的角度关注时，新的思维方式即“感性认知”伴随诗意表象的独立而揭示。由对诗歌的分析而切入诗意的表象，鲍姆嘉通虽然明确指出了诗的科学的建构这一目的，其真正意图却不在此，而在于诗意的表象如何通过主体自身呈现。对aesthetica这一新逻辑的阐明，便是为诗意表象的建构寻找逻辑基础。顺着这一思路，当鲍姆嘉通认为，“诗的哲学考察要预先假定诗人具有一种低级的认知能力”［36］时，美学学科的建立者就通过aesthetica与10年前《新科学》中的学科建构原则——诗性智慧产生探索精神上的趋同。不过，维柯返回历史源头，目的是从“粗野本性”中阐明诗性智慧；鲍姆嘉通以“诗意的表象”为出发点，则是要将作为逻辑前提的思维方式引入主体心灵。这说明，在维柯那里，诗性智慧虽是一种思维方式，却只是其拿来建构新科学的依据，鲍姆嘉通引入主体维度，显示的却是理论探索的推进：感性认知受到关注，固然是要以此为依据来建构学科，更重要的则是论证这一思维方式在主体自身的呈现。
在1750年的《美学》中，新学科的任务以全书起始部分对aesthetica的正式界定而呈现：
美学［诸自由艺术之理论，低级的认知学说，美的思维之艺术，类理性之艺术（analogon rationis）］是感性认知（cognitio sensitivae）之科学。［37］
虽然在这部著作中，感性认知依旧被当作低级的，但“类理性”的说法确已显示出关键性变化：“美的思维”不仅能独立存在，且拥有与理性类似的逻辑功能。更重要的是，美学的研究由“指导感性谈论趋向完善（perfection）”［38］转向“感性认知本身的完满性（perfectio）”［39］。在前者，完满性指向的是表象的呈现，而在后者，完满性的重心在于逻辑的建构。写作《判断力批判》时的康德对完满性一词颇为介怀，将其归于客观的合目的性中的内在的合目的性，以揭示这一术语中的理性主义残余。然而，如果以莱布尼茨强调“快乐即在于对完满性的知觉”［40］作为对照，鲍姆嘉通对完满性的解说已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方向。前者认为，完满性并不在感性世界，快乐只是对这一完满性以感性方式的呈现；后者则指出，无论感性谈论还是感性认知，都归属于感性世界，是感性自身的完满性。更重要的，正是伴随这一区分，鲍姆嘉通的完满性概念显示出其理论探索的新阶段，当感性认知通过诗意表象呈现自身的独立性之时，将其指向完满性也彰显出这一逻辑的普遍性诉求。
三 Ästhetik与“判断”相关联的双重指向：从感性化到主观化
从诗性智慧到感性认知，鲍姆嘉通对“aesthetica”的建构呈现出与维柯“新科学”的相同诉求：对于精神科学的建构，感性思维方式至关重要。然而，从“感性谈论”切入对“诗的哲学”的分析，前者显示出与后者的关键不同：维柯凭借与历史的关联来获得诗性智慧的现实存在，鲍姆嘉通则将这一思维方式引入主体，以获得其作为感性认知的独立呈现。更重要的是，主体的角度还由此开启维柯未曾涉及的探索路径：如果这一逻辑方式与主体有关，呈现为一种思维能力，还须进一步探索这一思维的普遍性内涵。问题也正由此而产生。一旦完满性概念全然切断莱布尼茨所赋予的理性关联，只归属于感性的认知状态，又如何通过这一方式来保证感性逻辑的普遍有效性？写作第一批判时的康德质疑的正是这一点。在1781年首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以明确否定的方式指出，将“Ästhetik（感性论）”与“鉴赏力批判”相关联是“鲍姆嘉登所持有的一种不适当的希望，即把对美的批判性判断置于理性原则之下，并把这种判断的规则提升为科学”［41］。康德也分析了这一探究注定失败的原因：
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绝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先天规律。［42］
吊诡的是，康德只是在第1版中采取了全然否定的态度，为的是依旧在古希腊“把知识划分为αιδθητα χαι νοητα［可感觉的与可思想的］”［43］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在1787年的第2版中，康德首先增加了使用这一术语的另一种方案，即“与思辨哲学分享这一称谓，并部分地在先验的意义上、部分地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接受感性论”［44］。
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在情理之中，对Ästhetik的这一使用方式本就属于先验感性论的应有内涵。不过，时隔6年才提出早已出现在第1版中的用法，表明康德对这一术语的认定经历了相当关键的转化。从第2版的先验感性论同时增加了对空间与时间的先验解说来看，康德认可了这一术语可能拥有的先验性质，但依旧不认为其会与判断直接相关，强调其内涵“部分地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暗示的正是这一态度。在不具有判断能力的基础上，还能“部分地”拥有先验性，是因为先验逻辑可通过依据于理性的综合来呈现这一先验规定。本质上讲，康德的这一解说内含矛盾，“先验的”与“心理学的”两种意涵很难共处一体。不过，这一明显属于过渡性质的说法却透露出新的内涵。认定Ästhetik中的先验性，表明这一概念已不单纯是拥有“可感觉”属性的表象。虽然康德此时的思路尚未明晰化，一个潜在的论断则是：使感性表象得以可能的主导因素正是Ästhetik。
