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学者维克多·斯宾内的《九——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简称《大迁徙》，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主要叙述九至十三世纪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大迁徙的景况及后续影响。作为研究前现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问题的知名作品，它从一九九五年面世以来便已再版多次，尤其是以材料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令人称赞。作者搜集编年史、地方志、人物传记、兵书、碑刻、古钱币、古建筑群遗迹的信息，借助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人口学、地名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辨析迁徙民族的族裔结构，厘清晦暗不明的迁徙路线，修正陈旧的统计数据，并阐述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大迁徙》中关于匈牙利人的内容无疑将引起更深层面的思考。通常，这群迁徙之人是以“匈牙利蛮族”的名号而为人所知的：他们在刚落脚东欧之后就立即向西欧进发，在数十年内频繁劫掠和屠杀，制造空前的恐怖气氛，以至成为一种反向刺激力，催生了西欧的封建主义；而西欧在历经长时间的被动局面之后，终于在公元九五五年的奥格斯堡战役中重创匈牙利人。仓皇逃回东欧的匈牙利人在重压之下改信天主教，同时也仿照西欧制度建立国家，匈牙利王国遂成为西欧文明的辐射区。
究其本质，这主要是西方（西欧北美）学者基于西欧文明的立场而建构的一种蛮族叙事，通过强调匈牙利人的野蛮性、破坏性，映衬西欧的韧性、调适性，最终指向西欧的必然胜利以及对于匈牙利人的改造与规训。相较而言，来自罗马尼亚的维克多·斯宾内不仅在研究材料方面得天独厚，而且立场殊异——因为，这群迁徙的匈牙利人也曾盘踞在罗马尼亚，与罗马尼亚当地人既有深度融合，也有矛盾对立，双方若即若离。因此，维克多·斯宾内的论说可与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形成参照。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是关于匈牙利人的蛮族叙事的重要建构者。他的名著《封建社会》开篇就论述公元第一千纪晚期萨拉森人、匈牙利人和维京人侵袭西欧的历史。布洛赫的基本观点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西欧的封建主义一直处于萌芽阶段，恰恰是上述三支人群的入侵加速了封建主义的进程。个中的缘由在于，入侵所造成的灾难和恐怖气氛，直接导致西欧大陆加洛林政权的衰败，地方豪强纷纷篡夺中央权力、修筑城堡和招募军队，封建主义应时而生，随后，扩散到不列颠群岛。在马克·布洛赫看来，倘若没有这些入侵的“客观影响”，西欧的封建主义恐怕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萌芽期。
具体到匈牙利人，布洛赫说道，这些野蛮的不速之客毫无征兆地闯入西欧腹地，西欧民众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还误以为是几个世纪前扫荡西欧的匈人后代，而且，他们也确实像残暴的匈人一样，只专注于冷酷的掠夺和屠杀，“意大利、德国和高卢修道院的编年史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这一省或那一省遭匈牙利人蹂躏的记载”。所幸的是，匈牙利蛮族终于在九五五年的奥格斯堡战役中被击败，然后被赶出西欧。布洛赫进而说明，重压之下的匈牙利人被迫接受西欧文明的制度规范和宗教信仰，令自己焕然一新，得到西欧世界的接纳。
布洛赫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遵循。在西欧封建主义的诸多细节问题上，“狭义封建主义”的提出者弗朗索瓦·冈绍夫，与“广义封建主义”的提出者布洛赫意见相左，但冈绍夫也认为正是匈牙利蛮族的入侵催生了西欧的封建主义，“蛮族匈牙利人入侵不断的时代，小土地所有者渴望安全的愿望必定受到高度重视……破解其难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被某个更大的封君接纳为封臣”。戴维·赫利西同样宣扬匈牙利蛮族对于西欧封建主义的刺激作用，即彼时的西欧民众“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来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不能依靠中央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效保护”（David Her l 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 ， PalgraveMacmillan， 1970， p. 3）。
