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媒体消息，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去世，享年98岁。
今年6月，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组关于李政道的封面文章。在讨论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李政道令我们甚为触动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与杨振宁如双子星一般熠熠生辉于世界物理领域的天才成就，而且还有一个对于中国影响深远的CUSPEA留学项目。
这是1981年到1989年之间，李政道以一己之力推动的一个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将900余名中国学生送到美国学习。在长久的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留学渠道由此重新开启。也正是这个物理学领域的中美联合研究生培养计划，以及各学科领域的开放变化，为国内的年轻天才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门。
40多年后回看，李政道推开的这扇门依然影响深远。今天我们重推这篇超过1万字的长文，纪念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友谊宾馆的讲座
1979年5月到7月，连续七周，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挤满了关心物理学前沿进展的人们。从院士、研究员、高校教师到研究生，他们都是来听物理学家李政道讲课的。
北京已经进入初夏，天亮得早，风开始燥热。每天一大早，一群人便从位于北京北郊的林学院往南赶去。他们是前一年刚考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之间。前一年秋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刚刚创办，借用北京林学院的地盘办学。这批被“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的研究生，正渴望用勤奋补回失去的时间，对获取新知识的机会饥渴万分。
李政道当时53岁，距离他凭“宇称不守恒”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过去20余年，在那之后他仍然在粒子物理领域不断发力，此时正值学术壮年。因为声名卓著，听众们对他抱有格外的期待。
在场的一位学生张天蓉多年后回忆李政道上课时的形象：“总是半侧着身子，站在讲台的一边，椭圆形的脸微微上仰，略显一点傲慢和自负的味道。”谈到近十几年来物理学的发展，他两眼炯炯发光“。
李政道为这场讲座费尽心思。他要讲的是两门课，“粒子物理和场论”和“统计力学”。为了让国内科研人员尽可能快地走到国际前沿，他将原来应该用一到两年讲授的课程内容集中在两个月内讲完。许多前沿研究中的术语没有对应的中文，李政道每天绞尽脑汁翻译，还是不得不保留一些英语术语。既要讲得快，又要讲得充分，还要讲得明白，李政道为此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备课。
会堂毕竟不是教室，上课的条件比较简陋。李政道在黑板上写字，后排的学生看不大清，他就拿笔在透明塑料片上手写板书，然后用投影仪播放。但国内当时连投影仪也没见过，李政道自己提供了草图，请中科大研究生院到上海请有关单位专门制作了一台
小小的礼堂里足足塞了几百人。王垂林回忆，在头排坐的是当时知名的科学家，比如1946年与李政道一起随吴大猷去美国的朱光亚，还有在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过的周光召，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的胡宁。这批学者已经与国际学术界失去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也迫切地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后面是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研人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朱洪元等指导教师们，也在台下静静地听，认真地做笔记。
中科院的研究生们坐在最后，努力按照个人的知识基础，跟上李政道的思路。不过照当时王垂林和赵天池的感受，“他讲的都是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能听懂的不算太多”。
李政道每天上午讲三个小时，午餐与学生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聚餐聊天。王垂林曾经有机会与他一起吃午饭，记得大家都对美国格外好奇，纷纷问李政道那边的学校什么样、生活怎么样，李政道也都温和耐心地解释。偶尔，他也问学生几个基础的物理问题，想要了解大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不知道，李政道是在默默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项目进行调研。
在上课的过程中，李政道愈发坚定自己的想法。后来他在回忆CUSPEA的文章中写道：“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
赵天池记得，课上到第三周，忽然有人通知他去考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考、考什么，稀里糊涂便去了。考的是物理，试题都是英文。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李政道为将来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做的第一次试验，被称作PRE-CUSPEA。
那次考试，赵天池没有考上。“文革”前他只来得及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了两年大学本科就离校了，在宁夏海原县的一家工厂里工作10年，干过锅炉工、电工，早就和大学的物理教育脱了钩，回来以后刚读了一年研究生，不足以应付美国教授按照博士资格考试标准出的试题。那一年的第一名是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陶荣甲，当年32岁。同一批选中的5个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上。1979年秋天，5位学生立刻奔赴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
漫长的前奏
李政道走出这一步，背后是华人科学家群体漫长的努力与等待。
1971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哥的信，信中还夹着一封美国国家科学院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信，他们希望向中国科学院转达改善关系的愿望这封信的日期甚至早于1971年4月著名的乒乓外交事件，是中美关系松动最早的苗头之一。
