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权威”概念为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业“命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视角，近年来成为数字新闻业研究的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仍显模糊，本文希望在前期学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概念做努力。将新闻权威视为一种专业/职业的文化权威，认为理解新闻权威的核心在于理解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放在职业社会学脉络中，通过梳理职业社会学领域的三个不同的流派：结构/文化学派、控制/生态学派和互动建构论视角，本文为分析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境况、变迁和挑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初探性讨论，期待以此激发更多实证研究。
新闻权威概念是当今新闻学术界探讨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命运的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仍显模糊，本文希望在前期学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概念做一点努力。通过整合职业社会学的不同流派和传统，本文希望为理解当下关于新闻权威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个略为深远的学术框架，并为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确认新闻业权威寻找可行路径提供启发。
从权威概念开始：区分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
权威/威望（authority）概念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均得到了历时长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是与我们讨论新闻权威最有关的视角还是职业社会学视角。
分析职业/专业的权威，需要区分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这两种类型。在社会学中，大部分关于权威的概念强调的是对行为的管控。例如在韦伯的经典定义中，权威即指的是人们愿意遵守特定命令，将命令视为正当和符合社会规则的可能性。社会学家斯塔尔（Starr）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权威，因为它意味着对他人的社会行为发生影响，而文化权威概念其实是与此相区别的。文化权威指的是通过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定义来建构现实，因此它更类似于知识权威或认知权威。社会权威可能只属于社会行动者，但文化权威可以甚至存在于文化物之中，例如宗教文本、字典、地图、法律条文以及科学家的报告等之中。具体而言，文化权威指的是特定行动者被认为拥有一种权力来为他者创造关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斯塔尔将文化权威定义为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由于其社会角色而拥有的在意义判断上的正当性（legitimacy）。
新闻权威即属于文化权威的范畴。作为知识的建构和讲述者，新闻记者和其他职业群体如学者科学家等一样，共同为社会提供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本文将新闻权威视为一种专业所拥有的文化权威，认为要回答新闻权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
专业何以正当化：结构/文化论的视角
早期职业社会学研究以“职业化/专业化”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关注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被称为“专业”（profession）。他们的研究热衷于提炼出职业化的一般过程，如培训体系、职业团体、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各种结构性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职业化必要的条件。这一强调职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学术传统被称为结构学派（structural school）。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职业伦理、职业主义和从业者的意识等，体现出文化视角。
早期职业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学派”和文化学派一起，为勾勒何为专业，或说专业一般具有哪些共同特点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内生性（endogenous）分析框架。概括而言，一个职业或工作类型要成为一个专业，往往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特征或条件：首先，一个专业往往建立在被这个专业社区和同行确认有效的同业规范上，同业规范为行业成员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训练，这是同行共议（collegial）的特征；其次，专业往往建立在特定技术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且这种知识技术需要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这是认知（cognitive）层面的特征；再次，专业的判断和建议需要朝向一系列实质性价值观，往往拥有超越利益导向的公共伦理，这对应的是道德层面（moral）的特征。
