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陈风雅
大陆间的纷争
如果要描述欧亚之间日渐趋同的现象，似乎理所当然应从欧亚之间的分裂开始写起。但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许多作家都曾经尝试对欧亚分裂的历史做出更为清晰的说明，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如今，或许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容易回答——毕竟，这种分裂正在消失，而使得其在回望的时候更容易被理解。
我认为，欧亚之间的分裂可能是在大约四五百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尽管可能在那之前就有了一些势头，但人们真正意识到这种分裂是在十八世纪中旬左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观念和猜测的混乱集合，胜利者们永远都能从中找到他们的正当性来源。让我们试着避免追溯投射的谬误。
1453年5月29日，或许可以被视作欧亚分裂的一个起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标志着统一罗马帝国时代的结束，为欧洲伊斯兰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并使得其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迫使人们重估当时的世界秩序。在威尼斯和罗马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所有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恐怖场景——关于这场战争，被攻陷的城市，被更替的政权——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恐惧。人们认为这可能预示着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在最初的震惊渐渐消退后，帝国议会经过三次会议，迅速地讨论出了一个可能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在这三次会议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发言人是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一位经验丰富的帝国外交官和锡耶纳主教，后来成为教宗皮乌斯二世（Pope Pius II）。第二次议会会议是在1454年10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皮可洛米尼发表了当时最杰出的演说之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说：“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联邦都没有遭受过比今天更大的耻辱。诚然，我们的祖先经常在亚洲和非洲遭遇打击，但那是在其他地区。今天，我们在欧洲、在祖国、在自己的家园，遭受了重创。
这样的修辞是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它成功地捕捉到了那个当下在历史上的意义。但如果读者更仔细一点，就会发现皮可洛米尼明确区分了实体的家园——欧洲，和那些居住在这里的人。他呼吁的不是欧洲人，而是“基督教世界”。当“欧洲”最终成为一个固定的语词，它所取代的是“基督教世界”——尽管“欧洲” 看起来可能更像是一种地理上的定位，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尽管历史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证据，但“欧洲”的概念实际上以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了基督教世界。一个大陆的名称，却在之后成为了生活方式的象征，并且证明了其能像之前的宗教信仰一样，吸引忠诚和仇恨，带来传教士和烈士。
如果“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从来不是同义词，那么将欧洲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是从何处起源的呢？当我面对一群阿塞拜疆巴库大学生，问他们认为阿塞拜疆属于欧洲还是亚洲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回答，阿塞拜疆当然属于欧洲，因为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真的，不过比人们所想的有趣得多，因为巴库（而非叙利亚更为中心的城市）曾是罗马帝国的最东端。我们有理由相信，首都附近一个叫作Ramana的小村庄是由曾经到来的罗马军团建立的。这似乎很容易想象——当年，他们爬到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中世纪堡垒上，宣布已经到达欧洲的尽头。不过，罗马人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他们的帝国遍布三大洲，并且长期以来将其支点放在亚洲，而非欧洲。与此同时，埃及则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为统治者们提供了无尽财富。
一个观念越是根深蒂固，其起源就越是久远。欧亚分裂的问题，在希罗多德的戏剧性描述中就早已出现过。但希罗多德也认为他必须追溯到更久远的、波斯历史学家描述的那个时期。而这些历史学家说了什么呢？他们承认，这种分裂是在亚洲开始的。作为第一批进行海上长途航行的群体，腓尼基人抵达阿尔戈斯后，带走了当地的美女、国王伊纳赫斯的女儿伊诺和一些其他女人——她们当时碰巧在沙滩上散步。在此之后，一些古希腊人航行到腓尼基的提尔，并带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后者将她的名字传给她的后代，并十分及时地传到了新大陆。似乎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并因为别人以前做过同样的事情来给自己开脱。不过，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除了带走国王女儿的事情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当普里阿姆的儿子帕里斯绑架了海伦之后，希腊人围攻并攻陷了特洛伊。根据波斯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就是欧亚之间出现重大的分裂和敌意的开始。