一大批在美华人学者获得了访问中国的机会。第一个回到故土的旅美科学家是1971年7月到中国的杨振宁访问回美后，杨振宁也成了美方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一个窗口。他在给父亲杨武之的信里写道：“此间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简直大到无法形容，我把一切记者、电视台、无线电台请求采访都推掉了。”两个月后，他实在无法推脱自己学校的请求，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了一场演讲。很快，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等著名学者都开始计划访华。1972年9月，李政道来到了中国。
此时距离李政道离开祖国已经26年。1946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是西南联大的大二学生，作为国民政府“种子计划”的人选随老师吴大猷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对于这批阔别祖国的华人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李政道回国的第一站是上海，这里是他和夫人秦惠?的故乡。接待单位向他们全方位展示新中国的样貌，江底隧道、少年宫、汽轮机厂、人民公社，国内焕然一新的社会面貌令人振奋。但到了参观科研院所的时候，一种担忧涌上他的心头。曾与李政道共事的柳怀祖提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后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然不赞成‘文革’，不能承受把科学教育搞成这样子，然而我又不便于批评，只能尽我的能力为祖国做一点事情。”
两年后，李政道再次访华，这次又去复旦大学。当时在校的只有少数工农兵大学生，虽然有求学渴望，但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没有，而“文革”前的教师和大学生都去农场劳动了，大学里面没有像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去参观复旦大学物理系，发现当时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试一种电灯泡性能。
接待单位安排李政道去看芭蕾舞剧，他自然毫无兴趣。夫人秦惠?灵光一现，想到1972年首次来华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经设宴款待他们，席间江青曾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培养经验。李政道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例子说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夫人便建议他去芭蕾舞学校看看。
比起科研院所，芭蕾舞学校的人才培养路子倒更符合李政道的设想。他们通过全民选拔十二三岁的尖子再通过前后三个月左右共同生活，从上海及周边几十万儿童中选出60人培养。在学校里，他们既学文化又学舞蹈专业，而且不用下乡，只是课余时间做些除草之类的简单劳动。李政道欣喜不已，立刻撰写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
李政道在建议书的开头两大段肯定了工农兵学校的优势还反思了自己的问题，比如面对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考虑不够，然后话锋一转，提出了基础科学训练的问题。如何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是不是可以像芭蕾舞学校的培养模式一样，推选出很少数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当然，这些少年是要有“极强的理解力，充分的斗争性和较强的记忆力”的。
建议书写好后，李政道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请他看看行不行。听到黄宛说觉得建议的思路值得研究，李政道当晚就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誊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我）写了一篇在这方面很初步的建议，其中可能还有大错误，如果您认为有可取之处，可否请您转呈毛主席给予批评指正”。
就是这样一篇极尽委婉的建议，引起了一场著名的辩论。两天之后的晚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近20人。新华社记者顾迈男记录了这场对话。
周恩来首先告诉李政道，他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
李政道则从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开始，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但在几个回合的对话中，率先发问的江青始终不正面肯定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性，只是就李政道的建议里几个不重要的地方兜圈子。主持会见的周恩来听到这里站出来缓和气氛，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但在场学者没有一个吭声，周恩来点了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也不说话。直到后来，李政道从各个旧友处了解了国内知识分子的处境，才知道当时为何在座的学者都不敢发话，甚至周恩来也是小心发言。
此后一周的时间，李政道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建议的回复。他想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又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
一周后，李政道早上6点就接到电话，通知他毛泽东要接见他与夫人。毛泽东开门见山，“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李政道意识到毛泽东没有看到那份《补充说明》，便又现场解答了一遍。最后这场辩论以毛泽东的“裁决”落幕，有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结局。但李政道的建议经历了4年的时间才最后落地。直到1978年，在时任副总理方毅的主持下，中国科技大学才开设了“少年班”，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后来也参加了CUSPEA的考试，在李政道铺设的道路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从试点开始
我们在上海的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李政道的长子李中清（James Lee）。李中清回忆，李政道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不是讲座中途的一时兴起，而是事先有过预判。