上述制度和文化并重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专业何以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视职业群体自身建设的内生性框架，即，权威的基础首先是专业内部的问题，它包括专业内部能不能设定自己专业的规则和标准，并且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按照这个内生性框架，与专业形成的三方面条件相对应，专业权威的正当化往往也对应着这三方面的要求，即，建立符合科学理性特征的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建立专业的认知正当性，建设具有公益属性的职业伦理有助于建立道德正当性，而通过专业协会的形式将同业共识予以确认等方面的努力和实践则有助于建立同行评价的正当性。三者共同作用于专业权威的形成。
专业何以达成：控制/生态论的视角
以上提供的是一个分析职业何以正当化的“内生性”视角，这一视角将职业正当化的过程视为职业成员作为主体自身的努力，是这些行为主体实践和互动的结果。但1970年代职业社会学中出现的“垄断学派”（monopoly school）和控制权理论则体现了与此不同的外生性视角，它们将视野投向职业与外部主体尤其是竞争性职业之间的互动，将职业化的生成看作专业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实践以及与其他群体竞争的结果。职业正当性因而也建立在这一垄断和竞争之上。
拉尔森的市场控制（market control）理论与阿伯特的管辖权控制（jurisdictional control）理论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中，拉尔森从职业对市场的垄断角度来分析职业化，认为职业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标准化与垄断化的职业教育，职业往往通过对服务市场中的收入机会以及职业位阶中的地位与工作特权的垄断来巩固职业的社会结构与地位。阿伯特的职业管辖权理论则重视强调不同职业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即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边界划分”（boundary making）过程。这一理论把竞争作为最根本的社会互动过程，认为职业之间在对工作的控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职业的发展正是在处于同一工作领域的不同职业对于管辖权边界的冲突中得以完成。这一理论流派为我们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职业权威提供了独特视角。
专业何以正当化：互动建构论视角
职业外部正当性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意义沟通，需要通过与后者的协商沟通来实现。这一视角体现的是在互动中的意义建构，笔者将其归纳为互动建构论。在互动建构论视角下，职业正当化主要是一种沟通行动，当然这一沟通既可以朝向职业社区内部，也可以朝向外部公众。这一视角将职业权威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a social construct or construction），是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影响的产物。
按照这一视角，职业权威是在专业群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商中得到建立。职业群体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有多种，其中有两种形式最值得关注。
首先是文本的作用。卡尔森认为，新闻权威实际是一种“中介化权威”（mediated authority）通过新闻文本这个中介来实现。故而，探讨新闻文本的形式特征是否有助于专业的正当化是探讨新闻权威的重要方面。按照这一视角，新闻文本中不断重复的视觉和叙事形式如文本结构、纸媒的排版、视觉设计，以及图片的选择和使用方式等都在新闻权威的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传统新闻业所采取的倒金字塔叙事结构、相对严肃的语言风格和标题、中立的语言修辞、直接引用（sourcing practice）或电视新闻中播放现场声音等方式都是通过文本形式建立新闻业文化权威的有效方式，这些文本形式有助于塑造事实感（sense of factuality），强化新闻业作为对重大公共事务忠实记录者的角色。但是在数字时代，高度的注意力竞争对传统新闻业的文本形式产生了剧烈冲击，因而可能对新闻的专业权威产生消解的作用。
其次是新闻界的自我叙事。学者们认为，新闻界在各种不同的场所均发表着关于自我的叙事。在行业期刊上讨论新闻业务，围绕新闻丑闻或记者偏差行为进行职业社区内部的讨论或公共讨论，表彰或纪念特定的媒体角色范例，记者们关于职业生涯的回忆，或者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牢骚和抱怨，都可能构成关于新闻业的自我叙事。正是在这些叙事中，新闻界得以向职业社区自身以及向公众表达自身对于何为新闻，何为好新闻，何为恰当的新闻采集程序，何为新闻的社会角色等等的定义，围绕道德、正当性、质量以及规范性等进行阐释。
去正当化与重新正当化：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未来
本文为分析数字时代新闻权威可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数字技术不断更迭创新的当下，新闻业作为一个曾经拥有文化权威的职业群体，会否或能否继续维系其作为一个专业的正当性？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考察数字化技术进程中出现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趋势，即，专业的去正当化（delegitimation）和重新正当化（relegitimation）趋势。两种趋势的相互交织将帮助我们描述新闻权威在数字时代遭遇的竞争，也将解释新闻权威在遭遇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被创造、维持和捍卫。