另一方面，当试图追寻这种重大的分裂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希罗多德认为欧亚是世界的中心，将欧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主要内容来叙述？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把欧洲和亚洲作为一对对立但互补的地理概念使用，是古希腊的水手们所创造的。他们在爱琴海河口到亚速海口的内陆航道上，鼓起勇气向北航行，连续渡过三个海峡。每一次，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内海——从爱琴海到马尔马拉海，从马尔马拉海到黑海，再到亚述海，最终沿着顿河，追溯到那神话般的、永远被雪覆盖的乌拉尔山脉。在那里，他们的征程结束了。就这样，顿河成为了两大洲的边界，并被沿用了长达一千多年。不过，这个边境或许只对那些古希腊的水手才有意义，它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直到十六世纪，俄国人的地理知识有了极大的增长之后，他们才认识到神秘的顿河不过是一条起源于莫斯科南部的河流，完全无法承担标记欧亚大陆界线的重任。
隐藏的密码
就像所有神话中的生物一样，神秘的边界也会变形、移动，甚至会逃跑。许多人穷尽一生来寻找它而不得。不过，在寻找的过程中，人们或许会发现其他有趣的事物。欧亚之间的边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从俄罗斯欧亚边境上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到其东边边境上最大的城市鄂木斯克或新西伯利亚， 都难以发现有何变化。俄罗斯就像是一个街区，到达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就像已经来到了经典的欧洲城市。同样的人文风物景观：丘陵平缓，海洋蔚蓝，优雅的林荫大道和几何切面建筑。早在十八世纪，伏尔泰就曾说，一到达亚述海，就再也无法分辨出哪里是欧洲，哪里是亚洲。至于黑海附近的航行边界，随着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中心， 逐渐成为航行的中心。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上，地图制作者将波罗的海尽可能远地向东延伸，将黑海尽可能向北推进。这样，欧洲的东部边界看起来就像一条窄窄的地峡，而欧洲看起来则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大陆。但事实是，欧洲不仅与亚洲联结，并且还是它的延伸——就像印度这样的大半岛或次大陆一样。十六世纪，有一张被画成女人形状的欧洲地图被广泛传播，其头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左臂是丹麦，右臂是意大利，而手里拿着西西里岛。 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广阔的、不确定的地区则构成了她长袍的下摆。几个世纪以来，欧亚的地理边界不断变化，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俄国自身也开始了“欧洲化”。
1709年，施特伦伯格（Strahlenberg）因为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虏，不得不在俄国呆了十三年，于是就开始自己研究地理。1730年，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认为乌拉尔山脉应该成为欧洲的东部边界。大约在同一时间，俄罗斯政治家、科学家瓦西里塔·提什切夫（Vasily Tatishchev）也试图将赞成将乌拉尔山脉作为边界的观点整理汇编。他注意到，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河流中的鱼属于不同种类；蟑螂盛产于乌拉尔山脉西侧，而东侧的人们则闻所未闻。
这仍然是今天公认的观点，但并不是因为蟑螂的生活习性中可能暗含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1935年，曾有人对欧洲的主要政治地理学家进行过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欧亚边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在四十二个回复中，十四个人选择了苏联的西部边疆，十二个人选择了乌拉尔山脉，其余的答案则五花八门，甚至有人拒绝选择任何一个边界。
1944年，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仍在倡议避免使用那些在俄国中部画出一条毫无意义的边界的地图。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然而，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概念都发展成了几乎形而上学的范畴。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欧亚之间的区分不是空间上的划分，而是时间上的划分。“亚洲”的概念不是亚洲人创造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的——将那些除了被欧洲排斥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文化和文明捆绑在一起作为语义上的共同概念。将日本和阿拉伯一概而论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地区与欧洲在历史和文化的关系甚至都比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很快，根据历史和文化联系，亚洲内部进一步地分裂了：中东、南亚、东亚、东南亚。但是，为什么不把欧洲、俄国、中亚都视为一个联合的超级大陆的组成部分之一呢？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一种亚洲语言中有“亚洲”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亚洲”的民族，认为自己是某个单一共同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团结同心的义务。