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依托超大规模市场 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24-11-06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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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并强调“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一超大规模市场在推动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能够把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创新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发挥促进技术创新的“集合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加快和畅通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发挥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融合效应”。

超大规模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集合效应”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实现促进技术创新的“集合效应”,亦即将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创新要素,包括高端人才、前期技术和研发资金等,进行更有效地聚集并加以统筹利用,最终提升技术创新的整体效能。超大规模市场怎样在要素集合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促进技术创新呢?我们知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各种创新要素的组织者。企业作为主体是面向市场的,在拥有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才会创办企业,并且合理地组织和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寻求实现技术创新。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从而具有创办众多企业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新设经营主体3273万户,日均新设企业2.7万户。这些众多的市场主体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对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进行组合。市场规模越大,创新的需求越大,可供“集合”的创新资源也越多。

在超大规模市场里,一旦出现某种新技术和新发明,就会有众多的企业购买和使用。购买和使用的企业越多,越能够摊薄技术研发的成本,增强技术创新的利益驱动。这意味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形成对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吸引各种创新资源在这个超大规模空间开展技术研发,进行发明创造。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统筹创新资源和组织创新力量的优势,可以更加有效地集合各种创新资源攻克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技术难题,突破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国际前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因此,在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体制机制框架中,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更好地形成对创新要素和资源的“集合”和统筹利用,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特别是在体现国家战略导向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颠覆性技术领域,如汽车产业关键技术、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等。

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产业创新的“融合效应”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实现促进产业创新的“融合效应”,亦即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为创新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最终实现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怎样在产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呢?正是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因此能够给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提供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比如,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依托众多临床试验而获得推广和产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数字技术依托众多应用场景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在这个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发明可以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使技术通过产业化变成现实生产力。倘若没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企业会因需求有限而缺乏使用新技术的动力,新的技术和发明就难以找到应用空间和平台,即使出现了新的技术与发明,也会因缺乏产业和市场的支撑而丧失生命力。总之,超大规模市场可以为先进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进而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效应。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能够更好地实现技术的价值,在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中,通过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更多大企业和更为健全的产业链。技术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这就是技术的价值;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主要是在于它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如光电技术与通信产业的融合,光伏技术与新能源产业的融合,以及纳米技术、芯片技术与众多产业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升级,都与这些产业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紧密相关。当前,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需要依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促进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推动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立足超大规模市场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

我国政府根据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支持开展技术创新,尤其是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这种选择是立足超大规模市场的理性选择,具有合理性、必然性和现实性。一些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各个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可以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获得独特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在各个具体的产业领域,都应通过对超大规模市场的测度和预测,科学引导技术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更加精准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一是注重在需求市场庞大的重点产业领域推动共性技术创新。重点产业是与政府的产业政策相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在国民经济规划中列为发展重点的产业。重点产业首先是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通常是根据市场需求规模进行选择的,属于国民需求和市场规模庞大的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家电产业、交通产业、通信产业、能源产业等。在这些重点产业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应注重共性技术的研发,如传统汽车的发动机、变速器和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技术等,注重通过技术研发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前沿技术培育重点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注重在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领域推动关键技术创新。新兴产业是关系到长远发展目标和具有导向性作用的产业,国家需要从战略高度来制定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比如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新材料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等,这些产业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居民生活层次的提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应该利用这些产业和产品的市场潜力来引导技术创新,集中创新资源开展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通过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使新兴产业技术水平走在国际前沿。这样,就可以在这些产业领域抢占发展的先机,并且形成我国新兴产业领域的先发优势。

三是注重在市场前景巨大的未来产业领域推动原始技术创新。未来产业是由前沿科学技术驱动发展、具有颠覆性的前瞻性产业,这些产业尚处在萌发阶段,虽然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没有庞大的市场,但未来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前景巨大,比如,类脑科学、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技术、深海空天开发技术以及氢能和储能技术等,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可能引发相关产业的巨大变革。为此,应着眼于国家的未来发展,科学预测未来产业的市场前景,推进相关领域原始创新,超前谋划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以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探索未来技术的发展路径和应用场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超前应用,加快形成未来技术体系,以颠覆性的技术支撑未来产业的发展,从而掌握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作者:欧阳峣,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国效应、内生能力与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闲情偶寄》,“偶寄”的岂止是“闲情”

作者:钟明奇《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4日 13版)

明末清初通俗文学大家李渔之《闲情偶寄》,纵谈闲情,阐发风雅,精义迭现,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目之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是故此书已阅近四百载而犹蜚声骚坛,风靡宇内。《闲情偶寄》所谓之“闲情”,概而言之,即今人所云之戏剧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闲情偶寄》之戏剧美学,见其《词曲部》;其日常生活美学,则见此书其余部分,包括声容美学、居室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养生美学等。凡此,人们都已作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阐述。然李渔的《闲情偶寄》,“偶寄”的岂止是如上“闲情”,尚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站在时代前列的人文启蒙思想,它们若散金碎玉,撒落、“偶寄”在李渔此书对“闲情”的阐述中。其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一、“圣人”不可尽法。在中国古代,“圣人”的所论所为,被视为人们言行的极则,明代林文俊《瑞雪诗并序》即谓“天生圣人,为民立极”。但李渔则异乎是,其《读史志愤》一诗,就明确地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李渔所说的“圣贤”,其实也是指“圣人”。在李渔看来,论人论事,不能完全依照“圣人”;贵为“圣贤”“圣人”者,不可能把天下的道理都说尽,这也就决定了“圣人”不可尽法。李渔在《论唐太宗以弓失、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深刻地写道:“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因此,在该文中,李渔对于那些不顾实际,而只知道“依傍圣贤,袭取现存文字,到处公认之短”的庸儒,是心存不屑的。