无独有偶，从第2版对这一注释所作的另一处修订来看，之前对鲍姆嘉通美学所作的否定性评判也出现相应变化。第1版中“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绝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先天规律”的表述，被更换为“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最主要的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决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确定的（bestimmt）先天规律”［45］。将规则的“来源”修订为“最主要的来源”，表明康德对鉴赏判断是否拥有先天规则已出现松动，修订的意图是为新的可能性留下空间，而将“先天规律”修订为“确定的先天规律”则提供出进一步证据，从《判断力批判》的分析可看出，康德将前两个批判中一般意义上的“判断力”限定为“规定性的（bestimmend）判断力”［46］其实是这一修订意图的明晰化。对于先验逻辑建构中的反转式推进，除《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上述的变化外，同一时期的往来信件也显示出这一倾向。此时康德已不再如第2版那样强调鉴赏判断在“最主要的来源”上是经验性的，转而明确肯定这一判断也拥有先天原则，而这正是鲍姆嘉通在感性认知的完满性诉求中的内在意图。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这个原本计划在1788年复活节前完成的书稿直到1790年才得以问世。究其原由，先天原则的发现远非顺力而为之事，而是涉及逻辑基础的根本变革。新著作出版时书名由最初的《鉴赏力批判》改为《判断力批判》，暗示出这一变化与逻辑的密切关联。
曹俊峰将这一变化解释为，在《判断力批判》导论结尾所附的表格中，判断力才是与知性、理性相对应的认识能力［47］。不过，剥离形式上的对应，透露的则是康德对判断所作的关键性转换。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让传统逻辑中只是要素之一的判断一跃而成为先验逻辑的核心要素，就已开启对于逻辑的哥白尼式变革：感性这一处于传统逻辑之外的因素被接纳为知识的先天因素，也由此带来传统哲学所不存在的新问题，即如何将“可感觉的”知识与“可思想的”知识以“综合”方式相结合。至《判断力批判》，逻辑上的变革再次出现。在导论部分，康德对判断这一主体能力作出新的解说，作为先天立法能力的判断力除规定性的判断力外，还出现一种新的判断力——反思性的判断力。一反之前判断力是由“普遍的东西”来规范“特殊的东西”的先验建构，康德在这一判断力中强调了从“特殊的东西”中探寻“普遍的东西”的逻辑路径。本质上讲，这并非单纯关注视角的挪移，即将立根于“普遍的东西”的视角转向“特殊的东西”的视角，如果判断自身的呈现方式不发生变化，无论哪种视角均不会对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真正的关键正在于这一呈现方式。普遍的东西能够归摄特殊的东西，源于判断的综合以“思”（逻辑）的方式呈现，而强调通过“特殊的东西”来探寻“普遍的东西”，则源于判断的综合以“感”（感性）的方式呈现。显然，在第一批判中，综合的机制并未与Ästhetik（感性论）产生关联，而是与Logik（逻辑）相结合，以“logisch”方式进行。Ästhetik在其中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先天的感性形式。第三批判的反转之处在于，Ästhetik直接与判断相关联，综合以感性（ästhetisch）方式进行。
由先验逻辑的角度切入，审美与判断相结合的首要意义在于，通过判断所关联的普遍依据，Ästhetik获得自身的普遍必然性［48］。即使在审美判断中，需要探寻的普遍依据亦非由感性路径而来，康德将其与理念相关联，强化的正是这一特质，由此方能真正解决鲍姆嘉通aesthetica中存在的问题。其所带来的另一个麻烦则是，如果最终关联的就是“普遍的东西”，又如何能在这一结合中保持审美判断的感性本色？梳理这一术语的传统内涵，感性特质构成Ästhetik的明确内涵，也成为近代思想接纳这一术语的核心考量，因为正是这一内涵让其显示出与理性的张力，彰显出审美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的特质。由此，如果需要从“特殊的东西”出发，以感性方式进行判断，却又因普遍性诉求而不能呈现与理念的明确界限，结果便是，要么以牺牲感性的方式重回传统的逻辑判断，要么这一综合根本无法完成。
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审美判断的主观性维度显示出重要意义。在《判断力批判》中，正是这一点成为Ästhetik内涵中最迷惑难解之处。人们常常会通过认知与审美的对执理解这一主观性内涵，难免忽略认知背后的客观性本质，然而恰恰是前者遮蔽了后者的真正意义。认知与审美的对执呈现的是领域的分立，并对理解康德在审美判断中引入想象力与知性造成困惑，因为后两种能力属于使认识得以可能的先验能力。殊不知，康德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对主观性的强调对抗其在认知领域中呈现的客观化指向。面对审美判断的先验原则，康德将其界定为合目的性原则，彰显的其实是与实践领域中目的原则的双重关系：既有关联又相互区分。不过，只有合目的性同时以主观化方式呈现，成为“主观合目的性”［49］时，审美判断中的这一原则才获得独立品性：以无目的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合目的性。
重要的是，正是伴随对目的概念的消解，作为判断依据的“普遍的东西”改变了自身的呈现方式，不再是作为理念、以理性方式存在，而是将自身呈现为审美理念。这是审美判断主观化的一个关键性推进。在“鉴赏的二律背反的解决”的附释中，康德对理念的内涵作出相比于之前的明确调整，在不能成为知识这一共同前提下，理念被区分为两种呈现形式：客观的与主观的。前者在第一批判中得到集中阐发，被称作客观的表象，是因为这一理念原本是理性视角下的理念，即“理性理念”（Vernunftidee）；后者则在审美判断中得到重点解说，被称作主观的表象，正由于这一理念本质上是感性视角下的理念，即“审美的理念”（ästhetische Idee）［50］。在对审美理念的解说中，康德特意强调其主观性内涵，意图彰显的正是感性理念的独立品质。审美理念并不只是理念的感性表象，作为“想象力的一个不能阐明的表象”［51］，它还以“象征”方式切断与理念的直接关联，获得独立身份。
四 “游戏冲动”的意义：审美自由的否定性建构
