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扩张的过程。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已经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分解的过程概括了完整的答案。
1931年前，中华民国政府的收入中约一半来自关税。然而，1932年，中国海关收入用整数表示是200239000海关两，与1931年的246089000海关两相比，减少了45848000海关两。由于所谓的满洲国政府攫取了哈尔滨、龙井村、安东、大连和牛庄海关，仅从1932年6月份以来就使1932年的关税收入减少了15000000海关两。
1932年之前的5年中，国民政府发行了25种内债，总额超过10亿银元。依据国民政府1932年2月24日条令，每年要从海关收入中固定提取103200000银元给内债偿还基金管理委员会。因此，关税中有约1/3用于清债。
从1927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总支出中约1/3来自内债，其中70%以上由关税担保。由于这些内债中用于生产事业的不足1%，几乎全部都花在军事和内政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中国财政的不稳定状态。关税收入下降只不过使这种情况恶化。
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税种分析一下1932年的关税，我们会发现，在全部税收中船舶吨位税占1.37%，入港税占6.59%，出口税占9.49%，进口税占82.55%。这种大比例的进口税不仅表明进口和政府财政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标志着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巨大贸易逆差。事实上，1931年的入超为54000万海关两，1932年的入超超过60000万海关两。进口总值中足有50%属于食物和服用类制品。这里当然没有计入军火进口。
关税和政府财政显然反映了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为简洁起见，这种经济状况可以用3个短语来概括：手工业衰退、农业箫条和现代工业戕折。中国的商人资本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发展，自然经济很早以前就从中国消失了。因而外国工业扩张所侵袭的并不是中国的自然经济，而是中国的市场关系。外国工业扩张从来没有在中国建立新的商业组织，它只是帮助发展了中国旧有的商业组织，并使商人资本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在扩张开始之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已经完全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毋宁说它对农民是一种抵御贫困、避免破产的保障。对商人资本来说，家庭手工业一直是一种维持生存的辅助手段。只要新式工业没有迅速的发展，手工业的衰退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的日益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农业的箫条。
在福山——江苏省常熟县的一个区，以前有40家布庄供应乡村妇女织布用的棉纱。这个区平均每年向外县外省输出价值400万到500万元的布匹，邻近村庄几乎90%的妇女或多或少要从事木机织布。而现在这类布庄只剩下了5家，都是规模极小的。在其他纺织业中心如南通和松江，都普遍存在类似的衰退情形。
从江西和广东两省输出的著名麻布一向销往台湾、朝鲜和南洋群岛，现在，这些地方的中国麻布已经实际上被取缔，仅此就把约百万人抛到了失业行列中。极为简略的统计就足以说明丝手织业的衰退。在浙江和江苏，丝织业1920年有2700架织机和6000名工人；现在只有不到200架织机和不到800名工人。1930年杭州还有910架织机，现在只有700架或更少。河南开封一家最古老的丝织企业，有将近300年的历史，1913年有80多架织机，但现在只剩6架。几年以前，也是河南省，南阳附近的镇平县，每年丝织业的工资就达85万银元，而现在，那里已经实际上没有丝织业生产。在广东省的两个县，南海和顺德，丝巾和丝帕的出口从800多万银元落至不足200万，约10万农村妇女因而失掉了生计。
再举宁波手工制造草帽的统计数字为例：1927年，生产了490万顶草帽；1929年，310万；1931年，150万。在上海，这项工业也迅速衰退，数字如下：1930年，80000顶草帽；1931年，65000顶；1932年，仅30000顶。意大利草帽取代中国产品占领了市场。
大量的洋纸也在进入中国。进口的3/10来自日本；而仅加拿大一年就向中国输出价值305000加拿大元的纸张。中国造纸业，一种纯粹的手工业，不得不从市场退出。江苏、四川和浙江的造纸业逐年下降。爪哇糖也在排挤广东和福建出产的中国蔗糖。几年以前，广东的一个县，揭阳县，每年向天津、上海和芜湖输出约100百万袋糖，现在揭阳仅输出6万袋。
英国、德国和日本瓷器的侵入，严重影响了著名的景德镇工业。约一百年前，江西省这一著名的瓷业中心有15万到18万工人，每年输出近1000万元（银元）的商业。据说在兴盛时期，该镇每天要吃掉数千头猪和一万担米。现在工人总数约为6万，他们不能全天工作。甚至迟至1929年，上釉工序还是每5天一次；现在则由于生产减少，只能每18天一次。由于最近丧失了东三省的市场，现在的瓷坊中各个行业加在一起，开工的不足30%。
