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自汉代兴起以来，时历六朝、唐、宋、元、明、清，体更骚、散、骈、律、文、股、俗，“尊体”是贯穿赋学发展史的重要论题。纳兰性德以词学闻名于世，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但其赋学成就不应忽略。本文以纳兰氏赋学尊体意识为中心，从源流与体制两个维度挖掘其“依经立义”的尊体意识，并结合纳兰赋谈谈赋论与赋体之间的龃龉之处。
“诗、赋一道”的源流推尊
纳兰所撰《赋论》是清代较早的单篇赋论文章，集中体现了纳兰“赋源于诗”的尊体意识。《赋论》云：“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记》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一变而为《骚》，《骚》一变而为赋。屈原作赋二十五篇，其原皆出于《诗》。故《离骚》名经，以其所出之本同也。于时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继而作，而原之同时，大儒荀卿亦始著赋五篇。”（《通志堂集》）纳兰将赋纳入《诗经》《楚辞》的文体流变谱系之中，以《诗》为骚、赋之本源，视辞赋为诗骚流变衍生的结果。
这种文体溯源层面的谱系论，源自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这一论断旨在抬高辞赋的实用价值，通过尊《诗》的方式实现赋体的推尊。然而，纳兰不仅停留在“诗、赋”或“诗、骚、赋”的源流推演，而是扩展到多种文体的流变之中，并将《诗》视为众体之源：“《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而其变穷矣。穷则必复之于经，故能以六经持万世文章之变，即诗、赋一道，犹可以见贤人君子之用心。”（《通志堂集》）纳兰认为，由《诗经》导源，历经楚辞、汉赋、乐府、宋词、元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谱系真正得以确立。文体随时嬗变，但贯穿其中的君子之心却绵延不绝。据此，纳兰的解读强调赋的讽谏精神与比兴功能，强调以赋见贤人君子之用心。因为赋体具备了与《诗》相同的讽谏功能，故“诗、赋一道”，本质是以“尊诗”的方式尊赋。
纳兰“诗、赋一道”的文体推尊，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康熙皇帝为《历代赋汇》所撰序文言：“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于科目。朕以其不可尽废也。”（《历代赋汇序》）清初国势正盛，帝王可从容进行意识形态建构，赋体铺张扬厉、润色鸿业的属性与施政需求相吻合。同时，赋的功用属性使其长期充当官吏选拔的必备科目，无论汉魏六朝之献赋，还是唐宋以降的考赋，赋体均有为统治阶层遴选人才的作用。康熙以赋继诗，正是看中了赋体在颂德、选材层面“功尤为独多”的特性。随后，毛奇龄《田子相诗赋合集序》，叶方蔼《御试南苑赋有序》，王修玉《历朝赋楷序》纷纷响应，纳兰的《赋论》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生成。
纳兰“诗、赋一道”的文体推尊，符合古典政体模式下的文体期待。通过“赋源于诗”的逻辑限定，使赋具备了与《诗》相近的实用功能，这与统治阶层对文士、文章的期待视野相协调，是“赋学它尊”的体现。当然，纳兰的观点有其辩证属性。其一方面有助于廓清“辞赋小道”“雕虫篆刻”的偏见，另一方面终究未能出脱经学阐释的苑囿。
以“经术”解“赋心”的体制推尊
纳兰对司马相如十分推崇，称其为汉赋之“最著者”，并将相如赋的杰出成就归于经义之功。《赋论》云：“相如之词，虽称侈丽闳衍，失讽谕之义，然考之佚传，相如尝受经于胡安……由此观之，则知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通志堂集》）纳兰将相如雄奇的赋风与经术相勾连，认为相如赋的成就与经学根底密切相关。更进一步，纳兰将相如“赋家之心”阐释为：“其可传者，侈丽闳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若能原本经术，以上溯其所为不传之赋之心，则所可传者出矣。”（《通志堂集》）对纳兰观点的合理性暂且不论，首先有必要还原其观念的成因。所谓“相如尝受经于胡安”之“佚传”，载于《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据此，相如东受七经，随后蜀学称盛。