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里根上台后，美苏在日内瓦就影响欧洲安全与稳定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作为里根在军备控制方面的代言人，在中导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园艺”外交理念，主张把美苏可能的争端消除在萌芽状态，摒弃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攻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和交往，努力培养美苏信任，积极促成美苏首脑会谈。与此同时，舒尔茨坚持对话和威慑相结合，信奉以实力求和平，支持北约的“双轨决定”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促使美苏开展持续的核军控谈判。他把从根本上削弱苏联的原则性和达成协议的灵活性相结合，推动美苏于1987年达成《中导条约》。这既从根本上削弱了苏联与美国争霸乃至对抗的基础，又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还迎合了世界各国无核武器的愿望，使美国在世界舆论中赢得了更好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美苏关系 里根政府 乔治?舒尔茨 中导谈判 军备控制
冷战期间，核大战随时可能因为意外或美苏误解而爆发，双方在中程核力量上的竞赛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可能性。1987年12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署销毁两国所有中程核力量的《中导条约》，不仅大大降低了确保相互摧毁的可能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冷战的结束。然而，里根刚上台的时候，达成这一协议的前景看起来遥不可及，即使到1983年，美苏关系仍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一样危险而脆弱。尽管美苏两国政府都为缓和关系做出了努力，但战争边缘政策的可能性在里根任期内一直存在。既然如此，美苏何以能达成《中导条约》呢？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导条约》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他们探讨了里根、戈尔巴乔夫在核裁军和核军控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对于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中导谈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基宁格注意到这一缺陷，但他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仍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为研讨的中心，并没有认识到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信任的建立主要是舒尔茨努力的结果；二是认为舒尔茨“为冷战画上了句号”。这样的评价不客观且不切实际。舒尔茨确实对美苏达成《中导条约》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他仅是里根意志的执行者，是在主动适应和理解里根对外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利用与里根的友好关系，把削弱苏联的原则性和达成协议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园艺”(gardening)外交理念，努力建立美苏信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和交往。同时，舒尔茨信奉以实力求和平，支持北约双轨决定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促使美苏开展持续的核军控谈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舒尔茨充分利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美苏首脑峰会的意愿，积极促成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并最终签署《中导条约》。
一、中导问题的缘起与里根政府初期的中导谈判
核军备竞赛是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最明显特征。1955年，西德成为北约成员国并重新武装，美国在西德布置了大量战术核武器，以便用较少的常规部队进行前沿防御。一旦苏联触发西方在前沿布置的常规力量这一“绊线”，美将对苏发起核打击。苏联奋起直追，于1957年获得洲际打击能力。为维持优势，美国于1959年开始在欧洲部署射程为2500公里的雷神和朱庇特导弹。苏联不甘示弱，于1960年开始在其欧洲地区部署射程为2000公里和4000公里SS-4和SS-5中程导弹。对冷战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的中程导弹问题由此产生。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加速发展核力量。1964年，苏联开始对SS-4和SS-5中程导弹进行现代化改造。1973年，苏联决定布置5000公里的SS-20中程导弹，1977年开始实际布置。该导弹可携带三个独立的分导式弹头，机动性强，打击精度高。SS-20的布置打破了欧洲东西方军事力量平衡，苏联现在有能力将战争升级，由于缺乏类似中导，北约无法做出可信反应。这引发了西欧各国对自身安全的极大关切。
为平衡苏联升级中导，美国几乎在苏联开发SS-20的同时，决定开发中子弹以及与SS-20等效的潘兴中导。卡特上台后，以布置中子弹为筹码要求苏联削减核武器和承诺“不侵犯西欧”。但在世界反核和平运动持续发展并再次成为一股强大政治力量的背景下，西欧多国反对布置中子弹，声称布置中子弹将使欧洲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并增加西德毁灭的可能性。苏联坚决反对美国部署中子弹，不允许美国将SS-20与中子弹挂钩，并把中子弹称为“资本主义的炸弹”。同时，卡特本人把继续与苏联缓和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因此，卡特于1978年4月宣布推迟核武器现代化进程和取消中子弹计划。卡特的行为加剧了西欧对苏联中程核力量优势的忧虑，被西欧盟国，尤其是西德政府视为软弱和背叛。
为缓解西欧盟国对苏联部署SS-20导弹的恐惧，1979年12月12日，北约外长和防长会议一致通过了西德总理施密特建议的“双轨决定”。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苏尽早就限制欧洲中导进行谈判，签订把双方中导削减到同等水平的可核查协议；如果到1983年年底还不能达成协议，北约将在西欧部署464枚陆基巡航导弹和108枚潘兴导弹。潘兴导弹在机动性和命中精度上都优于SS-20，一旦布置到西德，华约所有国家和苏联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主要工业及人口中心都将处于其威胁之下，苏联在欧洲的战区核力量优势将荡然无存。就像北约对SS-20的布置感到不安一样，苏联对潘兴的布置同样极为忧虑。