朱迪斯·本内特和沃伦·霍利斯特撰写的、已再版十数次并在美国被上百所大学选为教材的《欧洲中世纪史》则着重阐发西欧文明对于匈牙利蛮族的改造和规训，后者得以在第一个千纪结束之际摆脱蛮族的生活状态，成为西欧文明的外围屏障。近年来，“企鹅欧洲史系列丛书”在西欧北美图书市场广受欢迎，其中克里斯·威克曼撰写的一册《罗马帝国的遗产》（Chris Wickham， TheInheritance of Rome ， 2009）也声称，正是出于西欧文明的帮扶，中世纪匈牙利迎来长时期的繁荣进步。
不过， 有西方学者提出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关于匈牙利的蛮族叙事。一是涉及匈牙利人与西欧封建主义的关系。一九七四年伊丽莎白·布朗提出，封建主义只是近代法学家建构出来的概念，与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El i zabethBrown， “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Europe”）。她的学说促使学者在“狭义的封建主义”和“广义的封建主义”之外，考虑封建主义的其他可能性。一九九四年苏珊·雷诺兹发表巨著《封土与封臣》 （Susan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继续扩展伊丽莎白·布朗的命题。根据她们的逻辑，既然封建主义的名实在根本上是悬而未决的，则不必急于讨论匈牙利蛮族入侵与西欧封建主义的所谓的因果关系。的确，她们的论著也没有关注匈牙利人。
二是涉及匈牙利人的野蛮程度。蒂姆西·路透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就指出，公元十世纪前后匈牙利人的许多战争本质上属于防御性战争，而非进攻性的掠夺战争，他们的实力远没有料想的强大，反而要担忧被西欧国家蚕食。该书还表明，西欧的一些统治者（甚至教皇的亲属）为了打击政治对手，经常收买和鼓动匈牙利人进入西欧作战，对于匈牙利遗迹的考古，常见的是西欧的硬币（贿赂款）而非珠宝或艺术珍品（掠夺物）。简言之，匈牙利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不受控制地进行掠夺（Timothy Reuter ，ed. ， The New Cambr idge MedievalHistory， Vol. III ，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9， pp. 541-543）。
相较之下，《大迁徙》的批判更具系统性。首先，维克多·斯宾内没有以“蛮族”或“野蛮”定性匈牙利人，抽离了蛮族叙事的主心骨。一般而言，野蛮主要指外在行为的粗鲁、暴力、残忍，折射出仁慈心和同理心的缺失。但在西方历史上，“野蛮”经常笼统地指向异质文化群体。古希腊罗马人习惯给其他民族贴上野蛮的标签。及至中世纪，蛮族特指没有选择天主教信仰的人群，野蛮被视为异教徒的本质属性。近代以来，西方提出“文明”的概念，规定“文明的标准”，宣扬自己在科技、军事、经济和世界观等方面的优越性，演化出一种“文明—野蛮”的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
《大迁徙》谴责匈牙利人的侵袭活动，但认为他们的暴力绝非毫无边际。正如前文提到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大迁徙》也列举丰富的细节，揭示匈牙利人的复杂动机，即除了匈牙利人自身的物质欲望之外，还包括西欧一些君主贵族的鼓动，以及对这些君主贵族违约行为的报复；书中也展示了匈牙利人受到的多方面限制，涉及条约规则和周边政治军事局势。作者还解释，过度劫掠将降低游牧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不符合常识算计，因此，匈牙利人的侵袭虽然频繁，但是规模一般不大。维克多·斯宾内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匈牙利人的侵袭并没有造成当地人口的大量流散。
维克多·斯宾内从根本上质疑异教信仰是野蛮的根源。萨满教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大迁徙》详细解释其中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等要素的基本原理，作者的诘问是：虽然萨满教不免有迷信的成分，但更多是“一种亢奋状态和治疗方法的集合体，以维持社群成员内心的安宁和活力”（117、118 页），却何以成了野蛮暴力的同义词？同样，在丧葬方面，常见的是殉马而非殉人——而殉人是异教徒残忍本性的重要表征。从知识生产机制来看，西欧中世纪的文字工作被宗教人士所垄断，记载匈牙利人侵袭事件的文献，几乎都出自僧侣阶层，无法消除夸张的描述和臆断，而现代西方学者往往受到“文明 — 野蛮”认识结构的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没有批判性地使用这些手稿。