赋论史上，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相如为“赋圣”的佐证，并对相如赋的经典化持续助力（许结：《相如赋经典化史述》，《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纳兰的观点便源于赋学史上流传的“相如东受七经说”。这一论断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牵强之处。首先，从文本来看，辞赋文本的涵容性极强，如《上林赋》侈谈天子园林之盛，言山势则“崇山巃嵸，崔巍嵯峨”，叙草木则“茈姜蘘荷，葴橙若荪”，述果木则“枇杷橪柿，楟柰厚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同旁奇字层出不穷，夸饰铺排类举不断，如果没有深厚的小学修养，势不能办。况且，刘向、刘歆父子叙列汉代学术，列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数略，纳兰所谓“经术”大致与“六艺”相对应，而《六艺略》中包含“小学类”，收录司马相如撰《凡将》，扬雄撰《训纂》《仓颉训纂》在内的12部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纳兰认为相如辞赋得益于小学是合理的，但能否将相如之“赋心”与“经术”之间确定直接关系？
从现存文献来看，“赋心说”较早见于《西京杂记》：“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一表述主要是对辞赋创作体验的还原，对赋家心通万物、妙契鬼神的创作经验的描绘，尤其是致力于对“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物”的铺陈与掌控，与司马相如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密切契合。结合赋论史来看，扬雄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也”。王世贞论“赋迹、赋心”云：“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刘熙载《艺概·赋概》亦云：“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诸家对“赋心”的阐发均立足于相如赋凌空蹈虚的雄奇之风，经术则以中庸平正的实用性为鹄的，二者一奇一正，一虚一实，恰成对立之势。
实际上，结合纳兰性德自身辞赋，也能看出“赋心”与“经术”之间的龃龉之处。纳兰性德赋现存五篇，分别为《金山赋》《五色蝴蝶赋》《自鸣钟赋》《雨霁赋》《灵岩山赋》。从文本来看，五赋总体呈现出“清新绮丽”的文体风格。《五色蝴蝶赋》铺写蝴蝶的色彩时，连用二十六个比喻：“或玄如阆风之鹤，或赤若炎洲之雀。或黄如金衣公子，或缟若雪衣慧女……”二十六次比喻，极尽辞采绮丽之能事，使汉赋“极声貌以穷文”的夸饰之风得以继承，将刘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文体风貌得以落实。又如《雨霁赋》云：“鹊刷羽以出树，日穿漏而逗光。远山皎兮如沐，流水奔兮若狂。园林被濯以呈彩，草砌迎熏而异香。密筱摇烟而挺翠，幽兰含露而腾芳。鱼喁喁以噞水，蝶款款以轻扬。炉烟直而缭绕，琴韵调而铿锵。”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之赋与其词一道，皆以清新自然为尚。然而，文体风貌的“绮丽”与“清新”，固与纳兰“赋心”有关，却很难与“经术”有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赋论的建构与赋体的自立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之处（易闻晓《赋论建构与赋体自立》，《光明日报》2023年6月26日13版）。
纳兰将“赋心”等同于经学本位视域下的贤人君子之心，是赋体功能指向的尊体论，但逐渐远离了辞赋自在层面的创作论。如果从“赋兼才学”角度对纳兰的观点加以权衡，则其认为相如赋受益于“小学”“经术”的评价符合辞赋尚“学”的特征，却忽视了赋体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尚“才”属性。
总体而言，纳兰《赋论》对辞赋源流、体制的解读反映出“依经立义”的尊体意识，既与赋论史的“尊经”传统有关，也是清初文教兴盛的反映。然而，“以经解赋”的话语建构，与赋体创作之间存在隔阂之处也毋庸讳言。
（作者：倪晓明，系大连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