为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双轨决定”给苏联带来的消极影响，苏联呼吁美苏就中导问题进行谈判。1981年2月底，勃列日涅夫提议，美苏暂停在欧洲部署新型中导及发射装置。但美国对此表现并不积极。一方面，里根政府希望拖延会谈。作为“现实主义保守派”的代表，里根向来主张对苏强硬，要求发动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讨伐”和“改变苏联帝国主义”。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他严厉抨击卡特政府对苏缓和政策，指责卡特对中子弹的处理加剧了西欧的担忧。因此，上台伊始，他就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应对苏联威胁。但美国当时的核力量并不处于有利地位，在美苏战略核力量大致平衡的情况下，在战区核力量、尤其是在中程核武器方面，美国不能与苏联抗衡。里根希望扭转美苏关系的“脆弱窗口”，使美国从弱势地位转为强势地位。为此，他决心大力发展军备，在增强美国军事和核态势前，不与苏联重开裁军会谈，以示强硬。核军控和核裁军成为里根政府加强国防的手段，从属于取得军事优势的目标。另一方面，里根政府无法反对苏联进行中导会谈的建议，这样势必损害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此外，里根非常担心美苏因误会而爆发核战争。为此，里根把是否就欧洲中导问题进行谈判与苏联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美国国务院表示，只要苏联不干涉波兰，美国将在欧洲努力限制核武器，但“如果苏联干涉波兰”，则中导会谈的前景堪忧。不仅如此，里根政府还要求，如开展谈判，苏联应遵守此前正式签署的国际行为准则，如从阿富汗撤兵、取消中导部署等。
对于美国将谈判与国际事务相联系的策略，勃列日涅夫表示坚决反对。1981年3月6日，他致信里根，要求毫不拖延地进行谈判，建议美苏暂停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即从数量和质量上冻结中导的现有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冻结方案”，其实质是维持苏联在中程核力量上的优势。在给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中，里根继续坚持联系策略，说会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真的筹备工作和有利的国际气氛”。显然，里根希望继续拖延中导会谈。
美国拖延谈判让西欧盟国倍感焦虑，因为如不立即谈判，苏联将以此为借口在欧洲继续布置中导，西欧的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为促使美国尽快会谈，苏联一方面增加对西欧的军事压力，警告西德称，一旦引入潘兴导弹，苏联必将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大增”；另一方面，发起“和平攻势”，试图在美国与其西欧盟友之间打入楔子。勃列日涅夫不仅公开提出美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在欧洲延缓布置中导的协议，还多次给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写信，表达苏联渴望和平、希望谈判的意愿。
里根政府还面临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的和平运动的压力。由于欧洲直接面临苏联中程核力量威胁，西欧的反核运动尤其迅猛，示威群体要求“退出北约”，高呼“美国佬滚回去”。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爆发了“冻结核武器运动”，乔治?凯南、麦乔治?邦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公开要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面临内外压力，里根不得不展示愿意参加会谈的姿态。3月31日，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在北约总部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拖延会谈，并将在中导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安抚盟国后，4月下旬，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表示愿意就中导问题展开谈判，但会谈必须符合北约商定的标准和目标，必须以平等、可核查的原则达成具体协定。里根的本意是想以北约确定的标准和目标以及有效的核查为条件让苏联方面知难而退，以便继续拖延会谈。实际上，提出这一新条件，无论苏联同意与否，美国都将获利。如果苏联同意，根据里根的新条件，谈判结果势必完全符合美国的要求；如果苏联不同意，则美国正好有了继续拖延的借口。
但苏联没有按照里根政府设定的思路出牌，而是继续发动“和平攻势”，提出如果北约放弃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计划，苏联将减少在欧洲的中导部署。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积极回应，宣称法国愿意和美国达成基本谅解，但不会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和思想。对于美国来说，法国的表态可能引发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继而加大美欧间的裂隙。
为破坏苏联的“和平攻势”，防止西欧出现更强烈的离心倾向，并缓和国内反核运动声势，美国决定与苏联就中导问题正式进行磋商。9月24日，美国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和苏联外长葛罗米科(Andrei Gromyko)宣布，美苏将于11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开始中导谈判。美方代表是保罗?尼采，苏方代表是尤里?维辛斯基。为通过会谈限制乃至削弱苏联核力量，11月16日里根政府抛出“零点方案”，即如果苏联拆除在欧洲部署的SS-20和退役的SS-4及SS-5导弹，美国将取消在欧洲部署潘兴的计划。这样，双方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数均为零。美国的意图在于用即将布置的572枚陆基中导来换取苏联已经布置的SS-20。苏联非常清楚美国的意图，针锋相对地提出“冻结方案”。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永远不会同意这种让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方案，希望里根在欧洲中导问题上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苏联的立场正是里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美国借此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进行西欧希望的会谈，减轻西欧的安全忧虑，安抚盟国，确保美欧团结一致；西方可以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建议为由，根据“双轨决定”照常在欧洲部署中导，从而结束苏联在欧洲的中导优势；让外界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苏联是欧洲消除核武器的主要障碍。正如美国的一位评论员所言：“通过口头支持‘零点’这样理想的解决方案，美国可以在与苏联的宣传战中占据制高点，即使它实际上是为实现一个现实的目标——部署与苏联同样数量的核弹头。”因此，“零点方案”的根本目的是为实际布置新式中导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并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1982年5月20日开始的第二轮谈判中，美苏继续坚持自己的既定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希望通过中导会谈保住本国已部署的SS-20，同时阻止美国部署新式中导；美国则以不部署计划中的导弹为条件，要求苏联撤出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双方意图迥异，又都不愿做出让步。可以说，美苏最初的谈判并不理想。