纵观18世纪对Ästhetik的关注，康德将Ästhetik与判断相关联，既是哲学建构峰回路转式的思路变化，亦呈现出对鲍姆嘉通探索路径的客观推进。将其置于先验的逻辑体系中后，作为新逻辑的审美判断不仅在感性化的方式中呈现自身的独特品性，而且在主观化的推进中彰显感性自身的普遍性。对于新逻辑的建构，上述两个方面虽至关重要，却不意味着逻辑就此完成任务。如果纯粹审美判断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以综合方式呈现自身的内涵，那么还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则是：如何呈现这一综合的真正品质。
本质上讲，综合显示的是近代逻辑不同于传统逻辑的独特品质，无论这一逻辑是以理性方式呈现，还是以感性方式彰显，也是判断成为逻辑重心后的必然结果，无论这一判断是规定性判断，还是反思性判断。如果判断的核心在于呈现逻辑的普遍依据，综合的焦点则在于逻辑的现实呈现，由此引出近代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自由。早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就通过想象力谈及综合问题，因为综合是“想象力的先验功能”［52］。自由内涵因综合的理论指向尚未涉及，体现这一内涵的是另一个概念——自发性，康德将“先天综合的能力”［53］的内在品性归属于想象力的“自发性”［54］。延伸至第三批判，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判断的综合不再指向单纯的自发性，无论在美的评判中“把想象力在其自由游戏（freies Spiel）中与知性联系起来，以便与知性的一般概念（无须规定这些概念）协调一致”，还是在崇高的评判中“把同一种能力与理性联系起来，以便主观上与理性的理念（不确定是哪些理念）协调一致”［55］，综合都明确指向自由。
究其根本，将判断的综合由理论转向实践固然是现实原因，康德对逻辑的变革亦构成关键因素。传统思想认为，逻辑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分析”获得真知，因而自由也只是对真理的认识，一旦感性因素被逻辑接纳为必要条件，“综合”便不只是通过思维将自身呈现为知识，还因感性因素的存在内含传统所不拥有的现实品质。由此，康德特别强调“只是在实践意义上使用自由概念”［56］，目的是将逻辑引入实践领域。在知识领域，由于“‘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57］，自由所需要的现实品性尚未呈现。进入道德领域，无论“任性对感性冲动的强迫的独立性”［58］，还是“纯粹的理性、且作为纯粹的而是实践的理性的这种自己立法”［59］，均构成综合的现实性环节，都将自身呈现为自由状态，只不过前者指向消极层面，后者则从积极层面立论。第三批判承接的是道德领域的思路。康德将审美领域的综合指向“技术实践”［60］，是为了表明这一领域的不同特点，前者作为道德实践指向的是自由，后者作为技术实践指向的是自然。只不过这一自然已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作为艺术的自然”［61］，因而也内含实践。正是基于这一变化，第三批判中的综合虽也将自身呈现为自由，却已全然不同于道德领域。后者强调的是自由的理性规定性，前者则在本质上呈现为审美（感性）的自由［62］，即“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63］。
问题是，如何呈现这一自由的逻辑品性？康德虽明确指出，对利害的摆脱构成审美自由的前提，但无论对感官利害的排除，还是对普遍性概念的剥离，都只是从消极层面切入。除此之外，并未出现对自由内涵的进一步说明。在这一意义上，席勒的“游戏冲动”（Spieltrieb）［64］概念显示出对于Ästhetik的关键意义。在出版于1795年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时任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席勒固然有对彼时欧洲现实境况的忧虑，也始终显示出对理想人性的关怀，但当这一意图被置于先验哲学的基础上，并与游戏冲动相关联时，人性建构底层的逻辑路径彰显。从游戏冲动概念的两个核心要素而言，“游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戏，而是以审美判断为基础的自由游戏状态，“冲动”亦非康德所排斥的本能冲动，而是被归属于自由意志、以力的方式呈现的动力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将游戏与冲动相关联，指向的是自由状态的现实化。
由此，席勒的探索呈现出对先验逻辑的重要突破。承接康德对审美自由的规定，席勒也认为，要进入审美的游戏状态，首先须排除来自物质的与道德的两个方面的强制，以便感性与理性获得各自的独立性，但又同时指出，仅仅停留于这一状态，非但审美状态不能呈现自身的内涵，而且被消除的强制性有可能再次出现。因而，席勒强调，“自由的心境”（freie Stimmung）即是指“心绪既不受物质的也不受道德的强制，但却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活动”的“中间心境”［65］，他对康德的审美判断作出了实质性推进：让二者之关系由分立意义上的“独立”成为综合意义上的“对立”。在席勒看来，让感性与理性消除彼此的强制，呈现各自的独立指向的是无实质内涵的自由，想要达到真正的自由，就需“完全彻底地、严格地理解和承认这种‘对立’，从而使这两种状态最确定地分离开来”［66］。