李政道从50年代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住在东海岸，一到八九月份就花粉过敏，得跑去加州避一阵子，数学家陈省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教授，李政道常常住在他家里。陈省身也早就渴望推动两国学界的交流。
有了陈省身的鼓励，李政道预先联络了两批人。其中一批是华人教授，大部分在加州大学系统工作，另一批是美国学术界的好友和知名人士，大意是，“我有一个想法，在中国寻找优秀的学生到美国留学，未来可能与你们学校的物理系联系”。据李中清回忆，父亲最初大概联系了90所学校，“他认为美国的大学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留学活动在“文革”时期已经全面中断。1966年，留学苏联的学生也被要求陆续回国。此后直到1972年，才又为了外交需要陆续派人去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1972～1976年间的1629名留学生，主要都是翻译类人才。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听了负责科教的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汇报后表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
半个月后的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团访华，邓小平提出了派出留学生的议程。普雷斯打电话询问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意见，“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干脆地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公派留学生计划开始紧锣密鼓地执行。中国教育部立刻开始了大规模选拔留学生的计划，但为了赶上中美1979年1月建交的时间点，决定先筛选50名留学生派出，连同两名恰好刚刚获得美方资助的访学教授，52人一同出发。
1978年12月，52名留学人员穿着清一色的呢大衣、西服套装和黑皮鞋，忐忑不安地奔赴美国。
自那以后，中国学者出国访学已经基本行得通，派出的多半是比较成熟的中年学者，访学一到两年。这种短期访问虽然有用，但终究不是系统性的训练，解决的问题有限。李政道觉得，培养人才要从年轻人抓起，在中科院的讲课更让他肯定，国内有一批素质优秀的研究生，应当为他们创造机会。
问题是，中美之间失去联系的时间太久，双方的研究生录取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李政道意识到，“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特别的入学渠道，而且还要有维持这么多留学生的经费，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
第一次选拔的5名中方学生成绩和简历递到哥伦比亚大学，顺利通过了招生程序，哥大也为他们承担了学费，这说明思路是可行的。
装满信的手推车
1979年底，一支30人组成的物理学者代表团从美国来到中国。带队的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行人几乎全部是粒子物理学家，目的是参加在广州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顺便拜访国内科研院所，继续扩大两国科学家在粒子物理方面的学术交流。
李政道还有另一个计划，从这一年开始，他要正式创立CUSPEA项目。出发前一个多月，李政道先给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严济慈写了一封信，告知他第一批赴美的5位留学生的情况，“都早已在纽约安住下来，他们给我们学校和系的印象很好”，因此希望继续进行第二次PRE-CUSPEA试点，这次希望全国其他学校有感兴趣的学生也能参加。还要加上英文考试，请研究生院和北大的外语教师加以考察。这样预先安排，是为了次年1月路过北京时他能将前十名的考试卷子、大学履历和教授介绍信带回纽约。
随团成员中戴自海（Henry Tye）当时30岁，已经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和费米实验室工作过，刚入职康奈尔大学物理系。戴自海在西雅图的家里接受了我的视频采访，他的夫人戴碧瓘（Bik-Kwoon Tye）也不时从他背后经过。两人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1979年底开始的那次访问，戴碧瓘也一路随行，和李政道的夫人秦惠?成了一起逛街的闺蜜。
跟40多年前的照片里一样，戴自海脸上总是挂着和气的笑容，说起和李政道的交往总是带着敬佩的语气。他记得随团去当时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参观，理论所还在中关村南路的旧址（今天的新科祥园），“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地面没有铺水泥，还是砂土地。窗子关不严，冬天室内要穿外套”。
当时戴自海已经知道李政道进行了中国留学生出国的试点，也很热心地愿意助李政道一臂之力访问团的行程是1980年1月初先到广州从化参加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再去上海、北京。在从化，李政道面试了1979年底通过第二次PRE-CUSPEA考试的学生，其中就有考了全国第二名的李大西。李大西其实在1979年就考取过中科院的公派留学项目，结果通过后才知道要自己与美国高校联系申请入学，“当时教育部也不知道把我们派去哪里，要我们自己联系学校，我就给几所美国大学写了信，写完就一直等消息，结果等了近一年什么消息都没有”。李政道的CUSPEA是他的第二次留学机会。
1月10日，李政道给方毅写了一封信。按照时间推断，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几天前刚刚结束，李政道刚刚获知第一批PRE-CUSPEA学生的考试成绩。陶荣甲和陈成钧摘取了系里考试的头两名，让美国教授颇为赞赏。李政道信心大增，大胆提出要把这个做法推广到大约30个美国优秀大学的物理系，“训练他们的方法和美国训练好的科学人才是完全一样的。因而他们每人在美国一切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由美国各学院承担，和美国对本国的理科研究生一样”。
彻底让李政道安下心来的是邓小平的再次鼓励。当时国内仍然有人质疑留学项目造成人才流失的问题。美国的条件比中国好许多，最好的人才送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中国现在太落后，哪怕高级人才回来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岗位，要让这样的人才发挥作用，中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戴自海记得有人问，“你认为需要等多久？”邓小平伸出四根手指，示意40年，“他们在外面只需要多接触经验和学问，不必马上回来，只要我们告诉他们国内已经恢复了，他们马上就可以回来”。