二、舒尔茨对苏外交新构想及其外交实践
1982年6月25日，黑格辞职，舒尔茨继任国务卿，中导会谈进入新阶段。与黑格独断专行且与里根意见相左不同，舒尔茨性格温和，曾是里根竞选班子的高级顾问，也是里根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他(里根)制定政策并执行。”更重要的是，舒尔茨对美苏关系和推进军控会谈有自己系统的认识和主张。其一，他提出了处理美苏关系的新方法和新策略。关于如何管控美苏分歧，舒尔茨提出了“园艺”外交理念。具体地说，他把美苏关系中的小问题比作花园里的杂草，在变成真正的问题之前把它们除掉，就不会发展成为重大问题。即使美苏在其他领域存在矛盾，也不会影响中导谈判的进程。其二，舒尔茨主张加强美苏高层联系和交往，建立信任关系是促进双边关系和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他说：“外交主要是四处走动，与人交谈，发展信任和信心，即便有事情发生，也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而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某人，现在却试图解决一个微妙、困难的问题，那就很困难。没有人际交往的情况是危险的，苏联人读不懂你，也就不会信任你。”美苏彼此缺乏信任，就不会促成中导会谈的成功。其三，舒尔茨认为，美国对苏政策应该建立在实力基础上，随时准备对抗苏联的挑战，但同时保持灵活性。舒尔茨称，美国“应做好谈判的准备和拥有谈判的实力，以现实的态度观察苏联的能力、局限性、意图和军事发展，用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观察局势，认为能够取得成果时则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是里根以实力求和平原则的体现。
舒尔茨就任国务卿后立即采取措施，寻求打破中导会谈僵局。出于缓和美苏关系和阻止美国布置潘兴II的考虑，苏联也积极推进会谈。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前，苏联会谈代表维辛斯基告诉美国会谈代表保罗?尼采，苏联希望谈判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舒尔茨抓住机会，1982年7月，他指示尼采与维辛斯基会谈，达成被称为“林中散步”的非正式协议，美方放弃销毁所有中导的建议，苏方接受美国在欧洲布置部分新式巡航导弹，实现双方在欧洲中程核力量上的平衡。但里根政府内部强硬派对此坚决反对，认为“林中散步”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应以“零点方案”继续作为其官方谈判立场。最终，里根放弃此方案。虽然谈判方案没有通过，但舒尔茨的尝试得到了里根的认可。
舒尔茨决定进一步通过个人外交缓和美苏关系，为谈判的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他努力与苏联同行建立和谐私人关系。在联大会议上，舒尔茨对葛罗米柯说，应该多进行一些私人会晤，这样有助于解决中导问题。得到葛罗米柯的同意后，他开始筹划每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会面。此外，舒尔茨鼓励里根在中导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就美苏关系和中导问题而言，舒尔茨意识到他与里根都愿意促进美苏关系，只是经常被军方和五角大楼的强硬派所阻挠，里根态度的转变对美苏关系以及接下来的中导谈判尤为关键。因此，舒尔茨尽可能抓住机会向里根阐述自己对苏政策理念，希望里根可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上向前迈进。与此同时，舒尔茨积极协调美国与西欧在欧洲中导问题上的立场，解除西欧的担忧，并维护西方联盟的团结。中导会谈开始后，西欧越来越怀疑美国在军控方面的诚意，并对美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愈加不满，舒尔茨担心苏联会借此促使美欧分裂。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1982年12月，舒尔茨访问部署中导的西德、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全面了解盟国对美国部署新式导弹的想法。12月20日，舒尔茨向里根汇报道：“欧洲盟国，尤其是民众对核武器深感厌恶，既希望美国部署中导，又希望美苏进行谈判。部署和谈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美国不能只考虑部署而放弃谈判。”这坚定了里根执行“双轨决定”并进行中导会谈的立场。
苏联也积极回应舒尔茨的建议。12月下旬，多勃雷宁致信舒尔茨，提议美苏开始在各个层面进行讨论。舒尔茨认为，这是与苏联方接触、改善美苏关系的机会。由于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国务院内部仍有许多人反对缓和美苏关系，舒尔茨意识到与苏联增加接触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和里根总统的支持。1983年1月19日，舒尔茨致信里根，建议利用与苏联的对话为解决中导问题创造可能，并提出了具体设想，不放弃自身的谈判原则；赢得公众舆论支持，这将表明是苏联而非美国在阻碍谈判的进展；为使首脑会议顺利进行，可先进行部长级接触。这实际上为此后美国参加会谈设定了路线图。
对于舒尔茨的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的反应尤为强烈，他对里根建议说，美国“应拒绝与苏联进行任何领域，尤其在军备控制领域的对话，任何准备在中导谈判上妥协的信号都会被苏联视为软弱，我们不应在中导谈判立场上做出重大改变”。在克拉克的支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如果苏联不真正改变立场，美国就应按计划部署中导。目前，任何美国单方面准备或认真考虑放弃“零点方案”的迹象都极其有害，它将使欧洲的反部署力量更为激进，使欧洲一些政府感到尴尬，并向苏联妥协。
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发动“和平攻势”，建议华约和北约缔结互不使用武力条约，提出完全“撤除欧洲中程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真正零点方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还访问西欧主要国家，阐释苏联的政策。西欧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动摇，主张达成“折中协议”的舆论逐渐升温。这打乱了里根政府的计划。
