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转以及企业和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毫无疑问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些问题，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考虑这些问题。即便在疫情之前，也有很多人开始反思一些传统的经济学思想，我想，最早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开始了。其实，传统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够用了。2008年，我们看到稳定性的不足以及资本的错配，即便只是在美国金融领域非常小的部分爆发，都造成了一次影响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危机的深重程度甚至超过了75年前的大萧条。
实际上，为了赚取利润，私人市场有着数不尽的资本，而我们要知道，资本本身是稀缺资源，其错配如此严重，这就好像有人在沙漠中建豪宅，而全世界有很多人仍然无家可归。这种不够高效的表现，不符合有些人声称市场必然带来效率的说法。有一点很讽刺，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里根总统掌权，英国则是撒切尔夫人当政，当时人们日益相信自由市场、自由化、去监管以及私有化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当时还有一种理论叫做涓滴经济学，提出每个人都会受益于经济增长。我不感到奇怪，人们预测的经济增长爆发并没有出现，而且经济增长还下降了，下降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的三分之二。更糟糕的是，经济增长的所有好处都流向了最顶层，普通公民的收入停滞不前。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更是越来越高，人们缺乏机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寿命预期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市场剥削猖獗，而监管收缩了。
这不仅是指我们在金融部门看到的这种剥削，比如向穷人提供超出其支付能力的抵押贷款，提供导致他们滥吸毒品的信用卡，而且包括制药公司会推动阿片类药物的消耗，导致数百万人上瘾、死亡，烟草公司推出其他再次导致更短寿命周期的产品，食品公司推出会引发儿童早期糖尿病的产品……我们还经历过柴油机门丑闻，大型车企歪曲了销售汽车的清洁度和环境评价的可靠性。后来，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增长，几个公司在一个又一个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不是教科书中描述的经济体系，而是现实市场力量中只有一小部分公司有抬高价格的能力，从而加剧了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且，由于这些公司限制生产来增加利润，经济增长放缓。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把许多问题都不断放大、引发关注，它暴露和加剧了现有不平等现象的程度，所以，新冠疫情不是只攻击那些身体不好的人，或者那些在恶劣条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不成比例地攻击那些明显的低收入人群，它显示出的是市场经济缺乏弹性。人们过去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生产任何东西，但在疫情中，我们连口罩这样简单的防护装备也出现了短缺，更不用说新冠检测试剂和呼吸机那样的复杂设备。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了市场的角色，把政府当成问题所在。而在新冠疫情中，每个人都求助于政府。事实表明，政府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这样大事件时的角色十分重要。如果政府没有拿出大量支出（比如，美国基本上达到GDP的25%），我们的经济将会陷入比大萧条程度更深的另一场萧条，使我们大部分人口将陷于脆弱和贫困之中。只有通过政府积极行动，我们才能够成功度过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这次疫情也表明了基础科学的关键作用，而基础科学研究是需要政府支持的。我们能够找出导致这种疾病和死亡的病毒是什么，这是人类和现代科学的胜利。我们能够开发出可以控制这种病毒的疫苗，也是基于基础科学的胜利，而且，我们的疫苗开发工作非常快。但是，其中的每一步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比如政府支持了开发mRNA疫苗的基础研究。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一位匈牙利研究者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时候研发出相应的疫苗，还有世界多个国家的其他研究者，包括在德国工作的一位土耳其研究者，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研发出相应的疫苗。所以，政府的支持在方方面面都是绝对重要的，不论是对于经济，还是对于个人，同时对控制疾病，都具有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种人类、科学和经济发展的胜利，也交织着某种程度的悲剧。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想要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随时接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只有4%的人接种了疫苗。与此同时，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是气候变化，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年历史中的最高值，而且，我们知道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么高的二氧化碳的富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次，一系列的文件揭露了腐败和逃税的混合复杂情况，而这些秘密的庇护天堂仍然恣意壮大，允许非法活动，剥夺了政府履行该组织核心职能所需要的一些支持，在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现在处在哪里呢？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市场能解决所有问题时代的终结，市场自身高效和稳定运转时代的终结。经济学理论提出，追求个体利益最终会带来全社会的共同幸福，也会带来社会中每个人的幸福。这一理论不管用。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成为经济理论专家才能看到事情不对劲，只有盲目的意识形态会导致一个人忽略前面我花时间描述的种种问题。这意味着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应该去往何方。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方法。我下面开始分享公司需要做什么，然后尝试将其嵌入社会、政府需要做什么的更广泛的视野中。
