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这是我国在核武器事业发展中所形成的“两弹”精神的高度概括。这种精神指引中国人民在“两弹”事业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如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两弹”精神的时代意义愈加重要和深远，对于打造新时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两弹”精神可以理解为“科学精神”升华为具有爱国底色的“科学家精神”的具体实践。正是这种在“两弹”事业中孕育出的科学家精神，使得今天的科研工作者有了坚定的时代使命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他们坚持学术民主和务实作风，成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和国家安全的科技基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
从核武器事业到“两弹”精神
核武器的研发，不仅是国家科技力量的重要象征，更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实力的核心支撑。20世纪4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后，核武器迅速成为各国竞相追求的战略武器。随后的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使得全球局势紧张不已。英国、法国等大国也纷纷加入核武器研发的行列，力图在全球核武器力量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面对这一国际形势，中国虽然当时百废待兴、经济落后，但国家领导人深具战略眼光，认识到只有掌握核武器才能真正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极为艰苦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毅然下决心自主研发核武器。1964年，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验，震惊世界；此后三年不到，氢弹就成功爆炸，宣告了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飞跃式进展。1988年，中子弹的试验成功。在此基础上，时至今日的重大科技进步和工程成就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的国防科技实力，不仅让中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也奠定了中国在全球核武器力量格局中的战略平衡地位。
在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现了卓越的科研能力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两弹”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并凝聚成为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领域的一面精神旗帜。
“两弹”精神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或称“五种精神”）：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每个方面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内涵。
爱国奉献。无数科学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当时相对落后的祖国，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他们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展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艰苦奋斗。中国当时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资金紧张，但科学家们依旧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不懈，凭借智慧和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协同攻关。核武器的研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物理、化学、材料、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全国各行各业和科学家们通过密切合作、协同攻关，汇聚各方力量，共同为国家的核武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求实创新。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挑战，许多问题前所未有。科研团队始终坚持科学真理，敢于探索，勇于突破，不断创新，最终实现了从成功研制原子弹到成功研制氢弹的跨越式发展。
永攀高峰。科学事业永无止境，核武器的研发成功只是一个起点，科研人员不断向新的技术高峰挑战，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始终保持着对科学前沿的追求与热情。
“两弹”精神的力量不仅表现在科研工作的技术突破和成果上，还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和国家意志。正是由于无数像邓稼先和于敏这样的科学家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坚持科学精神，肩负起国防建设的重任，才在恶劣环境下实现了国防科技上的自主创新，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捍卫国家安全的战略科技力量，确保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生存与发展。
1999年，“两弹”精神被进一步细化为“两弹一星”精神，衍生出了“载人航天”精神，最后升华为科学家精神。其中“两弹”的含义也从“氢弹和原子弹”变为“核弹和导弹”。
从科学精神到科学家精神
爱因斯坦曾言：“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独立思考、质疑权威、追求真理。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涵盖了坚持科学理性、学术民主、勇于纠错等关键要素。科学精神要求科研工作者怀疑任何未经证明的结论，始终坚守学术道德和诚信，保持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核武器的研发历程中，科学家们不仅需要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题，还要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压力。他们在关键时候展现出了卓越智慧和坚韧毅力，并始终坚守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于敏院士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代表。根据胡思得院士回忆，在1968年前后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一个关键的动作出了毛病。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军管领导胁迫将其定调为政治性的科研路线问题，遭到了于敏先生的坚决拒绝。他后来曾坦言：“如果我说假话，我当时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这种对科学精神的坚守，使得我国国防科研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科学精神贯穿于实际科研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这在追求真理和自我纠错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科学精神不仅表现为科研人员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也在他们勇于面对错误、纠正错误的行为中展现出来。
我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幸运地在杨振宁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我发现了彭桓武先生一篇关于量子布朗运动的文章中存在一个错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十分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指出，毕竟彭先生是当时备受尊敬的大科学家。然而，杨先生鼓励我主动联系彭先生，直接告诉他我的发现。杨先生的这一态度告诉我：学术不应有等级高低之分，不要迷信权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杨先生的鼓励下，我给彭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指出了文章中的问题。令人敬佩的是，彭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资历地位而忽视这一问题。相反，他特地请人找到我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做相关学术报告。他坦诚地对我说：“这篇文章的确是出错了，我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有审稿人的责任。他们觉得我是个名人，给我审稿就不那么较真了”。更为难得的是，彭先生后来还特意写下了一张纸条，请我对他以后的量子力学相关论文继续“把关”。这一举动让我深受触动，彭先生的谦逊与严谨深刻诠释了科学家的高尚风范。彭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发表在正式科学刊物上的文字是一封更正信。在这封信中，他主动纠正了自己在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文章中的错误。这个举动不仅彰显了彭先生对科学真理的高度尊重，也体现了他对科研严谨性的坚持。这是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效仿和学习的。