本文所梳理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分析这两种趋势均有意义。首先，控制/生态论视角为理解数字时代新闻专业的去正当化趋势提供了基础框架。这一视角将专业的达成视为一个专业群体对特定市场的垄断和排他性实践的结果，这促使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从根本上催生了去专业化趋势，即，它破坏甚至摧毁了传统新闻专业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垄断，将其变为开放的场域，使得普通公民、互联网公司、创业资本、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等均可以参与进来。由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并无边界，而是共生并置在以平台为基础的新闻生态中。从这一角度，web2.0技术显然首先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迫使新闻职业的天然控制权丧失，这是打破和消解新闻业之文化权威的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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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内生性视角，结构/文化学派的观点更重视专业自身的建设，这既包括专业协会和资质培训体系等物质层面的建设，也包括涉及认知层面的技能和知识体系以及职业伦理等文化层面的建设。在这一视角看来，只有在内部共识达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促进共同利益的阐述，动员共同努力帮助获得外群体对这个群体的认可甚至开放资源和特权，因此专业自身的内部建设是基础。当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新闻业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管辖权，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去观察这一专业自身的表现。从笔者的观察来看，一些去正当化趋势可能正在发生，这包括：传统专业知识和技能体系受到冲击，变得碎裂甚至部分解体，但新的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建立；与之相应，传统的专业培训体系也受到冲击，变成了汇集传统新闻采集和核实规则与网络写手及擅长运用煽情手法的小编技巧等的奇异组合；而面对新闻场域新兴的进入者，专业协会也并未体现出控制市场或将新入场者驱逐或整合的组织化能力；以采访、报道、核实及客观报道为认知程序的传统专业实践被部分放弃；专业内部共识被削弱甚至出现新的分化；等等。
伴随上述“物质”层面的去正当化趋势，在话语和意义层面，我们也可能观察到诸多表现。互动建构论视角启发我们去观察面对危机的职业或公众话语，例如，面对危机，所谓“唱衰”新闻专业的话语变得流行，即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去正当化力量。它正在与其他去正当化趋势一起成为新闻专业权威的消解力量。
但上述三种视角同样提示我们需要去观察在此过程中是否涌现出了一些反向的重新正当化的趋势。控制/生态论提示我们，需要观察新闻业究竟如何与新闻场域的新兴行动者互动，并在互动基础上建立新的管辖权？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上作为消息来源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纷纷创立自己的媒体，新兴的技术行动者，如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各种提供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司也都开始介入原来由新闻专业垄断的工作范畴，甚至技术本身如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等也开始成为工作中的角逐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新闻专业如何与他们进行竞争和合作从而重新确立劳动分工，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新闻专业也许只能通过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业角色，如以对社会重大事务的求真报道为己任，将自己与“公关类”的政务或企业自媒体等区分开来，并且以这一角色定位来确立与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生态，从而确立自身的业务范畴，才可能让专业权威得到维护。但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市场结构，能否通过独特的业务范畴维持市场份额将是专业生存和正当化自身的关键。
结构/文化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则是，面对来自新兴行动者的挑战，新闻专业能否重塑正当化自身将首先取决于这个专业自身的努力，即，这个职业群体能否坚持按照“专业”的标准来形塑或重塑自身。这包括，在受到技术冲击的条件下，能否维系一套建立在理性科学基础上的认知程序，维系或创造一种超越利润和利益诉求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新的道德伦理，能否确认或创造出新的内部整合和共识，能否基于内部共识来建立起训练规范和体系等。若要重新树立新闻的专业权威，媒体并不应该“慌不择路”，更需要做的是认清自己作为一个专业或职业群体，自身文化权威或正当性的来源究竟为何，有所坚持，奉献于自己所定义的专业极为关键。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媒体只能通过坚持传统新闻业的原则和程序才能确认专业，事实上，对旧有的认知程序、技能体系以及伦理规则进行适度的改造都是必然。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吸纳、收编基于社交媒体的特征以重塑新闻权威，将即时性（immediacy）、透明度（transparency）和交互性（interactivity）等吸纳进来重建新闻知识体系，以及吸纳主观性和情感重新建立新闻认识论，这些看法均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而从互动建构论的视角，在受到数字化冲击的当下，新闻职业社区的沟通行动也显得相当重要。新闻机构和从业者能否持续不断地坚持以区别于非专业的文本和叙事形式来与公众沟通，又是否能够积极应对公众的媒介批评，通过话语实践在公众当中重新建立起专业想象以及重新确认专业身份都值得关注。
作者：李艳红，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摘自：《新闻界》2024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