公司需要超越股东最大化的理念。大概50年前，理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公司应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是它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这也将确保全社会的福祉。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和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正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技术性论文，来证明股东价值最大化不会带来全社会福祉，不会带来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效率。很遗憾，读《纽约时报》的人比读《经济学季刊》或者技术性论文的人要多。不得不说，那时候米尔顿·弗里德曼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全世界输了这场战争。
有一个替代的框架，也叫做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它的意思是说，公司需要关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关注股东、客户、工人、社区，即公司所在的经营环境。今天，全世界的公司都采取了这一广泛的视角，特别关注于ESG，也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但是，存在一种危险，也就是它们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一定程度上要意识到这可能会发生。如果我们能开发出由独立机构开展的一种测试，以了解公司是否真的遵守了它们提出的ESG的标准，这将会是很有用的。
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例子，也叫做“洗绿”，也就是表面上说我们是环保主义者，但是透过表面看真相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真的。我记得有一家大银行，非常自豪于其在办公室里安装的节能灯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贷款给煤电厂，支持了化石燃料的扩张。他们的贷款和投资项目对环境的损害远超过几个灯泡所带来的好处，但是，聊聊节能灯泡总是比改变对化石燃料提供贷款的商业模式来得容易。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碳足迹情况。
ESG本质上会倾向于成为“空头支票”。我见过一些善意的企业，其中有一家公司说，他们刚刚发现公司支付的很大一部分工资远低于工人宜居的工资。这就是一种只说不做的例子，只是口头上承诺一些伟大的事情，但是最终发现，ESG的“S”意味着，公司必须向员工支付比较适当的或者适合于居住的工资水平，必须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障。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医疗保障并不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司必须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很多公司可能拒绝批准带薪病假，导致疾病的传播。因为工人之间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所以病毒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是非常快的。当然，政府应该介入。我们的法律赋予了政府制定安全标准和健康标准的权力，但不幸的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现在，美国政府重回正轨，虽然晚了点。
公司治理同样也很重要，也就是ESG中的第三个要素（G）。为此，需要有一个独立而不是由CEO任命的董事会成员来监督公司，而且，董事会成员必须多元化。我们需要将ESG的官方语言转化为实际行动，同时，我们必须要将语言和行动转化为企业中每个人所遵守的规范。所以，我非常希望，随着越来越多公司讨论ESG，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够实践ESG，真正能按照ESG原则的指导来做事。有证据表明，当一些公司非常积极地追求ESG的标准时，其实它们做得反而会更好。这有几个原因：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受雇于那些对我们的社会贡献更大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让气候变化更加恶化或者不遵守整个社会基本准则的一些公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脸书（Facebook）公司其实很难雇佣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人员，因其在包括数据信息等方面有丑闻，人们不愿为之工作。顾客也是一样的。他们希望从哪些地方购买产品和服务呢？其实就是那些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那些能够采用ESG规范的公司，这些公司致力于增进社会的福祉。
现在，我们的好消息是，ESG方面有一些缓慢的进步，把ESG逐步转换为企业的规范和语言，正在改变企业的行为，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政府的监管。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中总会有一些表现不太好的人，有一些企业和个人总想钻空子、搭便车。如果其他公司都在努力降低碳排放，碳价会下降，而相应的化石燃料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就会有公司想要钻空子，增加碳足迹，以此来增加自己的生产。这无法真正帮助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如果所有的采矿企业共同践行社会责任、对环境产生更小影响，这将给铤而走险的采矿公司提供赚取更多利润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好的采矿企业希望有强力的监管。对我来说，这种形式的监管不仅有利于好的企业，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监管不是对ESG与良好的行为和规范的替代，而是其重要补充，各个产业其实应当欢迎更加有力的监管。我们需要重塑对市场的信任，只靠市场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而企业也需要带头强调ESG的重要性。不过，它们在这么做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出台监管措施，这样才能确保所有的公司都采取减排和增进全社会共同利益的行动，并确保企业内部治理实现高标准。
因此，我想说，现在其实每个国家都试图在政府过度干预以及政府毫不干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想要做到这种平衡、中庸，其实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所在，我们需要正确的政府监管，它需要适应本国的国情。我想，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来说也会是一个巨大挑战。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已经到头了，而我们的希望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迎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代，但这次是真正的共同繁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