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充开始了对于古书的怀疑、问难之风。这把前汉若干年来的守一经、专一师的儒生们的迂狭可笑的观念打得粉碎。自此以后，争立某经或某师之说于学官的习惯便销声匿影。这持以较刘歆用尽大力以求立《左氏传》于学官的事实，诚然是进步得很多了！以后，马融、郑玄们的解经，其心胸便阔大得多了。这样的迂狭观念的打破，乃是王、何、嵇、阮诸子的玄谈的风气之开创的远因。汉的时代，是以清议登庸学士文人的。“孝廉”之类，便是文人们出身的路阶。最为世俗所艳称的许武，不惜自污以求其二弟出仕的事，还算是较好的结果。其他以卑鄙作伪的手段而浪得浮名者更不知道有许多。所以遂生了“处士纯盗虚声”之叹。曹操他自己也是一个“孝廉”出身。然到了他主政的时候，却不惜再三再四地下令去求“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的，“或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贤士们。这种反动，是当然要有的。然几百年来养成的臧否人物的“清议”，决不是一两个人的命令所可得而挽回或消灭之的。而魏武所提倡的坦率不羁之风，遂反成为“清议”所羡称的对象了。王、何诸子便在这样的空气里以主持“清议”自居了。再者，经典与章句之儒的拘束，几百年来也够使人讨厌的了，遂有反抗的运动产生，专以谈名理，讲老、庄为业。恰好佛教哲学也输入了。玄谈之风，遂愈煽而愈烈。
二
我们悬想，那些名士们各执着麈尾，玄谈无端，终日未已，或宣扬名理，或臧否人物，相率为无涯岸之言，惊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鉴，互相标榜。少年们则发狂似的紧追在他们之后，以得一言为无上光荣。《世说新语》（卷一）里尝有一则故事，最足以见出他们那些人的风度来：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插图]巍以嵯峨，其水[插图]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又说：“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这可见他们是如何成为流俗人仰慕向往的中心。其结果，遂到了空谈无聊，废时失业。其热衷玄谈的情形，竟至有如痴如狂之概：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语……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夺掷麈尾，毛悉堕落满[插图]中。宾主遂至暮忘飧。——《郭子》（《玉函山房辑佚书》本）每个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旷弃世务，唯以狂行狂言为高。或腐心于片谈，或视一言为九鼎，或故为坦率之行动，以自示不同于流俗。这样的风气一开，举世便皆若狂人。当时守法拘礼的人们，当然要视他们为寇雠了。王孝伯尝道：“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见《郭子》）这是多么刻骨的讽刺！便是本身善谈名理的人物，像裴[插图]，便也引起反动了。[插图]（裴[插图]见《晋书》卷三十五）字逸民，河东闻喜人，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他深患时俗放荡。“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晋书》卷三十五）乃著《崇有论》以释其蔽。这篇大文章，关系很大，足以给当世崇尚老、庄虚无论者们以一个当心拳。他主张，“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如“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然当时诸人则“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其甚者至裸裎，言笑忘宜。”更极力攻击着老子的虚无论。“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插图]的这些话足以代表了当时一大部分远识中正之士的意见。然玄谈之风已成，终于不能平息下去。过江之后，此风犹炽。或以王、何之罪，上同桀、纣。晋之南渡，全为彼辈所造成。这话当然过于酷刻。然也足以见名士辈的翩翩自喜的风度是如何的足以引起反动。
三
在政治上，王、何辈的玄谈之风，或有一部分恶影响。然以社会、国家崩坏之罪孽全归之他们，却也未为持平之论。在散文坛上，则继于步步拘束的无生气的儒生的朽腐作风之后，而有了那么坦率自然，放荡不羁的许多东西出现，实是足令我们为之心目一爽的。这正如建安诗坛之代替了汉人的板涩无聊的辞赋一样，玄谈的风气也扭转了汉人酸腐的作风，而回复到恣笔自放，不受羁勒的自由境地上去。这时代的散文的成就，故是两汉所未可同步的。玄谈始于王、何，而所谓“竹林七贤”者，更极推波助澜之至。王弼、何晏皆生于汉、魏之际。晏（何晏见《三国志》卷九）字平叔，南阳宛人。文帝时拜驸马都尉。后为吏部尚书，封关内侯，为司马氏所杀。有《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等。他尝祖述老、庄，为《无为》《无名》之论。他说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是所谓“无”者大有符咒似的作用在其中了。弼（王弼见《三国志》卷二十八）字辅嗣，山阳人。正始中为尚书郎，有《周易注》及《老子注》。他所论，存者皆为断片；然像《戏答荀融书》：“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这些话都是较何晏之仅以“无”字为论旨者远为近情近理。他似只是主张着：纯任天真，复归自然的。“竹林七贤”者，为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七人。其中以嵇康、阮籍（阮籍、嵇康等见《晋书》卷四十九）为最有文名。他们尝为竹林之游，世便称之为“竹林七贤”。阮籍任性不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尤好《庄》《老》。嗜酒能啸。他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能为青白眼。礼法之士，疾之若仇。他的《达庄论》《乐论》都是很雄辩的。《大人先生传》，则为其自传，其哲思几全在于传里：“若先生者，以天地为卵耳。如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岂不哀也哉！”他是那样傲世慢俗！刘伶尝为《酒德颂》，其意也同此。伶字伯伦，沛国人。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嵇康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自叙生平性情甚详。所作《养生论》，辞旨至为犀利。他说道：“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这便是他的自赞，他的宣言！向秀尝与之论难，康再答之，益畅所欲言。又叠与吕子论难“明胆”；和张辽叔论难“自然好学”及“宅无吉凶摄生论”。又尝畅论“声无哀乐”的问题。他的谈锋颇犀利得可怕。唯往往止于中庸，不故为偏激之言。像他论宅无吉凶，乃结之以“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首鼠两端，似不是大论文家的态度。阮籍便较他大胆、偏激得多了。《晋书》叙嵇康、刘伶诸人，并及谢鲲、胡毋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诸人，皆好为夸诞惊俗之行。光逸尝避难渡江，往依辅之。辅之与谢鲲、毕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道：“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逸字）也。”遽呼人。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同时王衍（字夷甫）、乐广尤以一时重望，为任达者们的领袖。王澄、王敦、庾凯及胡毋辅之，俱为衍所昵，号曰四友。然他们却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制作。晋代的论文家，善于持论者，尚有阮修（阮修见《晋书》卷四十九），字宣子，也好《易》《老》，善清言，与王衍交。主张无鬼论，以为“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又有江统（江统见《晋书》卷五十六）者，字应元，陈留圉人，元康中为华阴令。后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他的《徙戎论》是极有关系的政论。他追述诸夷人徙入内地的历史及其在当日的情形，指陈形势，至为明切。他说道：“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最后便主张着：“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这未始不是一策。然可惜已经太晚了。不久，五胡便如火山爆裂似的大举变乱了！晋帝被杀，王家世族，皆仓皇渡江避难。整个政治的局面全换了样子。而古代文学的历程也闭幕于此大混乱的时代。当中世纪的最初的文坛开幕时，又是别一样的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