戴自海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他对我解释，“那是1980年的事情，当时中国人吃饭都还有问题，需要用米票、油票、粮票。中国和美国的差距那么大，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赶上吗？现在正好是40年后了，我们看到中国与美国已经相差无几，邓小平真的看得很远”。
在这一年1月到4月写给各部门负责人的信件中，李政道讨论了许多CUSPEA项目的实施细节，经费是一个他始终关心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中美两国的消费水平差异实在巨大，美国大学的学费又在80年代快速上涨。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43元。
李政道提出的方案，相当于让中国学生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资助，换句话说就是“公派自费”。以第一批去哥大的5位学生为例，李政道说校方每年给他们一万余美元补贴，这笔钱涵盖了学费、医药费及每月450美元生活费。据赵天池回忆，实际上一年林林总总发放的补助加上学费可能2万到3万美元。
另一个麻烦的程序是协调学生的申请志愿。学生向多所学校递交申请，高校的回复可能是录取通知，可能是拒信，也可能是待定。学生手握多份录取通知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学校的邀请。这套办法在今天的留学生听来或许非常熟悉，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让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难免茫然无措。
帮助学生与志愿院校沟通是繁杂琐碎的工作，李政道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同时为上百名学生担任专职中介。
同时，李政道还负责将美方的意愿传递给国内，那就是希望派两名美国物理学家到中国面试学生，直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英语水平，“这一点比当初我估计的更为重要”。
1980年末首次来华面试的两名教授，一名是李政道的门生，后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的诺曼·克里斯特（Norman Christ），另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道格拉斯·费辰（Douglas Fitchen）。
两人用充满好奇的眼光，尽可能公允而全面地观察中国学生的表现，他们甚至对学生的年龄和背景进行了类似社会学调查那样的梳理，意识到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苦难，也给整个教育系统带来了灾难”。他们善意地在这份要递交给各美国高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是敦促每个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的物理系在他们到美国的头几周里给予特别周到的帮助”。
李政道曾经提到，CUSPEA初期的工作几乎占去他三分之一的精力。单是收发邮件的工作量就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是，为了给200多所大学发CUSPEA项目的邀请函，李政道和夫人、秘书三个人，推着装满信件的超市手推车，把哥伦比亚大学周边的邮筒都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候附近的邮筒塞满了，还得到较远的邮局去。这个标志性的场景后来被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政道图书馆，邮筒里飞出的信纸密密麻麻一直铺到天花板上，像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
一扇门和更多扇门
CUSPEA开展的第二年，1981年，数学家王浩到纽约找李政道，告诉他一个消息，有人写信给国内说CUSPEA项目是“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旧中国都不如”。言下之意，过去贫弱的中国尚且用的是中美合办的考试方法，如今新中国的学生出国却完全由美国人出题，岂不是比当初还不如。
其实不用王浩明说，李政道心里已经对当时的情形有所察觉。之前跟国内信件往来非常通畅，诸事推进都很迅捷，那段时间，他明显感觉到国内的回应慢了，有推诿的迹象，有的部门回应非常消极。李政道决定回国看看。12月18日，时任副总理万里会见了李政道，严济慈、钱三强也在场。李政道向万里介绍了CUSPEA的两次试点和1980年大规模招生的情况。介绍完，李政道话锋一转，说他发现国内在第二批招考工作中突然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他问万里：“CUSPEA的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各项政策？希望有个明确的态度，假如认为这个办法不好，或者不需要，也可以明确告知。”
万里听到这里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出现了障碍？”
李政道略带委婉，“这是说不出的障碍。在会上大家都说支持，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
钱三强和严济慈帮李政道把问题挑明了。钱三强说：“是有些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担任中国CUSPEA委员会主任的严济慈说：“到今年二三月份出现了变化，招考工作几乎停了下来。主要问题是在某部门。”
接下来解释的是负责CUSPEA工作的一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志。他提出，一是，一年送上百名学物理的人才太多了，将来国内学科之间人才发展会不平衡。二是，他们提出考试为什么要外国人出题目？三是，他们自己原有一套做法，CUSPEA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严济慈和钱三强又解释了一番，李政道最后说：“在确定搞CUSPEA计划时明确讲好的，是在物理方面打开一条路，然后再横向拓展。现在，我好不容易把路打开了，是否又要拆掉？”
万里听明白了：“现在就是有一种邪气，谁办好事，谁就受打击，谁就被孤立。”
严济慈问：“李先生问的问题是CUSPEA明年还办不办？”
万里说：“只要有条件，就要搞下去！CUSPEA这种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一周以后，李政道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再次肯定了CUSPEA的工作，他对李政道说：“招考研究生的事你和他们都谈了。这是件大好事，你们谈定了就行，就照你们谈定的办。”
这场风波因为高层领导人的肯定算是平息了，李政道还是不大放心，他在北京提出了《关于继续办理CUSPEA的建议》。这份建议书写明，CUSPEA从1981年起继续实施5年。最后，李政道与承担招考任务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等单位交换意见，又与教育部签署了《备忘录》，这才算是尘埃落定。