权衡再三，里根决定采纳舒尔茨的建议，要求舒尔茨与多勃雷宁展开认真对话。舒尔茨认为，通过改变西欧对美国的看法，可以争取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为此，他建议派副总统布什访问西欧，说服西欧支持美苏对话。里根欣然接受了舒尔茨的建议。1983年1月30日，副总统布什访问西欧，向北约表示美国达成协议的诚意，以赢得公众支持。布什在西柏林宣读了里根给欧洲的公开信，建议美苏举行首脑会晤，签署禁止所有中程陆基导弹的条约。安德罗波夫立即拒绝了美国的提议。西欧各国政府和舆论因而认为是苏联而非美国在阻挠谈判。里根政府成功阻止了西欧滑向苏联，并赢得了公众舆论支持。在此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更多地支持舒尔茨的主张和做法。2月15日，舒尔茨邀请多勃雷宁到白宫与里根会晤，里根阐述了美国在中导谈判等问题上的立场。多勃雷宁表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作为回应，他建议舒尔茨去莫斯科与安德罗波夫会晤。这次会面为美苏继续中导会谈营造了良好氛围。
3月30日，为向盟国显示美国对待谈判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里根提出了“临时协议”的建议，即如果苏联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中程导弹的弹头数量减少到同等水平，美国将大幅度减少部署潘兴II。北约支持“临时协议”。为让苏联接受美国的新提议，舒尔茨告诉多勃雷宁，“零点方案”仍在谈判桌上，提出临时建议是表明美国的灵活性和愿意讨论任何基于平等的合理方法。但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的新建议危及了苏联安全，破坏业已形成的力量均衡，于4月19日予以拒绝。苏联试图通过在峰会前夕发出警告，来阻止西方布置中导。5月27日，苏联方面称，一旦美国和北约开始在欧洲部署美国新式导弹，苏联将重新考虑是否单方面暂停在欧洲进一步部署中导系统，并与华约成员国协商后采取其他措施。然而，苏联的拒绝正是美国所希望的。
此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得以改善，对苏政策开始转守为攻。经济上，美国在1982年年底已经走出危机谷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经济回升率都快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政治上，5月28日的西方七国领导人峰会宣布，一致支持美国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的立场。在此背景下，6月15日，舒尔茨发表得到里根批准的对苏政策声明，他说，在中导问题上，单纯的“胡萝卜”不能发挥作用，必须加上“大棒”才可以使苏联认真谈判。
尽管宣布要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但舒尔茨强调个人外交方式的独特价值，因此，6月到7月，他与多勃雷宁就即将到来的部署以及苏联的反应、美苏峰会前景等问题举行多次会晤。舒尔茨的想法是，即使谈判无法取得进展，也应尽可能使苏联更为克制，接受美国的谈判议程。舒尔茨的做法获得成功，安德罗波夫不再提北约峰会前的威胁，开始表现出灵活性。7月初，安德罗波夫给里根写信，表示苏联希望减少核威胁。舒尔茨建议里根接受苏联的“善意”，以便继续尝试让苏联接受美国的谈判议程。7月11日，里根表示，美国有同样的愿望，保证将致力于“和平进程”和“消除核威胁”。他建议，美苏在中导会谈中交换意见，并采取具体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里根与安德罗波夫的交流使中导会谈出现光明前景。8月26日，安德罗波夫给里根回信称，如果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减少在欧洲布置的SS-20，当苏联与英法导弹数量相等时，将销毁所有导弹。美国积极回应，因为这是苏联首次提出销毁一类武器系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同时，美国怀疑苏联此举的目的是想赢得欧洲舆论和拖延美国部署的时间。因此，里根表示，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按计划部署中程导弹。
舒尔茨坚决支持里根按计划布署新式导弹的强硬路线。为此，他频繁与西欧磋商，以巩固西方联盟，为在欧洲部署潘兴做准备。同时，他准备在美苏第六轮中导会谈中对苏联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在8月30日给里根的备忘录中，他说，由于美国决定按计划在欧洲布署中导，所以不希望与苏联的会谈有重大突破，甚至不希望美苏关系有重大改善。他建议，把预定于在第六轮会谈期间举行的美苏外长马德里会晤，作为最大限度地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机会。同时，面对部分盟国的担忧，美国应在美苏关系的其他领域表现出适度灵活性，不至于使美苏关系毫无进展。
9月8日，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晤，舒尔茨大谈人权问题，并把会谈与多边外交结合起来，在安理会及欧安会等国际场所谴责苏联，迫使苏联在中导问题上接受美国的立场。9月20日，安德罗波夫表示希望结束军备竞赛，呼吁“采取最有力和果断的行动”突破当前军控谈判的僵局。美国认为，苏联此举是将西欧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中导谈判上，从而淡化韩国航班事件的影响，认为苏联对会谈缺乏诚意。美国政府决定继续发动攻势，9月26日，以临时协议为基础，里根在联大提出看起来公平、灵活而实质上是争取世界舆论的建议，即在临时协议框架内，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布署同等数量的中程导弹；美国保留在其他地方部署导弹的权利，并将就部署的潘兴进行谈判。苏联不接受美国的新提议，葛罗米柯批判美国只想拖延时间，把谈判作为部署的烟幕，并称苏联不寻求主导地位，但将采取措施保证其地位不被削弱。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利用会谈陷入僵局加紧新导弹布署。10月底到11月中旬，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相继决定布置美国新式导弹。舒尔茨认为，美国“从成功实施‘双轨决定’中获得很大好处”。这不仅瓦解了苏联分裂美国与北约的意图，而且为后来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达成中导协议奠定了基础。作为回应，苏联宣布在东德和捷克布署新的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并于11月23日退出日内瓦谈判。美苏第一阶段中导谈判陷入停滞。
三、美苏关系的缓和与舒尔茨重启中导谈判的努力
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推动着美苏恢复中导谈判。按计划，美国将在5年内完成导弹布署，但1985年其已完成在西德的全部潘兴的布署。美苏还大力研制和布署新一代核武器，双方在欧洲的军事对峙进一步加剧。美苏间的军备竞赛和近乎断交的状态，使欧美公众感到恐慌，纷纷要求恢复中导谈判。美国国内政治也需要改善美苏关系。1984年是大选年，为再次赢得大选，里根需要在美苏关系上有所作为。为此，他努力塑造自己致力于和平的形象，以弥补第一任期内因裁军失败而受损的公众形象。更为重要的是，里根认为美国已经重获优势。他在1984年4月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宣称，美国被视为“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超级大国、一个听任世界形势摆布的国家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业已恢复”。有鉴于此，里根希望缓和与苏联剑拔弩张的关系，中导会谈成为里根缓和美苏关系的最佳突破口。