为解决这一问题，使游戏得以可能的冲动显示出自身的作用：让对立得以彰显。席勒认为，一旦审美状态与冲动相关联，感性与理性便不再是单纯的主体能力，还成为现实化的冲动——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虽然感性与理性也会因这一冲动而产生彼此的强制，但只要两种能力以审美活动为基础，归属于中间心境，对强制的消除就不是对冲动的剥离，反而因为消除强制，感性与理性才彰显出使对立得以可能的现实性依据，也由此引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何在对立中呈现综合。就“自由的心境”而言，对立构成“综合”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综合无从谈起，但如果对立是彻底的，那么统一全无可能产生，因为统一并不是连接感性与理性的“折中状态”，它在本质上是：
完全彻底地实现这种结合，从而使这两种状态在第三种状态中彻底消失，在整体中不留任何分割的痕迹；否则我们就是把它们分离成一个个的个体，而不是把它们相统一。［67］
正是面对新的问题，因冲动而现实化的游戏的作用彰显：通过否定来呈现统一。席勒指出，在游戏冲动中，“感性与理性同时活动，但正因为如此，它们那种起规定作用的力又相互抵消，通过对立引起了否定（Negation）”［68］。换言之，一旦感性与理性是以“对立”方式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就意味着伴随对立而来的还有力图消融对立的否定力量，目的是呈现指向统一的第三种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席勒特意强调，“因为这两种状态永远是彼此对立的，所以除了把它们扬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它们相结合”［69］，意在表明使扬弃得以可能的正是这一否定性。在统一所指向的“第三种状态”中，扬弃之需要进行，是因为有对立因素存在，扬弃之能够进行，则在于否定性这一内在基础。但这并非是说，进入第三种状态后，对立的因素便会消失。一旦消除了对立，最终回到的只是康德所呈现的无规定的自由状态。由此，强调“美把两种对立的状态结合在一起，这样美也就扬弃了对立”［70］，表明席勒通过否定真正带来的是内含在Ästhetik中的方向转换，由此逻辑的推衍方能从对立转向统一。对自由心境而言，全部的核心在于“否定性”，正是通过这一因素，感性与理性在以对立方式呈现自身的现实内涵时，也让Ästhetik中的自由获得自身的现实性。
在建构精神哲学体系时，黑格尔正是通过对否定性的解说，阐明了先验逻辑的思辨特质。在1812年至1816年陆续出版的《逻辑学》中，构成核心概念的，并不是纯思规定，而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71］，因为：
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72］
由此回溯席勒的理论效应，Ästhetik呈现出其在18世纪思想中的逻辑旨归。仅就“否定性”内涵而言，理性逻辑与感性逻辑分享了这一共同的核心力量。然而，当否定性是由绝对精神所给予时，由“冲突”与“和解”而来的逻辑展开虽也指向现实的历史过程，却最终会通过返回绝对理念而通向现实性的终结。与此不同的是，席勒强调通过游戏冲动来引入这一否定性。由此，伴随由否定性而来的向着审美状态的回归，从“振奋”到“溶解”的逻辑展开，同时呈现出“实在的和主动的可规定性的状态”［73］的历史性维度。
【注释】
［1］由于Ästhetik内涵的复杂性，对该术语的辨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除在康德研究的专著中涉及该术语的分析外，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论述多结合对术语的翻译来进行。倪胜《论Aesthetik在康德第三批判里的译法》（《世界哲学》2004年第6期）、卢春红《从康德对Ästhetik的定位论“ästhetisch”的内涵与翻译》（《哲学动态》2016年第7期）和陈辰《“基于感性的”：从彻底单义论重译康德ästhetisch》（《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是这一思路的代表。此外，刘旭光《“审美”的历程与“审美”的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则是从审美理论问题史的角度切入对这一术语的内涵分析。相比较而言，逻辑角度的梳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2］［3］贝尼季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第62页，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31］笛卡尔：《哲学原理》，陈启伟译，第20页，第14页，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5］［6］［7］［8］［9］［10］［11］［12］［13］［16］［18］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第114页，第163—164页，第207页，第102页，第206页，第103页，第207页，第207页，第108页，第178页，第127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4］［15］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dition (1744)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8, p.57, p.100.
［17］克罗齐：《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王立志译，第38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19］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的评价》，《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5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0］M.H.费希：“英译者的引论”G3，参见维柯《新科学》上册，第36页。