随着CUSPEA项目一年年推进，它的意义逐渐超出了一个留学项目本身。
我拜访了曾经担任阅卷组组长的北大物理系教授赵凯华，在他位于北大附近的家中和他见面。赵凯华已经94岁，不久前大病了一场，仍然思路清楚，谈起过去的经历井井有条。
CUSPEA的选拔方式不只对成功出国的学生产生了影响，也间接地给国内教育带来改变。赵凯华从1983年起接替去世的王竹溪负责CUSPEA物理试卷的阅卷工作。他发现，总的来说，国内的教学体系受苏联影响较深，受制于教学大纲，教师讲什么，都要按照大纲来，所以知识要点讲解得格外深入，讲究严格的数学推导，而直观想象的能力非常弱。CUSPEA的试卷里常有实验设计题，赵凯华发现不少学生习惯于在教师设计好的条件下做实验，遇到需要自己动手设计实验时就失去头绪。
另一个重要的观察是，中国学生缺乏定性和定量思考的能力。实际上，定量和定性的问题对抓住物理现象的本质非常重要，李政道的老师费米就以极强的物理直觉著称。CUSPEA的考卷里，常常出现不需要精确计算、只要求估计的题目。
后来，赵凯华依据从考卷中整理出的经验，写出了教科书《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并和北大的同事虞福春、南京大学的冯致光一起写了一份建议，要求教育部不再硬性规定大学里按照大纲教学。到了1983年以后，至少在北大物理系，教学大纲就仅供参考了。这些举措，在国内大学物理教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CUSPEA遇到阻力的那一年，李政道还推动了另一个留美项目的诞生，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在李政道的设想里，CUSPEA应该只是个开端，1980年他给方毅的信中就提到，“如物理成功，将来化学、数学想来亦可相继成型”。
戴自海与李政道的另一段交集因此而起。戴自海的夫人戴碧瓘是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教授，在1979年底那次访问中随团一起到中国，途中和李政道夫人秦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美国后，李政道联系戴自海，问他能不能通过夫人发起一个生物方向的中美留学生项目，也就是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戴自海在CUSPEA项目中也帮李政道与康奈尔大学物理系沟通过，虽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但是了解这项工作的繁琐与难度。当时戴碧瓘刚刚做了三年助理教授，年资尚浅，又刚刚怀孕，恐怕没有李政道那样的号召力和精力。这时候戴碧瓘想到了一个人，同系的生物化学专家吴瑞。吴瑞和李政道差不多是同辈人，是中国生物化学先驱吴宪与严彩韵之子。1970年，吴瑞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DNA测序方法，后来任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部的主席。恰好吴瑞此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但没能成功。有了CUSPEA的先河，吴瑞立刻联系李政道取经。从1981年到1989年，CUSBEA共选送425名中国学生赴美，在80所大学学习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
同时期，还有一位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威廉·多林（William Doerin）与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合作发起了一个中美联合化学留学项目（CGP），邀请美国25所大学加入，选拔方式和CUSPEA类似。1982年到1986年CGP持续了5期，最后由于中方提出学生个人已经能直接申请北美研究生院，要求学生数量减少一半，这意味着要有一半美国高校退出，多林感到为难，于是中止了项目。多年后，他还记得在那五年中见过的中国：上海的街道上能见到家禽，复旦9号楼附近有农民施肥，前法租界的街道上人们安静地练习太极拳。一切都宁静，混杂，希望在其中缓缓涌动。
美国留学生活
王垂林记得去美国的路程特别漫长。当时中美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在巴黎转机，穿过整个亚欧大陆和大西洋，经过30小时的飞行降落在华盛顿。那不只是地理的距离，仿佛还有一种穿越到未来时空的感觉。王垂林对我回忆刚到美国的感受，“我当时觉得美国有三样东西我们学不到。一个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个是美国的麦当劳，太贵了，当时一个汉堡套餐要5美元。一个是美国的自选超市，当时国内的商店还要在柜台里选，售货员生怕你把东西拿走了，一直盯着你看”。
除了出国的机票，李政道还为CUSPEA的学生每人争取了一笔700元的置装费。当时王垂林的工资是一个月50元，妻子的工资是一个月30元，拿到700元钱像做梦一样。一沓10元面额的纸币，一共70张，两人数了半天也数不对。王垂林没见过那么多钱，不由得想起电影《牧马人》里面朱时茂饰演的角色平反之后拿到500元补贴，回去之后也是跟妻子一起数了半天。
这笔钱可以去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各种紧俏物品，留学生通常都去王府井的“红都”定制一套西服。王垂林也在出国前定了西装和大衣，但他懊悔得很，“就穿过一次，去了才知道人家平时哪会穿得那么正式。美国人说我们是军队派来的，穿得太保守了”。比他晚一年出国的赵天池得了不少前辈传授的经验，知道要带些“国内便宜国外贵”的东西。但究竟什么东西合适，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他听说有带香烟的，有带洗衣粉的。他的学长告诉他美国人爱穿圆领老头衫，他便买了好几件带过去，结果发现也没人穿。长久的隔绝以后，对彼岸的生活，人们实在很难用语言和想象描摹。
我采访的几位CUSPEA学生，几乎从未提过生活上的困难，反而对外国的生活自得其乐，主要是因为李政道提前为他们的生活费做了盘算。CUSPEA选去的学生都属于物理系，数学基础很好，能担任的助教职位很多，各个理工科院系都需要。不管是办公室答疑还是辅导课后习题，工作都是按照时间计算工资的。所以每个学生都能拿到一笔足够覆盖房租和日常支出的工资。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赵天池每个月能拿到500美元，纽约市立大学读书的王垂林也能拿到每个月400美元。
学生的住宿，李政道也是尽可能请学校安排，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第一年都能住在学校宿舍里，赵天池和另两位同学合租一套宿舍，一人分担100多美元的房租和水电费。他记得隔壁的美国学生似乎是学习法学的，法学院的补贴不及物理系，邻居还对他抱怨过，自己在纽约根本无法承担房租。“我们这批学生到美国有华人先锋开路，是非常幸运的。生活上也安排得非常周到，而且经常有惊喜。”赵天池对我说。
赵天池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学长陈成钧在家里请客，邀请同届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的七八个同学吃饭，一大桌菜总共花费了20美元。他自己到了美国迷上了摄影，便买了一台彩色相机。后来去李政道家吃饭也带上相机和三脚架，李政道也很随和地任他拍。