舒尔茨敏锐地意识到里根对苏政策的转变，积极辅佐里根恢复美苏关系。从1984年年初开始，舒尔茨多次邀请多勃雷宁会面，解释里根对苏重新接触的政策意图。多勃雷宁许诺说，苏联会对来自华盛顿的任何建设性提议做出回应。舒尔茨还建议里根就美苏关系发表公开讲话，表达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1984年1月16日的讲话中，里根努力淡化美苏意识形态竞争，反复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表示美国“希望美苏之间进行真正的合作”。这为缓和美苏关系和恢复中导会谈奠定了基础。
苏联也希望缓和美苏关系。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面临着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全面危机。为避免在不利局面下与美国加剧对抗，1984年2月初，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称苏联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甚至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导会谈停顿以来苏联第一次没有要求美国对两国关系的低迷负责，没有对美国部署中导表示愤怒，反而表示要缓解美苏紧张关系和促进悬而未决问题的谈判。这是苏联向美国传达的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是促进美苏关系的良机，决定邀请葛罗米柯访美。
但在研究里根1984年1月批准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后，苏联的态度发生变化，拒绝在美国实施该计划的情况下实现美苏缓和，契尔年科在3月20日给里根的信中说，美国在西欧部署导弹不仅是对苏联的战略威胁，而且将直接导致全面军备竞赛。因此，美国需要的不是谈判，而是放弃战略防御计划。
舒尔茨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是举行领导人峰会，以增加领导人彼此了解，消除误解和分歧，推动双方就一些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达成共识，继而解决中导问题。舒尔茨告诉里根：“对话可以解决问题……让我们重新开始开放的和全面的东西方对话。”里根赞同舒尔茨的看法。对于苏联要求美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里根没有像过去那样反驳，而是表示苏联的要求值得思考。他告诉舒尔茨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Robert C. McFarlane)，他欢迎并将努力促成美苏首脑峰会。在6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愿意、也有能力与苏联领导人在任何时候会晤。”同时，里根政府不再僵硬地把美苏关系与苏联国际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是既要坚持联系原则，又不机械运用。
1984年11月6日，里根以压倒优势再次当选总统，他因而相信他的对苏政策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无论是国会还是行政部门内部的对苏强硬派都无法阻止他的美苏首脑会晤设想。舒尔茨建议里根借胜选之机，向契尔年科提出美苏关系未来建议，里根欣然接受。他于11月15日给契尔年科写信，希望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与契尔年科会晤。为改善日益孤立的外交处境和避免美苏进一步对抗，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对苏联经济的巨大压力，契尔年科于17日回信称，苏联“愿意接受最激进的全面禁止并最终消除核武器解决方案”。这把举行美苏首脑会晤推上快车道。11月22日，美苏同时宣布次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外长会晤，就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进行初步讨论。舒尔茨建议将日内瓦会议作为美苏重开中导谈判的开端。但苏联坚持过去的立场，不愿意在美国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情况下解决中导问题，同时为分裂西方联盟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布署中导，契尔年科计划访问欧洲各国。舒尔茨认为，这表明苏联不会很快与美国就中导达成协议，而是利用会谈来追求政治目标。
在里根政府努力恢复中导会谈的同时，苏联政治也发生了有利于恢复中导会谈的巨大转变。主张缓和美苏关系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二号人物，在12月访问伦敦期间，他表示苏联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已经准备好朝着全面禁止和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方向前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随后访美期间对里根说，戈尔巴乔夫是“可以与我们做交易的人”。舒尔茨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盲目遵循前任的政策。受他们的影响，里根也相信戈尔巴乔夫是美国可与之达成持久军控协议的人。这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美苏会谈的意识形态障碍。
经过磋商，美苏决定1985年3月12日恢复日内瓦会谈，就战略核武器、太空武器和欧洲中程武器进行一揽子谈判。为促进会谈，舒尔茨建议，谈判代表和顾问可以通过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直接与里根讨论。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当天，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将里根的亲笔信交给戈尔巴乔夫，邀请他访美，希望军控谈判“为我们提供真正的机会，朝着消除核武器的共同最终目标前进”。戈尔巴乔夫表示，军控会谈将如期举行。
3月12日，中导会谈在日内瓦如期恢复。美国谈判代表是坎珀尔曼(Max M. Kampelman)，苏联谈判代表是维克多?卡尔波夫(Viktor P. Karpov)。会谈一开始，美国就重申1983年关于消除全球中导的条约草案。根据“新思维”外交，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减轻军备竞赛给苏联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削减军备被作为改善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和美苏缓和的关键因素。因此，当美国重新提出消除全球中导的建议后，戈尔巴乔夫立即同意。舒尔茨确信，苏联新领导人对核军控有浓厚兴趣，美苏有举行峰会的可能性。他对里根说：“如果想要达成中导协议，应尽快举行首脑会议。”里根表示同意。