职是之故,作为此种思想的逻辑展开,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论及“密针线”时,便指出元曲如《琵琶记》针线多有粗疏,因此认为戏剧创作不能“事事当法元人”。李渔由是借题发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之事犹有不可尽法者,况其他乎?”在该书卷二《词曲部下》论及“少用方言”时,李渔则对在元明时期地位尊崇的朱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李渔通过在西北的实地考察,深刻认识到朱熹注释《孟子》有关文字,因为不通晓北方方言,故存舛谬。李渔因此在文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朱文公南人也,彼乌知之?”李渔用一个极为生动而典型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让世人知晓“圣人”为何不可尽法。

二、“经典”不可尽信。与此相关,李渔对于前代留下来的名著,主要是指被通常所认为的“经典”也不迷信。他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论及“审虚实”时指出:“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盖指《武成》而言也。经史且然,矧杂剧乎?”又在该卷论音律时写道:“若谓前人尽不可议,前书尽不可毁,则杨朱、墨翟亦是前人,郑声未必无底本,有之亦是前书,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不遗余力哉?”因此,如前文他就已经指出元曲有缺陷,戏剧创作不能完全依照元人。在《闲情偶寄》中,李渔还批评元曲“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元人楔子,太近老实,不足法也”,指出《西厢记》《琵琶记》等诸多元杂剧名著多有瑕疵,如此等等。同理,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中,李渔认为即使是药学经典《本草纲目》之论药性,据其日常亲见,也有“大谬不然”的。是故李渔理直气壮诘地问此书之论医理:“岂得谓之全备乎?”

另一方面,李渔对公认的儒家经典也提出批评。如前所论,他既指出朱熹注释《孟子》有误,就直率地判定“《四书》之文”“不可尽法”。《四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被统治者所认定的“经典”,李渔却不完全认同。李渔如此评价《四书》,确乎勇气非凡,诚如王宓草所云:“石破天惊,轰雷四起。”正因为有此种胆识,李渔才会在《风筝误》中借人物之口,抨击“文周孔孟”,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其诗书庸腐文章板”。李渔诚然没有要彻底否定“圣人”和“经典”的意思,但也没有盲从,更没有迷信;他只是认为,凡学问道理必须符合事实,不能如空中楼阁不可依傍,这与他对明代“空疏”学风的认识与思考有关,因而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文人所依凭的“圣人”和“经典”之上。这既反映了他对明代人文风气的深入体察,又体现出他救偏补弊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三、万物以人为贵。李渔有其独特的人学思想。他在《闲情偶寄》卷五《种植部》中写道:“予谈草木,辄以人喻。岂好为是哓哓者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性情之适而已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这无疑是强调天地间万物以人为贵,体现李渔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是故他《一家言全集》中《乌鹊吉凶辩》一文,阐述“休咎不在物在人”,首“人”而次“物”,也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另外,与当时有识之士一样,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王道本乎人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值得指出的,李渔以人喻草木,每每通过言说草木之有霜操,不畏权势,迎风而立,首重品节,旨在推崇具有独立精神的君子人格。这在当时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盛行“侍奉主子的文化”、人普遍不成为人的时代,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职是之故,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华克生在《李渔的伦理哲学观》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李渔的学说,可以真正称得上独特的‘人的学说’。”

例如,按《种植部》李渔所论,“牡丹”有“肮脏不回之本性”,即使“人主”也“不能屈之”,故应“得王于群花”。又若山茶“戴雪而荣”,“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堪为花中之君子。又如黄杨“冬不改柯,夏不易叶”“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则为“木中君子”。该书第六卷《颐养部》亦然,在论及“富人行乐之法”时,李渔借机言说:“即使帝尧不死,陶朱现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不但崇尚有不畏权势、精神独立的君子人格,还竭力弘扬大有李贽所谓之“圣人与凡人一”这样人人平等的可贵的人文启蒙思想。由此不难理解,李渔会在其小说《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歌颂一个乞丐为国家灭亡而投江自尽,以保留民族气节。

林语堂则谓李渔具有“最是现代思想之特征”的“现代的人生观”。揆诸李渔如上超逸凡庸的人文启蒙思想,林语堂所论,并非过誉。诚然,李渔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受其局限,《闲情偶寄》也有某些落后、陈腐的观点,但李渔能适度地突破桎梏,散发出超越时代、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思想“结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李渔能有如上卓特的人文启蒙思想,首先在于他深受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童心说”思想的影响。如其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中所说:“彼之所师者人,人言如是,彼言亦如是……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是故李渔之认为“圣人”不可尽法等,实与王阳明所宣扬的“学贵得之于心”,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如出一辙。要言之,李渔对当时社会许多现象的评价,不受根深蒂固的世俗之见之蒙蔽,而能从“绝假纯真”之“童心”出发,破李贽所谓的“闻见道理”,有自己独特、犀利的评判。其次,李渔崇尚理性,强调躬身实践。李渔在《颐养部》中说“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这便有助于他在评价事物时较能实事求是。与此同时,李渔还笃志躬行。如他能指出朱熹注解《孟子》的失误,主要就得益于他在西北的实地考察。再次,由王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的晚明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也给李渔以极大之启发,他由此特别肯定人的价值,兼之李渔本质上个性疏狂、强悍,自谓“一生傲骨犯时嗔”,因此格外推崇君子人格。此外,李渔服膺公安派“信腕直寄”“任性而发”的文学创作主张,是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才能如其女婿沈因伯所论,不但“言人所不能言”,而且还“言人所不敢言”,有如上振聋发聩的杰出的人文启蒙思想。

(作者:钟明奇,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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