语言障碍存在，但影响不是太大。这批学生在“文革”前大多只学过俄语，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在国内才成为可能。
得益于有效的提前考查和培训，在美国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普遍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倒是生活中有些词不会说。王垂林也不觉得为难，“不是有超市嘛，自己要什么拿什么，去结账就行”。
在突然降临的繁华中，迷茫的人也不少。赵天池对我讲了一件学长裘照明的趣事，说他去了美国以后就不大用功，整天看小说。
大陆的留学生有30年的断层，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华人学生基本来自港台地区，美国人对大陆学生的想象很贫乏。1981年到加州大学的CUSPEA学生许榕生给我讲了一件趣事。许榕生本科是北大体操队的，一身漂亮的肌肉，肩膀很宽。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去帮一个台湾亲戚送东西给一个美国人，那人问他在美国工作了几年，他说自己刚到。美国人看着他红光满面的样子，不可思议地说：“不可能，你的营养怎么这么好？”
在学校，许榕生偶尔也与台湾学生辩论。比如台湾同学质疑大陆为什么用简化字，许榕生便说美式英语也是简化的英语，那位同学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开始反思之前的观点。学计算机方向的许榕生很感慨，“我们需要沟通，要沟通不同地域和政治理念，隔离反而导致思想僵化。如果发展互联网，沟通就能发挥很大作用”。当时阿帕网普及到了美国几所大学，身在加州的许榕生开始用电子邮件和东海岸的同学交流信息，互传文档，“我立马想到，如果回国，他也可以将很多美国的资料传回国内，这样中国人的眼界就会大不一样”。后来，许榕生接通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条互联网线路。
骤然变化的生活环境，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也让有些学生承受不住压力。李中清记得父亲有一次打电话跟他说，有位中国留学生带枪到学校，把导师吓坏了，导师来找李政道，李政道要去没收他的手枪，还要劝他回国。李中清半开玩笑地说：“爸爸是CUSPEA的大家长，遇到好事不找他，坏事要找他。”
更多时候，李政道与学生保持着远远的关心。李中清的印象里，父亲很少主动地与CUSPEA的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李中清觉得，父亲在处理和学生的关系上有种非常纯粹的责任感，但那与保持私人联系是两码事，“包括后来建议国内建立博士后制度，也是因为他对CUSPEA学生未来的去向很关心，对他们始终抱着负责的态度。就跟他对国家抱有的那种责任感一样，但这跟他本人的生活不要有什么关系，否则他就觉得不纯粹了”。
做李政道的学生
80年代，每个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CUSPEA学生，多少都是因为希望成为李政道的学生。但李政道只负责讲一门研究生课程，基本粒子物理理论。
1980年以后，李政道只收过三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跟王垂林同年考取CUSPEA的任海沧。任海沧是1979年第二次PRE-CUSPEA考试中最年轻的一位考生，当时他23岁，在北大读了一年就考入中科院。
任海沧听说我想跟他聊聊导师李政道的故事，从百忙之中抽空，在美国时间的晚上与我接通了视频电话。当年笔试通过后，李政道与学生面谈。其他的内容任海沧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我要求你在英语方面努力，在普通物理方面努力。”
博士资格考试是研究生生涯的关键，考完之后，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成绩选择博士生导师。李政道所在的方向是粒子物理，对分数的要求最高。任海沧没有透露究竟需要多高，不过“相比其他专业方向需要更好的基础。只要达到分数，你找他谈，基本上就可以选择他作为导师”。
李政道遵循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的导师费米的教育方式，喜欢跟学生平等相处，一对一教学。
任海沧记得，李政道与学生一起工作的模式就是在办公室里，几个人一同对着办公桌和黑板边讨论边演算。“李政道不只负责提出主导思想，也和学生一起计算、推论，所有用到的公式他都会亲自进行推导，并亲笔撰写论文。”任海沧说，“或许国内有些资深教授的做法不同，他们可能提出一些想法，让研究生去实施。但李政道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想解决一个大问题，就需要参与整个过程，中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他对此非常迷恋。”
在任海沧眼中，李政道“个性非常强，但是对人彬彬有礼”。他身上仿佛有两种矛盾又融洽的特质，在专业问题上从来是直言直语，非常坦率，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又尤其体贴周到，善于为他人考虑。
任海沧给我讲了他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那是一场关于带电玻色气体的统计力学的讨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体问题。李政道带着任海沧和另一名门生弗里德伯格（R. Friedberg）一起工作。最后一天，论文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李政道便安排弗里德伯格在系里做一个报告。
临报告前，他们突然发现文章里有些结论还值得推敲，三人又进行了一轮讨论，基本解决了问题。但这时候弗里德伯格却心里打鼓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理论物理组卧虎藏龙，教授们可能在报告会上提出许多问题。看到弗里德伯格怯场，李政道提出帮他一起完成这场报告。弗里德伯格钢琴弹得出色，刚好当天晚上有演出需要排练。于是李政道以此为借口，每人讲了一半。主要一半是李政道完成的，还回答了凝聚态物理大师华金·拉廷格（Joaquin Luttinger）一个尖锐的提问。
上课之余，李政道也会像自己的导师费米一样，邀请学生去家里聚餐。当时李政道家就住在哥大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任海沧记得，席间常有与李政道相熟的教授，吴健雄也常常在场。吴健雄曾经帮助李政道和杨振宁用实验证明了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他们获得诺奖的关键人物，后来也是在李政道的极力主张下，她成为哥大物理系第一位女教授。李政道的家宴带着中国人的特色，简单平淡。任海沧观察生活中的李政道，“他在这方面是个普通人，非常关心他的妻子”。