11月19—21日，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会晤，双方一开始就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产生激烈争论。戈尔巴乔夫认为，战略防御计划违反了《反导条约》，除非美国放弃它，苏联不会削减进攻性武器，只会在没有太空军事化的条件下才会做出妥协，如果美国试图利用战略防御计划获得优势，苏联不仅不会减少进攻性导弹，反而将积极发展军事力量。里根不愿妥协，坚持战略防御计划，但为了让苏联接受，他甚至提议与苏联共享。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怀疑。面对僵局，舒尔茨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谈判方针，即采用迂回战术，与戈尔巴乔夫就信息技术问题进行讨论，并探讨美苏的政治和经济自由问题，同时将谈判重点放在美苏应摒弃意识形态分歧和解决全球冲突上。舒尔茨的建议完全迎合了苏联急于发展经济与缓和美苏关系的心理。最终，双方不仅达成了“核战争不能打也打不赢”的历史性协议，而且决定未来再次举行峰会。尽管最终双方在军备控制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但考虑到军备竞赛和中导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美苏长期敌对，这一结果已经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舒尔茨“求同存异”的谈判方针为美苏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模式，美苏领导人之间更重视合作，不会再因为个别争论和分歧而否定全部成果。
四、舒尔茨与美苏《中导条约》的签署
里根在1986年新年到来之际发表对苏讲话，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初就有废除核武器的想法，同时他对日内瓦峰会美苏关系的发展势头非常满意。因此，他认为向美国提出废除核武器想法的时机已经成熟。1986年1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信中，提出了三阶段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计划。具体步骤为：用5至8年的时间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并消除欧洲所有中程核力量；从1990年开始，英国、法国和中国加入并冻结核武库，所有核国家销毁战术武器并禁止核试验；从1995年开始，销毁所有核武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就公开这一建议。
针对苏联的公开建议，1月25日，美国军控支持小组提交了一份包含3个应对方案的草案：方案一，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是出于宣传目的；方案二，建议做一般性回应，没有具体计划；方案三，建议制定具体计划，从削减中短程核导弹和进攻性战略武器开始，满足戈尔巴乔夫对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导条约》的关注。
该选择哪个方案？里根政府产生了激烈争论。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阿德曼(Adelman)和总统军备控制特别顾问罗尼(Rowny)认为，接受苏联的建议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且会对西方联盟的团结产生破坏性作用。因此，他们建议选择方案二。国防部和军方的反应更激烈，主张消极应对而不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建议选择方案一。1月31日，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里根，方案三“损害了美国的整体利益”。国防部助理部长理查德?珀尔认为，里根的无核武器世界梦想是一场灾难和十足的妄想。他甚至反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因为这将暗示总统赞成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主张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倾向于方案三。在1月29日给里根的备忘录中，舒尔茨称戈尔巴乔夫的提议符合里根的无核世界愿景，主张用美国的术语重新包装这个提案，使之看起来像美国的建议，即美国应“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概念，使之与你自己的无核世界设想相匹配。我们的答复应详细说明我们自己消除核武器进程的概念，集中说明第一阶段所需的双边裁减”。他建议抓住机会，启动进一步谈判。舒尔茨的意图是削减苏联核力量，彻底破坏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最根本基础。
里根赞成戈尔巴乔夫的废除核武器的“总体目标”，认为很难拒绝戈氏的建议。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确定具体时段，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他甚至表示“为什么要等到2000年才消除所有核武器呢？”显然，里根赞同舒尔茨的主张，但这并未消弭内部的反对意见。
西方盟国也不赞成美国积极回应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欧洲担心，欧洲消除中导将使美国与欧洲“脱钩”。日本担心，如果“零点方案”只包含欧洲，则苏联将继续在亚洲布置中导。英国反对尤其强烈，认为在欧洲实现零中导的解决方案将使北约部署潘兴II和巡航导弹的决定受到质疑，而这是西方联盟核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很危险”，称“无核武器世界有利于东方”。西德倾向于临时解决方案，也反对欧洲零中导。
考虑到政府内部和西方盟国的反应，里根和舒尔茨都从原来的立场后退。在2月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舒尔茨转而支持方案二，但仍主张继续执行《反导条约》。为缓和军方和国防部强烈情绪，里根也调整立场，不主张作任何积极回应。在起草的对苏军控谈判指导原则中，他将重点从强调消除核武器转移到了大幅削减进攻性武器等，称苏联的建议“在事实上延续苏联的优势并造成危险的不平衡”，但他同时强调“严肃考虑”实现无核世界的前提条件，将苏联的想法转化为是对“我们主张的回应”，避免将它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这实际上是舒尔茨的主张。与此同时，里根向盟国保证，美苏会谈不仅涉及消除进攻性核武器，而且必须解决其他盟国关注的问题，强调必须“保持全面而有效”的核威慑。这实际上是将废除核武器的目标推向未来。从本质上讲，这限制了在欧洲和亚洲对《中导条约》提议的回应，同时保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完整，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军方和国防部的要求和消除了盟国对美国“脱钩”的担心。
在协调内部立场和安抚盟国后，2月22日里根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提出消除核武器的具体步骤，首先由美苏领导人在日内瓦讨论核弹头削减，继而在1989年前销毁中程核导弹，在美苏完成削减后，其他核大国加入削减进程。此外，里根把全面核裁军与地区问题、人权问题挂钩，强调美国需要核武器威慑常规攻击和建立信任关系，并要求拆除苏联在亚洲和欧洲的中导。里根的回应除在中导问题上重复苏联的建议外，在其他方面都不积极，里根甚至决定坚持以前的“部署计划”。
戈尔巴乔夫对于里根政府迟迟回应和坚持原来的“部署计划”深感沮丧，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戈尔巴乔夫在4月4日接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抱怨说，日内瓦会议以来，苏联不断提出新倡议，但美国反应消极。显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日内瓦取得的势头已经丧失，对举行美苏峰会以裁减核力量的热情也逐渐消退。