科学家们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准则，勇于面对和纠正错误。它提醒我们，科学的进步不仅在于创新和发现，还需要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的不足，通过不断修正来接近真理。这样才能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和人类认知的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弘扬科学家精神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学家精神不仅要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创新性，更注重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对科学精神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进一步升华。正如周光召先生所强调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科学精神在我国核武器研发过程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当年，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于敏、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面对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两弹”事业。他们或是放弃在国外的诸多优越条件，毅然归国；或是根据国家的需要，身先士卒奋战在“两弹”事业的第一线上。彭先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环境，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要回国时，彭先生的回答充满深情：“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是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真实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营造良好氛围”。在“两弹”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扬科学民主和科学精神是自上而下的过程。1956年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等为副部长。钱三强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当时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对钱三强说：“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不仅在科学问题上坚持真理，还倡导充分讨论与合作。他们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要迷信非专家权威。只有正确发扬科学民主，才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调动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科学进展。这种学术民主精神不仅推动了核武器研发的成功，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年轻科学家。
“两弹”精神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融合的结果，是从科学精神升华到科学家精神的具体实践。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演进。今天，科研工作者不仅需要在科研领域展现卓越的创新能力，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更需要与时俱进，体现出对全球科技前沿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回应。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并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在具体的科研工作、学术讨论和国家需求中的真实体现。
2019年，我与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发起了《“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社会反响。该倡议书从践行国家需求、坚守学术诚信、坚持独立创新、勇担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科学家精神，弘扬优良作风学风。这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也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两弹”精神衍生出的科学家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事业，以更高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践行科学精神，警惕学术灰色地带
科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学术道德的恪守。在科学研究中，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伪造、篡改和剽窃，都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如今有不少科研行为处在科学诚信与学术不端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些行为短时间看似无关大局，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更加隐蔽，难以清晰界定，也更容易被忽视甚至纵容。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行为对学术氛围和科研生态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借助科学家精神的刚性约束，抵御学术滑向灰色地带的倾向。
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往往成为评估科学家成就的一个指标。然而，单一的数据标准并不能全面衡量科学家的真实贡献。以杨振宁先生为例，尽管他的影响因子远低于国内外许多同行高引学者，但他的科学成就是无可估量的。这种单纯依赖量化指标的评价方式，忽略了科研成果的实际影响和长远价值。H指数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标准，通过衡量所有论文的整体引用来评价科学家的综合贡献。但这个标准也并非完美。一些学者虽然H指数较高，其研究的实际贡献却存在争议。科学评价不仅要依赖于数据，还应结合科研成果的真实价值和社会影响，以避免科研行为陷入追求功利化的窠臼。
在科学研究中，对实验数据的取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有时实验中会出现一些异常数据，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往往考验科研人员的判断力乃至坚持科学精神的水准。例如，在发表实验工作中，有人通过删除或不采用一些数据得出了新奇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他是否事先知道理论的预言？实验中是否可以合理地忽略部分数据？这种行为是否构成造假？这些问题虽然处在学术的灰色地带，但关系到科学精神与学术道德的底线。当然，数据处理和采用有其科学逻辑上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严谨的科学研究必须基于真实的数据，任何为了迎合预期结果而有意调整数据的行为，都将对科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造成破坏。正因如此，学术界对于灰色地带的警惕性应该更加敏锐。科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最终都会动摇科学研究的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家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或群体学术成就追求上，还体现在个人的道德水平与学术伦理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展现了对科学的热爱与坚持，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他不仅以卓越的学术成就闻名，更是一位谦逊的学者。与之相反，某些科学家虽然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因道德瑕疵而失去了学术界的尊重。例如，沃森因其极端的种族和性别言论而被学术界广泛批评，甚至失去了研究所的荣誉职位。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学术成就与道德水平必须齐头并进。
2022年，《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撤回了以前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天使粒子”马约拉纳费米子实验证据的论文，其中有的曾被视为“诺奖级别的发现”。此事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许多实验物理学家迎合理论家近似给出的“重要”预言，忽略弱化结论的数据，强化符合预期的数据。这种行为有的并非出于恶意造假，但存在科学精神缺失、有意或无意迎合权威。这一现象告诉我们，部分科研人员往往不经意滑入学术领域中的灰色地带。一些研究人员最初只是抱着侥幸心态，但迎合权威，疏于律己，结果却产出了大量误导性的“科研成果”，甚至把整个领域引入歧途。没有养成良好科研习惯和严谨学术作风，有可能一步步陷入学术不端的泥沼。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严格的自律精神，容易在迎合外界的期望中忽视学术规范，最终导致整个领域的偏差和混乱。
防止学术环境滑向灰色地带的关键，在于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自律精神和廉耻心，拒绝侥幸心理，恪守科学道德。灰色地带问题的处理难度在于，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科学界既定规制往往难以适用于这种模糊领域，尤其是在高度原创性的研究中，因为过多的规制管控和传统评价会限制创新的自由。然而，科学精神虽然看似柔性，但在解决灰色地带问题上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刚性。科研工作到了一定程度，便不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科学精神保障的“良心活”。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中，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的科学家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人应无法占据主流。唯有如此，才能遏制学术灰色地带的扩张，保持科研工作的纯净与公正。每个“大科学家”都应从自身做起，带头在这个方面弘扬科学精神。
结语
由科学精神融入爱国主义形成的科学家精神是推动科技进步乃至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从“两弹一星”到我国现代尖端科技的不断突破，科学家精神承载着我国几代科学工作者的艰辛与奉献，体现了他们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严谨务实和勇敢担当的品格。正是这种精神的引领，才使得我国在面对种种挑战时能够坚持自主创新，克服困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突破成为国家发展成就的象征，是国家战略安全和综合国力的基础。我们要继续秉持科学家精神，深入探索未知领域并实现工程技术突破，坚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是成功的关键。必须杜绝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确保每一步科研进展和每一个科学技术成就都建立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继续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才能在未来的科技创新中取得更多突破，为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注入持续的内在动力。
孙昌璞，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创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量子物理、数学物理、量子信息基础理论。著有《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和《量子力学现代教程》等书，其关于量子群q-变形玻色子的工作是该领域国际上三个开创性工作之一，建立了量子测量和量子耗散的因子化模型，预言的量子临界系统动力学不稳定性被多个国家的实验所检验和证实，目前主要从事复杂系统可靠性等面向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20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