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或相异既是人类历史发展本身固有的属性，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对象。因此，相似或相异对历史本身和历史比较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比较研究者可以从现象、原因和发展模式等多个层面，寻求比较对象的相似或相异，尽管对两者的关注并不平衡。
从历史现象层面比较异同
研究者经常从现象层面比较各文明的相似或相异。希罗多德《历史》的前半部分记述了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西徐亚等东方各国的风俗习惯。其中，第2卷特别指出了埃及人与其他民族的许多差异：“不仅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其他各地不同，河流的性质与其他任何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所有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例如，在其他国家，祭司都是留着长发的，而埃及祭司却是剃发的。其他地方死者的亲人是要剃发的，而埃及死者的亲属则要蓄起长发。其他地方的人畜是分开生活的，而埃及人却总是和牲畜居住在一起。其他地方的人都吃大麦和小麦，而埃及人则只吃小麦。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说，他们是向右的，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上述两个民族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作圣体文字，另一种叫作俗体文字。
对各民族之间相似或相异现象的比较还有很多。15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于玫瑰战争期间，与王室一起在法国避难多年，亲身感受到法国和英国的君主制政体类型存在明显不同。据此，他认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君主政体：一种称为“王室的统治”，另一种称为“政治且王室的统治”，区别在于独断专行还是通过协商进行统治。在“王室的统治”下，国王可以凭借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他的人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向他们横征暴敛，而无需经过他们的同意。而在“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下，国王只能凭借人民同意的法律来统治他们，没有他们的同意，他就不能向他们征缴赋税。由于国王不能擅自立法和征税，英国农民遭受的剥削明显少于法国，因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从历史原因层面比较异同
研究者常常进一步从原因层面比较各文明的相似或相异之处。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后半部分叙述了希波战争的经过，特别是比较了雅典由弱变强、率领希腊各邦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制度性原因。在希波战争之前，雅典曾经实行僭主（个人独裁）制度，其结果是贫困和暴政。建立民主制后，雅典的实力强大起来，权利的平等在许多例子上被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在僭主统治下，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超越了其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压迫时，好像是为主人工作的人们一样，他们宁肯做个怯懦鬼；但是，当他们被解放时，每个人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通过上述比较，希罗多德揭示了希波战争胜负的原因：相对弱小的希腊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波斯，其中制度起了决定作用。实行僭主制的雅典绝无可能率领希腊各邦打败波斯；而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制却能以弱克强，最终战胜了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将雅典失败的原因归于国内派别倾轧、奴隶逃亡、盟邦离叛等。其中，他对盟邦离叛原因的分析采用了比较研究。修昔底德将双方对待同盟者的政策进行了对比：斯巴达没有要求同盟国缴纳贡款，但是这些国家都是由那些为斯巴达利益而工作的贵族寡头所统治；而雅典则逐渐夺取同盟国的海军，并要求它的同盟国缴纳贡款，从而削弱了同盟的团结。在此，通过对双方同盟国政策的对比，修昔底德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了雅典失败和斯巴达获胜的原因。
从历史发展模式层面比较异同
还有的研究者从历史发展模式上比较各文明的相似或相异。自古以来，主张各文明遵循普遍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首创悲观的历史倒退论，认为人类历史今不如昔，从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到黑铁种族，然后再周而复始，因此，“人类将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基督教相信人类历史进步论，罗马帝国末期的神学家和拉丁教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进步论，认为人类通过救赎最终将会从暂时的尘世之城过渡到永恒的上帝之城。对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评论说，这种基督教的神学历史进步论“第一次真正打破了循环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事务永远重返起点的观点——在这里，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理解为进步：对于这种进步，古人除了偶尔瞥见之外，他们没有能发现，因而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悲观主义”。
基督教的神本史观长期统治着中世纪史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才重新成为历史学的主题。18世纪以降，随着各文明之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主张人类各文明遵循类似自然现象那样的普遍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蔚然成风，世俗的历史进步论成为时代主流。康德认为，人类行为正如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多么隐蔽，但历史学却能给人以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作用的整体时，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
19世纪以降，在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对人类各文明从低级向高级演进中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比较异军突起。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本质是“精神”，精神的本质则是“自由”。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然而，“自由”这一世界精神的本质在各民族历史中的发展程度极不相同。黑格尔认为，东方除皇帝外的所有人都没有自由，古希腊、古罗马只有部分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则将自由从部分人扩大到所有人。
马克思则主张，人类各文明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它们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在欧亚大陆的亚细亚、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中，仅在日耳曼公社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并不认为他所论述的有关西欧封建社会形态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适用于其他地区，即使是实行斯拉夫所有制的东欧地区也不例外。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坚决反对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有关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模式套用于沙皇俄国，断然否认各民族“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明，这是韦伯进行各文明比较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古代资本主义存在于人类各文明，但唯有西欧从古代资本主义中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为此，他探讨了西欧而非其他地区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认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新教对待工作的天职观和对待财富的禁欲主义成为其成长的精神土壤。因而“本文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就是在此种特殊意涵下指称的。当然，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因为，此处所谈的仅止于此种西欧—美国的资本主义，这自然是由于提问的方式使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
在各文明演进多种道路的历史比较下，以往那种主张各文明遵循类似自然现象那样的普遍发展模式而忽视不同演进道路的历史比较出现了危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研究者大多比较普遍规律下各文明的不同发展道路，寻求文明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那么，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共同性呢？在今天看来最大的公约数不是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现代转型的历史比较日益取代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比较，并持续不断地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那种不顾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单纯强调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比较，以及那种忽视各文明不同发展道路的普遍模式的历史比较，越来越失去市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