对学生来说，导师最大的作用是指明方向。毕业后，任海沧先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当时正值超弦理论盛行，任海沧非常感兴趣，但李政道非常直接地说，他觉得这个方向没有太大的前途。任海沧当时觉得有些不服气，“后来才发现他说的没错”，一年后任海沧回国到理论物理所做博士后的时候就转换了方向。李政道在物理上的敏锐直觉让任海沧受益匪浅，“他判断一个方向有没有前景，是思考这个方向能不能解决一些物理方面的现象或原理，而不能只是漂亮的数学技巧”。
任海沧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是1984年，那一年国内还没有博士后制度。他先留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不久后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回了美国。他感觉，“因为我决定不回国，李先生多少是有过一些失望的”。任海沧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现实，他做的理论物理，国内的研究水平和国外依然有差距，真正的创新大多是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进行的。
1984年，李政道向邓小平正式提出在国内建立博士后制度，目的是让刚毕业的博士们能够在不同单位流动工作，增长经验，锻炼独立工作的能力。提出博士后计划的第二年，李政道参加了第一次纽约区的CUSPEA同学聚会。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各研究院的工作肯定会很成功，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将来呢？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你们的将来是同样光明的。……你们应该为你们的前途感到骄傲，但是你们也必须负起你们的责任。……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中国科学家必然是将来的主要人物。因此，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为年轻人提供机遇
玉泉路19号，一条马路把院子分成两半，西边是国科大的校园，东边属于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通往高能所的路口的小广场上，立着一尊金属雕像。形似一枚被高速气流冲散，处于高速运动中的阴阳图案，那是李政道自己提出创意请艺术家设计的雕塑“物之道”。雕塑的基座上刻着李政道写的一首小诗：“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许榕生就在高能所工作，我在主楼门口见到了他。他仍保持着年轻时的体形，肩膀很宽，腰背笔挺，手臂露出结实的肌肉。说起李政道，他就要从回国前的那场对话讲起，那时候的场景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1987年，李政道在斯坦福讲课，邀请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聊天，许榕生也在。李政道问起大家都选了什么专业，也跟他们介绍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进展，告诉他们对撞机预计到1988年就要开始进行数据分析，“但国内这方面的人才还非常紧缺。你们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许榕生回忆，李政道一个个问过来，前面几位同学都表示可能还要去哈佛或者其他地方深造。问到许榕生，他说：“我就是高能所出来的，知道高能所非常需要这方面人才。我可以考虑回国。”李政道说：“如果你肯这样做，问题就能解决了。”接着又用英文说了一句，“Please，do it.”就这样，许榕生回到了高能所。
1990年代以后，李政道几乎每年回国都是同一个目的，为了推动国内高能物理的发展。每次回国，李政道都在各个会议和座谈中奔波，脑子里带着高能所提出的困难和问题，一一用他的处世哲学去化解。
我在玉泉路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高能所所长王贻芳。CUSPEA结束以后，李政道转而把精力集中到高能物理领域，在中美之间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推动各个重大项目进展，王贻芳因此与他有了工作上的交集。
在王贻芳的观察中，李政道是个情商很高的人，仿佛有种洞察人心的能力，“主要是能把握对方真正的想法，对方背后的担心和深层感受。这是非常微妙的，很难直接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李政道在高能所有个外号叫“李政委”，王贻芳觉得非常恰当。
尽管90年代的美国在高能物理领域几乎是倾囊相授。但双方肯定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带来各式各样的理解困难和担心，王贻芳形容，“问题就像无穷多的小虫子，包括个人的事情在内，实际上非常复杂”。
许榕生搭建中美之间第一条互联网线路的过程，就能说明这一点。1991年，一直与高能所紧密合作的美方专家，SLAC的建所主任潘诺夫斯基提出建一条中美之间的高速电子数据网线，保证北京谱仪（BES）国际合作组的实验数据传输。任务落在了许榕生这里。许榕生给北京电信局打电话，申请连接一根64K带宽的数据传输专线，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电信局不了解因特网是什么，无法提供专线接入。
李政道当时基本每年都会回国一次，回来见领导人之前都会询问高能所，“你们有没有碰到问题？缺不缺设备？是否有些环节需要配合？”许榕生写了一条需求，请他帮忙协调接入专线的问题。电信局很快就有了回复。高能所所在的玉泉路附近没有铺设光纤，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通过李政道的协调，电信局专门派人来查看线路的安排。美国人也帮忙出主意。最后想到美国AT&T公司有个64K的卫星国际通道，当时可以通到五棵松附近的电话局，再用两根电话线加上基带“猫”的办法架设线路，又前后整整调试了18个月克服噪声，终于让这条线路达到了使用标准。
1993年3月2日，中国向美国发送了第一次网络信号。结果还没来得及庆功，线路就切断了。许榕生和美方沟通后才知道，是SLAC没有和美国政府部门打好招呼。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一个突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信号还是令美方紧张万分。一周后，在美方40多位科学家的坚持下，美国政府终于让步，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这条线路只能用于科学研究，不可用于商业或军事目的，不可散播病毒，第一条中美之间的互联网线路才算接通。
聊到最后，许榕生拿出了几张复印的文件给我看。一张是他和李政道在斯坦福大草坪上的合影，李政道站在画面左边，右边是三四位中国留学生，其中面朝镜头，笑得最为爽朗的一位学生就是许榕生。另一张是李政道介绍他到北京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入职的推荐信。
