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以实物或文献等形式承载着“过去”的信息，史家从史料中提取出确切的信息，从而形成历史知识。这种搜集、考辨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是史家的“看家本领”，同时也是治史的基本技艺。
从史学的求真旨趣来说，真知建立在证据基础上，那么史料天然是证据吗？意大利史家莫米利亚诺说“历史学家在证据基础上工作”，而非史料。以往史家多认为史料经过考证确定为真，即可作为证据使用。史料与证据以物质形式客观存在着，但在英国杜伦大学荣休教授乔丹诺娃看来，证据首先是一种观念或意识，引导史家去发掘史料以解决史学问题。也就是说，史家心中有证据意识，才会以证据探求真知。
新史料通常被认为是在某个研究领域内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但史料被发掘，一开始就有赖于史家具有证据意识。若是史家不认为某个史料可以作为证据，该史料可能会被束之高阁。比如近代以来，甲骨文在一开始被当作龙骨入药，并无史家关注。但晚清史家王懿荣意识到龙骨非同寻常，考证确认甲骨文是商代文字之后，史家就可以此为证据重构殷商历史，从而为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坚实支点。而在西方，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在未被破译之前，学者们虽不知道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已经意识到掌握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就能按图索骥去扩充我们关于古代埃及的知识。于是他们努力进行破译，赋予它新的证据资格，从而证明相关埃及学知识。
不过，新史料更多的是通过新阐释才得以转化为新证据。百年前，法国实证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认为一个事情或者事件是不是历史的，要根据它被认识的方式来判断。火山爆发是地质事件，当我们从历史角度研究它时，它的现今遗迹就成为史料。因而以什么样的眼光考察过去的痕迹，它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史料。《荷马史诗》一直被认为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虚幻的神话故事，属于文学史料。但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长期研读《荷马史诗》后，认为相关细节描述十分真实，不太像是完全虚构的，经过实地挖掘，最终发现了特洛伊宝藏。《荷马史诗》因谢里曼敢于打破原有认知，而成为“新”史料，并通过历代史家的积极验证，最终成为新证据。
今日史家普遍以问题来聚焦新史料，那么在证据意识的引导下，如何围绕问题，让新史料充当解决问题的新证据？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套“问答逻辑”予以说明。在《历史的观念》中，他以约翰·道埃被杀案为例，让侦探长就“谁杀死了约翰·道埃”这一根本问题向相关当事人提问。出于种种考虑，当事人并非都是针对侦探长的问题作答，他们的回答只能是“证词”。侦探长需要理清他们各自的问题与答案，把证词编织为一条条严密的问答证据链，从而推论杀死约翰·道埃的凶手到底是谁。
史家普遍认同柯林武德的思想，在具体研究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创新求证技巧，催生新史料，形成新证据。比如在西方人口史研究中，教区登记册是常用史料。但其本身存在记录缺陷，不利于直接使用。1955年，法国人口学家路易·亨利发明家庭重现法，即根据教区登记册把一个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合并在一起，重建每个家庭的历史。以往家谱学家也用这个方法来搜集资料，但路易·亨利的目标在于重建共同体的历史。他用这种方法准确界定每个家庭的重要事件节点，从而综合众多家庭的经历，实现他的目标。史家根据目标创新研究方法，使旧史料得以被重新整合，焕发新机，成为论证新问题的新证据。
在史家发挥主动性的同时，新史料的问世及其作为新证据的运用，并非史家自行其是，而是要遵守史学研究规范。史料若要转化为证据，必先证明自身清白。唯有真史料，方能成为真证据。传统史家相信文献记载，认为事件发生时就随之立即出现的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据。从证据意识角度来看，史料出于各种人之手，他们并非都具有历史意识，而是有着不同的诉求。因此，史家必须按史学研究的要求，围绕所要解决的史学问题，把相关史料分门别类，考订正误，确认源流。传统史家已开发了诸多考辨史料的方法。若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再新的史料也无法成为真的新证据。20世纪末在英国整理出版的《光明之城》，据说是比《马可·波罗游记》更早的欧洲人访问中国的游记。但整理者并不公开原始材料，书中也没有完整成段的原文，让人无从判断原书正误及流传情况，更不可能用来解决历史问题。
史家也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去搜求新史料。近年来，记忆与口述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已经形成保密、非强制、同意、关心、交流的学术伦理。口述者的说辞，展现了其眼中的历史，但从访谈的史家角度来看，这只是新史料。史家需要厘清口述者的问题与回答，按照史学规范进行研究，才能有自己的证据。
可以说，在证据意识的引导下，新史料与新证据不断涌现，历史学也因此展现不同面貌。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当兰克看到档案时，他所看到的历史是政治家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档案这类史料，在当时被兰克考订为新证据，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在史学著作中。从而，真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成为真证据，真证据在史著中证明着历史真相。史料、史家与史著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历史学从此开始科学化和学科化进程。而当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下而上看”历史时，记录普通人生活的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证据，历史呈现为人民大众的历史。
历史学因新史料与新证据而成就斐然，但史学最根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不是仅仅增加新史料就能解决的。史家把不同的新史料作为新证据纳入证据链中，丰富历史知识，可以说每条证据链都解决了具体历史问题。但历史的多面复杂性使得任何一条证据链都只能显示历史的某一面相，因而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整合证据链，以求解决史学最根本的问题。在各门具体史学分支之外，全球史或世界通史正是从事此项工作。对于这类史家而言，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他人的新证据再度变成了他们的新史料。
随着时间的变迁，史学研究日益专门化和精细化，史家的问题聚焦日益细微，可用史料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引发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利用互联网技术，原有史料被逐步电子化，史家获取史料的方式更加便利。但当我们使用数据库时，看到的只是史料的电子复制件，难以追溯其源头。并且，以往史料有固定的物质形式，而网络上博客、微信、电子邮件等软件或应用上的文字记录，这些作为未来史学的“新”史料，却没有物质形式，这让它们可以随时被修改。当前史家引用某个网页，会以截图等方式留存作为证据，但若是原网页被修改了，那么可判断截图真假的最初网页在哪里呢？互联网上每时每刻都有海量信息出现并湮灭，我们无法确定每一步的修改。证据链要求出处清晰，源流有序，现在却变得模糊了。这一切，使得“新”史料的来源出处难以被确定，对以往考辨史料的种种方法提出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无论如何，史学若要求真，就不可能放弃证据。史学发展也已表明，在证据意识的引导下，史家不断主动更新史料，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荷兰史学理论家赫尔曼·保罗高度看重史家在历史知识生产中的角色，他把历史真知从认识论转换为史家真诚的伦理学问题。换言之，史家不断发掘新史料并使之成为新证据，从而获取历史真知，有赖于史家自身的真诚人格。清代史家章学诚有言：“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者：余伟，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念史视域下的‘证据’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