在过去几年中，新的手工业，例如用进口的外国原料进行编织，在各地都有所出现。这些也都注定要失败。世界经济危机使外国实行倾销政策，中国正在得到更为廉价的进口制造品；国内制造业，特别是手工业，只会有非常小的前途，或完全没有前途。如刚刚诞生的手工针织业就已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杭州有约60家这类针织工场，雇用了不到2000名工人；1932年，由于市场前景不好，这些工人中有70%失业。
早在19世纪，李希霍芬就注意到在中国“外国竞争是促使西北省份经济衰退的一个因素……外国生产的针质量更好，价格更低，使山西省的制针业无法生存”。（李氏书信，1870--1872，p.56）这个普鲁士男爵兼科学家还令人信服地注意到，在这种商业关系中，中国的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与外国关系更亲密。“南方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引起了北方的衰退；南方从北方得到的东西仅仅是某些药草和少量原棉”。（p.57）外国向中国的扩张无疑引起了国内贸易的分解。
20年前实际上没有米麦的进口。中国稻米甚至大量出现在日本和菲律宾群岛。然而，在过去15年中，到处都有国外进口的稻米和小麦，而且稳步增加。湖南、江西和安徽这3个长江流域省份以前每年向广州、天津、上海、厦门和汕头共输出1300万担稻米。去年，尽管这几省既没有水灾也没有饥荒，此前从泰国、越南和缅甸进口的稻米也抑制了这几省稻米的输出了。1932年这些省份的稻米价格跌落了约50%；甚至广东所产的稻米也在同时期跌价15%到25%。国外进口也引起北方谷物价格的普遍下降。北平商会在1932年10月18日给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信中写到：“谷物价格下跌引起了农民的普遍破产；当他们不能从出售农产品中得到足够的收入时，他们不得不动用以前长时期储存起来的铜钱。因此，到去年春末，北平市场上充满了这种硬币，一度比纸币价格还低。”
中国只有很少的地方农业比较繁荣活跃。由于谷物价格低，江西的自耕农去年每亩只有5角（银元）的收益；苏南和浙西的自耕农可以获利1元。佃农交不起地租，而他们在这些省份中占人口的多数。北方的自耕农由于去年的低价受到的损害更大。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在山西、绥远和河北，甚至无法付出生产成本。
田赋、地租和高利贷的沉重压迫使贫苦农民为满足现实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出售产品。因而他们完全受商人资本的支配。价格的变动简直骇人听闻，以安徽宿县为例，我们把当地物价指数列在下面：
在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国家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原料的需求，即使战后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如此。这些需求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小麦、棉花和烟草的种植面积有很大的增加；蛋类、桐油和花生油大批量出口。这些产品价格的波动经常掌握着中国农民的生死。举一个例子，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有3个主要的烟叶收购中心：安徽门台子、山东潍县和河南许昌。1915年以来，这家公司一直在许昌成批发放美国烟草种子，到现在每年仅在这一地区就可以收购到2000多万磅烟叶。1931年许昌的收购价是每磅1.5元，由于市场收缩，主要是由于东北的危机，现在每磅价格跌到0.2元，仅在一年之内价格指数就从100落到了13。全部工业结构都由于它自身受着压制而日益沉重。
同样，身负沉重外债和内债的政府正在通过征税寻求出路，因为其自身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仅仅一种税，兵差，就足以加速农村破产。在中国没有一个省能免除兵差。在上一个10年中，全中国超过半数的县有兵差摊派，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兵差负担通常超过正赋十倍、百倍、有时数百倍。在很多省份，四川是最突出的，提前征收了好几年的田
增税造成的影响像旋涡一样扩散。它首先使地租增加。过去10年中，在中国没有受灾，也没有战乱的省份，佃农交的地租增长了50%到100%。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兵差摊派严重的地方，佃农不得不直接负担一部分田赋。由于农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税收的需求也加速了这一过程，例如种植鸦片这一由英国贸易带来的古老礼物——货币地租代替了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正在城市周围和铁路沿线发展；由于货币是购买一切物品的手段，货币地租因此引起了预租的产生。