只是，当欧洲国家强调自己内部之间的团结同心，并在与亚洲国家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欧洲性”，不可避免地使得亚洲国家产生了作为“亚洲”共同体的一份子的感觉。十九世纪末之前，这一切都还未发生；但在二十世纪初，我们突然发现，伟大的日本作家冈仓觉三在他的一本书的开篇便断言：“亚洲是一个共同体。”接着，他写道：“喜马拉雅山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中国的儒教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和印度的吠陀式个人主义。但对终极的追求与普遍的大爱是每一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即使是雪域的屏障也无法阻隔，使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能够在亚洲得以产生，并将亚洲民族与那些海洋民族区别开来。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海洋民族更喜欢沉湎于特定的事物，更乐于寻找生命的手段，而非目的。”
年轻的时候，冈仓觉三受日本政府公派，到国外去研究欧美的艺术史和现代艺术运动。回来之后，他对亚洲艺术，尤其是日本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欧亚大陆之间的分割并不是亚洲民族所自然产生的想法。相反，它源于欧洲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某种思维方式，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启蒙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逐步应用所带来的历史产物。
当代欧亚对峙的局面与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密不可分。一些亚洲思想家，或像泰戈尔或贾拉尔·艾哈迈德（Jalal Ahmad）这样的辩论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这种对峙并不是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而是亚洲人和欧洲机器之间的。在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背后，是欧洲人对科学的新认识：自然界是能够被无限度（或几乎无限度）地改变的。从一开始，欧洲人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建造的新文明的独特之处。整个十八世纪，大陆之间的比较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图书馆或画廊。而欧洲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拿着地球仪的女人，被数学和科学仪器包围。比如，在威尔茨堡住宅宫殿入口楼梯的天花板上，威尼斯艺术家吉安巴蒂斯塔·蒂皮罗（Giambattista Tiepolo）在中心描绘了阿波罗和奥林匹斯的其他神祗，然后沿着壁画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四大洲。亚洲的形象坐在大象上，非洲的形象坐在骆驼上，美国的形象坐在鳄鱼上。只有欧洲的形象不是坐在动物上，而是坐在宝座上，被人类发明的产物——艺术、科学所包围。
欧洲人几乎能够控制整个世界，这是科学、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上的一系列革命的直接结果，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其他不同的、未知的可能性的系统性的探索。如果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改造现实的能力，那么欧洲人已经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革的方法：欧洲是世界关系的中心，与此同时军事力量增长极快；欧洲的经济、文化，甚至是无形的国际声望，也在不断增长。因此，正如霍奇森所说，所有的民族都需调整其政府结构以适应现代欧洲的国际秩序，调整他们的经济以适应与工业化的欧洲之间的竞争，甚至调整他们现代科学观念。这一切都是科学所带来的，包括机器。
现代科学被视为在逻辑水平和方法层面上一个决定性的突破，而社会也被理解为在理性的基础上一个重新组织的过程。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或黑格尔的作品中，亚洲大陆时常作为一个落后的、古老的、欧洲所摆脱的曾经的形象而出现。
亚洲社会时常被看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的历史从东到西。欧洲是历史绝对的终点，亚洲是历史的开端。”当中国的历史开始时，世界的历史也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作为最古老的帝国，也是正如黑格尔所说，最新兴的帝国；一个排斥改变、默守陈规的地方，取代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历史”。
正如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家汪晖所写的那样，欧亚之间的分裂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亚洲政治帝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对立；农耕、游牧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对立； 政治专制与追求个人自由、法律制度发达的对立。基于这些区别，欧亚也发展出了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不同的观点。在欧洲拥抱科技的时候，亚洲却似乎注定要停滞发展，成为一个永恒“静止的大陆”。Ahmet Hamdi Tanpınar的小说《休憩之心》，——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同时坐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城市——的主人公自言自语地说：“东方是一个静坐和等待的地方”。在欧洲社会开始迅速转型，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十七世纪，人们才开始频繁提到“欧洲”这个词，并非巧合。欧洲和亚洲不再是仅仅只是地理概念；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