里根对美苏削减核力量裹足不前的状况同样不满意。在4月8日接见多勃雷宁时，里根对中导会谈“缺乏进展”表示失望。实际上，这种局面主要是里根政府内部意见不一造成的。舒尔茨对再举行一次美苏首脑会晤非常积极，认为这有利于解决中导问题。根据舒尔茨的建议，许多国会议员、商人和政治家开始在美苏间穿梭。此举效果明显，9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信中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加强《反导条约》机制和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销毁欧洲所有中程核力量，并答应讨论亚洲的中程核力量。他还表示，美苏中程核力量协议不会计算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但最后，他同意与里根在冰岛或伦敦举行“一对一会议”。里根很快同意举行美苏首脑会晤。
10月11—12日，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第二次会谈。戈尔巴乔夫在中导问题上大幅让步，同意削减50%的弹道导弹，消除欧洲所有中程核力量、将苏联在亚洲的SS-20弹头减少到100个，以换取美国消除本土以外的所有潘兴 II。苏联还表示，已准备好签订《中导条约》，同意建立全面核查制度。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妥协，与舒尔茨长时间促成美苏关系缓和有很大关系。与里根的多次会谈和信件交流让戈尔巴乔夫相信，美苏是可以打交道的，核裁军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舒尔茨决定利用戈尔巴乔夫在中导问题上的让步推动中导会谈向前发展。他对里根说，雷克雅未克峰会后，“苏联已经接受我们的军备控制概念框架，以可核查的方式将进攻性力量大幅削减至较低的同等水平。尽管雷克雅未克会议的成果未能转化为具体协议，但从政治角度看，这些成果不可逆转”。他建议继续采取多种外交方式与苏联接触。里根深以为然。这预示中导会谈将进入快车道。
根据舒尔茨的上述建议，1987年2月初，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小组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愿意推进核裁军，但把中导问题、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和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美国代表表示，中导问题应与其他问题脱钩。实际上，苏联也在探索放弃一揽子方案的可能。这可以从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雷克雅未克峰会的话语中看出端倪，他说峰会是个突破，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表示“必须从这里开始为清算和彻底禁止核军备而斗争”。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这一立场，这为戈尔巴乔夫不再把中导问题与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扫清了国内政治障碍。
1987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宣称，愿意就中导单独谈判并达成协议，同意里根1981年的“零点方案”；5年内消除欧洲的全部中程导弹；苏联在亚洲、美国在本土各保留100枚中程导弹；苏联将从民主德国和捷克撤出战役战术导弹，并就严格的核查进行谈判。同时，他邀请舒尔茨访苏。包括舒尔茨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让步，是因为美国坚持战略防御计划及西方联盟的团结一致。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单方面的让步有如下考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国内形势需要缓和美苏关系。一方面，苏联经济持续衰退，无法支撑维持高达1万枚核弹头所需的费用，中导谈判成功后将大大缓解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放弃一揽子计划不会影响苏联安全。同时，苏联将在2月26日恢复核试验，这势必损害苏联在欧洲的形象，如果苏联放弃一揽子计划，将抵消恢复核试验所产生的损害，进而恢复欧洲公众舆论对苏联的信任。其次，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里根政府不可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会使包括中导在内的弹道导弹失效，与其最后失效，不如主动消除中导，重新获得战略平衡。最后，苏联担心，内外压力可能促使里根重新回到过去的立场。里根上台后，美国保守势力开始复兴，伊朗门丑闻削弱了里根的地位。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对美苏雷克雅未克峰会反应复杂，他们既赞同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缓和东西紧张局势的努力，防止欧洲成为美苏争夺的牺牲品，同时也担心峰会对北约防务产生消极影响，英国甚至认为消除核武器会让苏联占尽优势，进而可能会破坏北约的安全，使欧洲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如果苏联要想在未来两年与里根政府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就需要有重大的新举措。因此，解除一揽子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决定，里根表示欢迎，认为苏联的建议“消除了中导谈判的重大障碍”。舒尔茨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为缔结单独的中导条约扫清了障碍。他欣然接受戈尔巴乔夫的访苏邀请，并建议里根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这既体现了舒尔茨一贯的“园艺”外交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判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对中导会谈的重视。
4月10日，舒尔茨携里根给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前往莫斯科。会谈中，当舒尔茨首先要求苏联消除新部署的、高度机动的现代化导弹(SS-23)时，戈尔巴乔夫同意，但要求美国及欧洲盟国也不部署此类导弹，即欧洲中导“双零方案”。至于核查问题，戈尔巴乔夫一让到底，提出最深入和最全面的核查制度，甚至超出了美国的范围，他还接受美国的“平等”裁减原则。这次会谈是中导谈判的真正突破。