有限的货币周转和现金支付的最大需求迫使人们借债；小生产者和贫农首先需要钱还债。事实上，由于中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属于外国银行、外国进口商品和外国工厂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而正是由于农民的这种低购买力，以前把钱直接借给贫农的地主和富农们采用了一种新的高利贷方式。他们现在把钱存在钱庄和银行里，由后者作调查工作并提供贷款给穷人。这种间接借出货币的方式只是使农村的利息率增加。在全中国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月息增长了2%到5%。在战争或闹过灾荒的地方，或者土匪出没的地区，月息高达100%。甚至在像江苏省徐州这样的没有受灾的县中，各地的月息从5%到20%不等。在徐州的一个村子，叫做百里荡（译音），当地150户人家中，至少有122户欠债；这个小村平均每个家庭负债78元，高于他们全年的生活消费。
部分由于农产品日益商品化，部分由于手工业的衰退而引起的高利率，为商业资本进一步向农村渗透造成了良好的机会，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由于农民的贫困，单纯的商业资本不可能得到很大发展；穷人付不起现金。甚至像当铺——其经营的业务带有商业性质——这样的高利贷机构也在失去他们的地盘。当铺把月息提高到了6%-7%——这种情况出现在山东省中部和山西的西部——但作为一种高利贷机构他们还在缩减。例如，在上海附近的宝山县，6年以前有13家当铺，现在只剩下6家在挣扎求生。但尽管带有商业性质的高利贷难以为继——主要由于它的资本周转太慢——带有高利贷性质的商业资本却很容易的敲开了贫农的家门。
中国农民经济预售他们的农作物。他们把农作物卖给各种商人，以便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必需品。这些商人因此而使商业利润和高利贷利息都得到保证。在安徽芜湖，米商把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的稻米以一个固定价格贷给农民，农民按照那一价格归还新谷。但在3个月中，利息高达400%，这是1932年的事。现在，一支庞大的外国公司代理人队伍正在用进口肥料、进口棉布和煤油，还有其他外国工厂生产的商品从事高利贷性质的贸易。这在广东和福建特别盛行，那些地方的当铺正在迅速让位于这一带有商业外表的新式高利贷。
一旦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或高利贷者兼商人的掌心，他们就永远无法解脱。高利贷者使生产资料减少，而高利贷者兼商人更甚。他迫使再生产过程在更为令人沮丧的条件下进行。总有一天他会从农民手中夺走他们的田地、耕畜和农具，迫使他们缩小生产规模。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几户农民合用一张犁，另几户农民合用一辆车，还有几户农民合用一头驴、一头黄牛或一头水牛。由于极为缺钱，农业租金，无论是地租还是畜力租金，经常要用人工偿付。在不少地方，人工不仅用来换畜力，而且还可以看到前者正在代替后者。养活一个人要比养活一头牲口便宜！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像在中国这样能够看到人拉犁！完全谈不上深耕或其他任何农业改良措施。大片的耕地最近变成了荒地，在靠近铁路和绥远省会的武川县的第七区，1932年有不少于29000亩土地抛荒。在陕西省南部全部耕地中，现在有10%到18%没有耕作。中国的农业确实处于箫条状态。
在国外扩张主义的巨大影响下，赋税、租金、商业和高利贷资本都把货币财富集中到城市中，然后又从城市流向外国。据说1913年，中国约有100亿银元的金属货币，而1932年这笔货币财富减到了22亿。这全部财富中，估计可能只有6亿元构成可流通资金，其中一半以上，3.5亿元集中在上海。这种集中带来了工业发展吗？只要几个重要实事就足以回答这一问题。
在江苏，包括上海在内，90%的缫丝厂经营基础极为薄弱，这些工厂，有时包括机器和设备，都属于一批对工厂建筑和设备收取租金的人，同时另一批提供经营资本的人经营这些工厂并付租金。这里明显反映出中国工业的巨大风险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投机本性。丝作为中国一种现代工业正在明显衰退。日本产品给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广东的丝厂以沉重打击。中国棉纺织厂也在外资工厂的竞争下失去了地盘。日本在华棉纺织厂每个工厂平均有38000枚纱锭和267台织机，而中国工厂只平均拥有29000枚纱锭和197台织机。与纺织企业一样，中国面粉厂也遭遇了同一命运。去年中国一些最大的面粉厂停工数月；它们几乎无法承受外国竞争。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拥有9家棉纺织厂和12家面粉厂，有价值8000万银元的总资产和约1000万银元的流动资金，现在身负沉重债务；他欠债达到4000万元。他的企业全靠投机维持。
中国的火柴工厂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关张，特别是在北部省份。沈阳和上海的兵工厂在日本入侵后停产。中国没有一种重要的现代工业运转良好，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华资工厂在最近出卖或抵押给了外国人。甚至交通运输业也不景气。19世纪末中国开始有自己的现代航运业，但1930年的一个分析显示出其发展是如何艰难：
外国扩张，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平衡，使中国很快落入殖民地状态。这种经济分解对全世界会发生什么影响还有待研究，然而，这种分解的显著表现和分解阶段则无可怀疑，即：手工业的消亡，农业的箫条和中国现代工业的衰退。这些都是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