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建立以来，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认识通常以理学、心学、气学的三分格局作为基本框架，但是“气学”究竟如何成立，其思想特质如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摆脱现代学术范畴的前置影响，现代学术提出的分派逻辑、范畴一方面扩充了对气学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又制约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了解，这些现代学术产生的思维和历史上的思想脉络可能并不是一回事。例如，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纷纷注意到，自明代中期开始，宋明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气”的转向。中国学术界由于受到唯物论的影响，颇看重论述“气”的思想家，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找到了一批重视气的唯物论者，比如王充、张载、王廷相，因而出现了气本论、气论等学派范畴，日本学界则通常称之为“气的哲学”“气一元论”。后来，“气学”成为较主流的说法，尤其在中国学术界。这些说法的背后都有现代学术力图清晰地划分思想流派并将古代思想条理化、脉络化的需求，但是它未必符合思想的内在机制。
明代气学代表人物王廷相、罗钦顺、吴廷翰，以及明清之际大量论述气的思想家，他们都没有明确的学派建构意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交往，也可能阅读过对方的著作，但是并未有内在的自我认同。这些思想家在当时的思想界不属于主流人物，后世论气的学者也鲜有引用，因此以现代学术的视角将他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如同理学、心学那样的实体性学派，显然有待进一步省思。当然，从广义的学派角度而言，历史上重视气的思想皆可被称为气学或气论，几乎每个中国思想家都会谈到气的问题，气学因此成为了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要素。近年来，有学者也就气学的成立与分派问题多次往来辩论，其核心争议亦在气学这一派别究竟是实体性的（将其与理学、心学并列），还是只有描述性的意义。
不过这不代表不能在思想史上识别“气学”，纠结学派及其名义等问题，遮蔽了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认识。若气学研究要走向新的视域，需抛弃原有的区分思维，而关注其原始的思想语境，从经典文本的语境脉络中尝试提炼气学的价值。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确出现不少重视气的思想家，这一点不容否认，他们思想立场的明显共性在于反对朱子学甚至是宋明理学，主张回到古典儒学。反对朱子学自然离不开质疑或反驳朱子学的核心命题——理气论，如果说朱子是理学，那么气学的成立恐怕也得名于同朱子学理气论不同的立场。那么，反朱子学如何成立便成为气学的立论所在。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的过往研究也存在现代学术范畴先行的问题，将朱子学理气论视为理气二元论，其对立面是理气一元论或气一元论，对应的就是气学的理气论，这种说法最早来自日本，后来传至近代中国学术界而一直影响至当代。但理气一元或二元的问题比较复杂，例如A和B构成一个整体，但A是A、B是B，难以绝对地认定两者的关系是一元还是二元。中国思想中很难有绝对的区分观念，一和二往往是兼容并包的，所以朱子学理气论很难简单地视为理气二元论，气学的理气论也很难归结为理气一元论。重新理解这一问题，需从宋明理学的理气论建构入手，由此才能把握反朱子学的气学如何成立。
宋代以来的理气论与天道论建构有强烈的经典诠释渊源，都与《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释有密切关系。两句文本解释或描述“道”，前者是“形而上者”，后者是“一阴一阳”。如果分别以这两句文本之中的一句为前提，那么得出的理气论与天道论会截然不同。朱子学理气论初步建构于《太极解义》中，朱子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前提，认为“理”（太极）即无形无象的形而上者，对应“道”；“气”即有形有象的形而下者，对应“器”，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理气二分、二元的立场。在此解释中，气是形而下者。而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句中，“一阴一阳”也与气有关。在中国思想中，气一般即指阴和阳，那么一阴一阳究竟是否为气便成了问题。如果一阴一阳是气或气的运动，那么这一句就被解释为“气之谓道”，这显然违背朱子学理气论的前提立场，即理和气分别对应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因此朱子采取添字诠释法，认为“一阴一阳”不是道，“一阴一阳”的“所以”才是“道”，必须加上“所以”作为阴阳之气的运动的根源，才能解释气与道的关系，由此符合理和气分别对道和器的前提。
然而，许多学者也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朱子的解释缺乏经典文本的支持，这种诠释显然脱离了经典的原意。在经典文本中，明确只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哪里来的“所以”二字呢？通过“一阴一阳”和“形而上者”这句命题，直接可以得出“一阴一阳”即“形而上者”的含义。进一步深究，“一阴一阳”所代表的气便是“形而上者”，这一观点揭示了气作为天地万物基础的看法，从而呼应“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观点。自明代开始，涌现了许多对朱子学理气论的反思和质疑，形成了逐渐超越程朱理气论体系的路径。这些思想的核心在于捍卫儒学的纯正和古典传统，主张朱子的添字诠释法违背了经典的原旨，因此必须回归经典并从中寻求证据支持。因此，如果我们将“一阴一阳之谓道”视为前提论断，将道视为阴阳之气的流行，进而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那么“形而上者”就是天地之间气的某种初衷状态，甚至可以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气为本，理即为气之本质。这种观点与传统所谓的气学不谋而合，也契合了倡导回归经典的思路。
总之，宋代以降的理气论和天道论基于不同的经典诠释立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而上”观念。一者以朱子为代表，强调形而上者是理，理是无形无象的万物之本。一者以张载、王廷相、吴廷翰等人为代表，强调形而上者是气，气也是无形体的万物之本。两者共同构成了“形而上者”的双重视野，我们较为熟悉的是前者，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哲学追求形而上观念的努力，而这种观念正好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观念有吻合之处。尤其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中国哲学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对朱子学理气论所表达的思想评价颇高，因此将朱子学的对立面——气学的观念视为“去形上化”。然而，气学并未抛弃形而上的观念，存在“形而上者”也是气学的立论依据之一，只是我们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前见去理解（不是诠释）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观念。气可分为无形之气和有形之气，无形之气没有形体，不构成具体的事物，它是弥漫于宇宙之中的气，这在中国哲学看来也是形而上，有形之气则指具体的存在物，例如房屋。换言之，中国哲学通常用“形而上者是什么”来表达形而上，而不是追问“形而上”本身是什么。至少我们应当公允地承认，宋明理学的理气论与天道论出现了两种“形而上”的观念，将气学看成形上观念的衰落也与气学的立论基础不相符合。
刘昊（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