由于这涉及美国承担对欧洲的安全义务问题，因此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双零方案”还需要欧洲的首肯。受里根派遣，舒尔茨前往欧洲说明和解释，经过激烈辩论，6月11日，北约半年度部长级会议接受“双零”方案。6月15日，里根宣布接受苏联欧洲“双零”，同时里根主张消除美苏在欧洲和亚洲全部中、短程核武器，即全球“双零”。这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4月份与舒尔茨的会谈中提出的建议，只不过里根用美国的语言包装后再次提出，目的是与苏联争夺世界舆论。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接受里根的全球“双零”方案，前提是撤除西德境内的潘兴导弹。西德最初不同意，经里根争取，西德8月26日宣布，一旦美苏销毁导弹，德国将销毁潘兴导弹。但美国国防部反对该协议，提议将布置在西德的潘兴II型导弹改装成射程较短的潘兴-1B导弹，尽管美国保证这些弹头不会以其他方式使用，但不愿以书面形式承诺销毁潘兴弹头。对此，苏联怀疑美国会倒退。
戈尔巴乔夫不愿意美苏军控会谈倒退，他设想通过达成中导协议来进一步缓和美苏关系和推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甚至把与美国达成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协议看作对其国内改革政策的支持。因此，他派谢瓦尔德纳泽携带给里根亲笔信9月15日访问华盛顿，双方就《反导条约》和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达成了原则协议。这意味着苏联在以后的会谈中将继续妥协。果然，在10月23日与舒尔茨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他在战略力量和非战略力量的上限问题上向美国立场靠拢，只保留较低水平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允许美国进行战略防御计划实验室测试等。这实际上是允许美国发展战略防御计划。
尽管戈尔巴乔夫不断让步，但美苏在“关键条款”上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决定，甚至连峰会的日期都没有确定。舒尔茨决定推动美苏首脑会晤尽快举行。戈尔巴乔夫对此积极响应。10月28日，他给里根写信，呼吁美苏就会谈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以此作为他本人未来访问华盛顿将签署的协议蓝本。舒尔茨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信“相当积极”且灵活，根据一贯的主张和认识，他建议里根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并宣布12月举行美苏峰会。当里根接受这一建议并宣布举行美苏峰会时，舒尔茨就站在他身边。这表明，里根非常认可舒尔茨在美苏中导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
12月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里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导条约》。峰会更多的是实现了美国政府单方面的目标，因为在峰会开始前一天，里根签署了会谈指令，提出苏联应同意美国进行太空试验、允许美国在双方就《反导条约》生效商定期限结束后部署战略防御系统等。换句话说，峰会达成的协议不能影响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对此，苏方非常不满，但戈尔巴乔夫把“苏美关系的整个发展和整个国际局势的正常化”视为最高任务和目标，而达成中导条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所以，为确保峰会成功，苏联最终选择让步。对于峰会的成果，舒尔茨非常满意，说华盛顿峰会在战略武器方面“使我们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就此而言，峰会之所以能签署《中导条约》，主要是苏联单方面让步的结果，是苏联单方面裁军。
结语
《中导条约》是国际军控和裁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它不是简单地谈论控制军备竞赛，而是彻底消除全部中程核力量。条约的达成和签署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欧洲安全的导弹问题，推动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缓和了美苏之间持久的敌意和强烈的不信任，为冷战的结束准备了必要的军事条件。这也展示了大国合作解决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前景，提高了世界对大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进而维系人类生存的信心。
作为里根在军备控制方面的代言人，舒尔茨在中导会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里根，冷战就不会结束，但如果没有舒尔茨，里根就不会结束冷战。”舒尔茨就任国务卿时，美苏核对峙，尤其是在欧洲的中程核力量竞赛不断升级，美苏关系处于危险的低谷。更严重的是，美国精英阶层和政府内部充斥着对苏联的不信任和浓厚的反苏情绪。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园艺”外交理念，并用它来处理美苏分歧，把可能的争端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他摒弃美国政府对苏的意识形态攻击，努力培养美苏信任，不厌其烦地主动寻求与苏联官员会晤，并邀请苏联代表参与各种谈判会议，甚至还促成苏联代表与里根的私人会晤，努力用信任和信心取代彼此恐惧和仇恨。据统计，1985年至1988年间，舒尔茨仅与谢瓦尔德纳泽就举行了三十多次会晤。舒尔茨的努力不仅换来了苏联相当大程度的信任，苏联私下称舒尔茨为美国总理，而且逐渐改变了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态度，美苏关系逐步缓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加速了美苏关系的缓和进程。
以美苏关系改善和增加信任为基础，舒尔茨促使美苏就中导达成协议。第一阶段会谈失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恢复和重新获得对苏战略优势，舒尔茨敏锐地抓住戈尔巴乔夫急于打破外交孤立和防止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心理，以及里根主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而改善美苏关系的心理。他一方面推动里根发表对苏善意讲话，另一方面主动与苏联展开各种形式的外交接触和交流，最终促成美苏首脑会晤。这进一步缓和了美苏双边关系，为最终达成中导协议确定了框架和方向。
尽管舒尔茨竭力推动美苏会谈和美苏达成中导协议，但舒尔茨绝非一味追求对苏缓和，他坚持对话和威慑相结合，在削弱苏联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坚定支持“双轨决定”和支持里根部署战略防御计划；同时，又表现出与苏联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意愿，其目的是在不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乃至冲突的前提下，促使美苏达成实现全球零中导的协议，既从根本上削弱了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根本基础，又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还迎合了世界各国无核武器的愿望，使美国在世界舆论中赢得了更好的国际形象。
（注释略）
（作者：刘子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袁怡，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