［21］格诺特·柏梅：《感知学：普通感知理论的美学讲稿》，韩子仲译，第1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22］［44］［45］［54］［56］［57］［5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第46页，第46页，第46页，第114页，第512页，第103页，第3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参见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第333—33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斯宾诺莎文集》第4卷，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5］［27］莱布尼茨：《单子论》，《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段德智编，段德智、陈修斋译，第266页，第263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26］莱布尼茨：《新系统及其说明》，《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段德智编，段德智、陈修斋、桑靖宇译，第294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8］［30］莱布尼茨：《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第233页，第247页。
［29］弗里德里克·C.拜泽尔：《狄奥提玛的孩子们：从莱布尼茨到莱辛的德国审美理性主义》，张红军译，第37页，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2］［33］［34］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Reflections on Poetry, trans. by Karl Aschenbrenner and William B. Holth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p.38, p.43, p.42.
［35］［36］［38］鲍姆嘉通：《诗的哲学默想录》，王旭晓译，滕守尧校，第97页，第97页，第96—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39］ 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通：《美学》（§1—§77），贾雨红译，杨震校，《外国美学》第28辑，第4—5页，第8页，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40］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纲要》，《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第379页。
［41］［42］［43］［52］［5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第24页，第24页，第24页，第85页，第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49］［50］［51］［55］［60］［63］康德：《判断力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第189页，第229页，第356页，第356页，第265—266页，第181页，第2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参见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第122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8］对于纯粹审美判断的双重转向，卢春红在《论康德纯粹审美判断的双重转向》（《世界哲学》2013年第2期）中以反思判断力与审美判断力为区分做过展开论述，可参看。
［5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第36页。
［6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邓晓芒译，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2］邓晓芒在《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中对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不同内涵给予展开分析，可参看。
［64］［65］［66］［67］［68］［69］［70］［73］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1页，第167页，第149页，第149页，第167页，第149页，第149页，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7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第12—1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