在维克多·斯宾内看来，匈牙利人在侵袭西欧时所呈现的“野蛮”，与其说是异教徒的本性，不如说是游牧骑兵的习惯。即便如此，匈牙利人也较其他游牧民族温和， 纵览《大迁徙》，“野蛮”一词频繁出现，却不是指向匈牙利人，而是指其他游牧民族的一些骇人习俗（例如，用敌人的头骨制作酒杯）。如果说，匈牙利人确实贩卖过战俘，那么，这种做法通行于整个欧亚大陆，西欧也概莫能外。也就是说，“野蛮”不能简单地跟宗教、民族挂钩。维克多·斯宾内的判断是，这群匈牙利人（也包括众多游牧民族）在宗教问题上远比西欧民众包容，不会动辄认为信仰其他宗教者天生野蛮。一言以蔽之，“匈牙利蛮族”只是西方社会久已建构的且不断自我强化的狭隘认知，这种认知充满偏见和双标的色彩。
其次，否认匈牙利人的入侵刺激了西欧封建主义的产生。《大迁徙》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按照作者的逻辑，西欧之所以产生出封建主义，乃是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社会经济不断演化和贵族集团内部博弈的自然结果，与匈牙利人的侵袭活动没有实质性关联，两者在时间上平行，却没有形成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匈牙利人不“负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匈牙利人已经被证实没有料想中的破坏性）。虽然维克多·斯宾内没有细致讨论西欧封建主义问题，但他关于匈牙利人的新颖论述，必然使学界在该问题上的论争更趋多元化。
再次，否定匈牙利在九五五年之后对于西欧的依附。按照西方学者的蛮族叙事，在九五五年之后，匈牙利人屈服于西欧的压力而改宗，对西欧天主教会亦步亦趋。但是，《大迁徙》认为：“匈牙利人的皈依并不是源于决定性的军事失败，也不是源于持续不断的外部压力。”（21 页）相反，匈牙利人是在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背景下，在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和西欧的天主教之间进行自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人与西欧天主教会反复博弈，充分利用对方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保留了许多异教痕迹，完全看不到西欧天主教会的压倒性优势。
类似的，仿照西欧制度建立的匈牙利王国在政治上也不是西欧文明的依附者或外围屏障，而是保持了自立自主的地位。它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既是西欧各国实力均衡的重要砝码，也是西欧和拜占庭帝国实力对比的平衡木，逐渐成为“欧洲大陆的一个最强大和最具威望的国家”（21 页）。也许这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冷战时代的匈牙利被认为是归属于苏联阵营，后冷战时代的匈牙利既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匈牙利常常有“偏离组织”的惊人之举，它的特立独行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道奇观。
整体来看，《大迁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从欧亚大陆这个更广阔的舞台出发重估大迁徙时代匈牙利人的活动及影响。无论是在改信西欧天主教之前还是之后，匈牙利人都应该被视为九至十三世纪欧亚大陆内部物种、人口、文化、商业和农业大交流的重要角色，而不是局限于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剧本之内，人们也不应该单纯以西欧社会历史兴衰为纲来阐释这场大交流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欧亚大陆观”，《大迁徙》超越了“西欧中心论”之下的蛮族叙事。
（《九——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全两册，[ 罗马尼亚] 维克多·斯宾内著，程秀金、卢兆瑜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二四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