在得知许榕生准备回国后，李政道提到北京有一个CCAST，“你可以去那里报到”。信里面写到一笔补贴的金额，共计4000美元，其中1000美元上交给所在单位管理，3000美元给他个人支配，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选择的物理研究”。CCAST是李政道在博士后制度之外为归国人才做的另一件事。主要是借助世界实验室（主要由意大利政府出资资助）的帮助，在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创造一个较宽松的面向科学新发展的研究环境。1988年回来的王垂林后来也落脚于这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正是在CCAST的办公室，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5年。
其实像许榕生和王垂林这样直接回国的CUSPEA毕业生是少数。关于未来的去向，赵天池只有一次间接和李政道交流此事的机会。1986年春天，赵天池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导师在康奈尔有个加速器，他也跟去康奈尔做实验，他与李政道见面的次数也少了。导师问他“留下做我的博士后怎么样？”赵天池答应了，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到了美国，留下来是个很自然的选择。这位导师很高兴，就立刻开车去哥伦比亚大学找李政道报喜，“你的学生表现不错，我要留他做博士后了”。结果李政道非常生气。赵天池回忆他是这么说的，“我跟邓小平保证过学生会学成回国。学生想做什么，他们有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我这里做博士后是没有门的”。但他并未阻拦赵天池顺着自己的心意留在美国继续研究，最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2002年之后，赵天池也开始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密切合作。
借着李政道提供的机遇，更多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向新的领域走去。戴自海记得，有一位康奈尔的博士在物理系读到三年级就转了金融。80年代正是金融业风起云涌的年代。对冲基金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1987年拍的第一部《华尔街》电影里面，主角的名台词是“金钱永不眠”。对于物理系的学生来说，金融行业的数学知识易如反掌。科学史作家姚蜀平在书中介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初入门的物理学博士可以在华尔街获得7万多美元年薪，这相当于一个哈佛大学正教授的收入。据姚蜀平统计，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至少有500余名中国科大毕业生。CUSPEA的学生数量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应当不在少数。
与CUSPEA项目平行，还有更多人一起为年轻人推开大门。李佩得知学生可以自己申请学校的消息后，她曾向时任副院长彭平请示能否让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自助申请留学。“伸手”向美国大学要经费支持学生读书，在当时还是一种冒险行为。彭平知道此事有些敏感，沉思片刻后说：“我已经老了，也没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在李佩和外教玛丽·范德沃特的推动下，科大研究生院有几百名研究生给美国大学写申请书。最快的一位学生21天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近百名学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中科院没有阻拦，全部放行。留学申请的潮流从中科院传到北大、清华，再到上海。
10年中，CUSPEA选出的915人超过半数进入美国排名前30名的大学，在排名前50名大学学习的学生，占了总人数的80%，所有学生都获得学校全额资助，美国及加拿大共有97所大学参与。1989年，由于国内自主申请留学的渠道已经非常畅通，CUSPEA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不管是少年班还是CUSPEA，对这些当时特殊的“解法”，解读会随着时间的流动变化，李政道在多年后对这两个项目都有重新思考，肯定它们在特殊时代起到的作用，但不主张夸大这些“天才路径”的普遍意义。他说CUSPEA的10年“不过是中国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存续至今的少年班虽然确实在当时起到了推动人才培养的作用，但放在高等教育恢复正常的今天，也不能被说成“是高等教育的最好或必须的途径”。
我也跟赵凯华问起如何看留学生回不回国的问题，他看得很通透：“新中国成立前也有很多留学生去国外，中间也有回来的。就算我们优秀的学生留在国外，也不是坏事。学生回不回来他自己决定。再说那时候就算美国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物理博士的岗位，很多人转向了工业界或者金融界，我认为这不是坏事。CUSPEA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冰封的状态变成了复活的状态，带来了流动。”
我也几乎问过每一位采访对象，李政道是一位如此杰出、热爱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为何愿意为CUSPEA这样一个非科研项目耗费如此之多的心力？
李中清的回答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这跟父亲少年时读书的经历有关”。在西南联大，他遇到束星北、吴大猷这样的老师破格收他上课。在美国，他又遇到破格录取他的芝加哥大学。他的一生之中，无数愿意为年轻人另辟一条蹊径的人，共同缔造了一个奇迹。李政道愿意把这个奇迹回赠给更多年轻人。用他写在自己60岁生日时的话说：
“40年前，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但它的概率却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我方能得到这一机遇。我对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
因为对老师心怀愧疚，也因为相距遥远，赵天池毕业后一直没再见过李政道。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物理方面的书，想要请李政道题字。那时候距离赵天池离开哥大已经过去了20年。他忐忑不安地给李政道发出了邮件，没想到他很干脆地同意了。当时妻子李宗仪陪着赵天池同去，她记得李政道打开家门欢迎他们的样子，“他有双非常温和的眼睛”。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4期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感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中清、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研究员王垂林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