但列宁不这么认为。他曾写道，俄国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对他而言，这与地理无关，而与在沙皇统治下的中世纪和“可耻的落后”的历史有关。现代性、资本主义或工业化原本都被看作是欧洲的，却能在全球扩张。十九世纪，“欧洲”一词逐渐被“西方”所取代，显然表明了其背后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现代观念与旧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象征意味。
这种反对意见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基础，但它也为那些认为亚洲能够拥抱现代性并加入发达国家集团的人们的观点建立了理论基础。这种观点从日本发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比如，福泽谕吉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日本应该通过投身其中来避免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它们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享受同样的文明成果。他将这种论断命名为“离开亚洲”——这也是他1885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的标题。
历史上的对立开辟了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鸿沟。如今，这两者之间的分裂是史无前例的，无论这种分裂是新兴的科学方法带来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所带来的。在现代欧洲之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亚洲社会所在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吉卜林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远不会相遇”。
然而，这种区别从一开始就是暂时性的。即使那些敢于宣称欧洲社会比亚洲社会更先进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这种衡量标准，亚洲能够通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学习借鉴科学基本方法和原则而及时赶上。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简单而奇特的结构：从欧洲先开始，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地方。当然，没有任何融合理论可以反驳吉卜林，因为他的想法正是：只有在亚洲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欧洲之后，东方和西方才能相遇。
这些见解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再也不能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区别仅仅只是文化形式上的差异。现在，这两大洲似乎存在于不同的平面之上。当这两个平面相交时，就带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关于我们来自何方，又将往何处去。 欧洲人对待亚洲的态度有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亚洲似乎代表了现代性所对立的一切，像是欧洲在自我界定时所参照的反面形象。另一方面，欧洲人又对亚洲充满好奇和向往。更加具有反思性的人们可能会将亚洲视为一种遗迹，代表着那些欧洲所遗失的，真实鲜活的场景，令人反思：最初选择现代性是否可能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位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人，朱丽叶·布雷顿在1922年写道：“欧洲游客可以在中国回忆起那些比如今更加奇异和迷人的昨日，那时还没有工厂或铁路，去惊扰亚洲梦幻般的平静。”不过，这样的反思只能被轻声低语，默默欣赏，并且即使这样，也仍然可能会被另一种焦虑的情绪所抵制：如果欧洲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从亚洲脱离出来，那是否意味着，它会再次失去被定义的自我，就像德国哲学家卡斯·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那样， 再次“沉入”亚洲？
欧洲从亚洲出走，或许象征了一种大胆和解放，但也带来了两个危险。首先，欧洲人的生活与其起源脱离。其次，欧洲回归亚洲的危险将持续存在。大陆之间的再结合成了一个恐怖的幽灵，一旦发生就可能会彻底摧毁欧洲的独特性，而亚洲则会将自己视作是一个永恒的世界，将欧洲吞并，并在欧洲消灭之后继续存在。当然，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故事走向来看，这将会是一个峰回路转的结局。另一方面，如果亚洲像欧洲一样朝现代化发展，就表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普遍道路。历史地来看，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解释现代历史的密码，一旦我们理解了，很多事情就会昭然若揭。就像雅斯帕斯说的那样，“欧亚大陆是伴随整个西方历史而来的密码”。
两大洲之间的分离集中于对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上，却仍然是未经审视的。每个人都认为这种区分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没有人能够阐明它所依据的理由。当作家赫尔曼·冯克瑟面对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欧洲的问题时，他在某种“风格统一”中找到了答案。他敏锐地意识到，一种与东方相区别的、崭新的欧洲风格。什么是“风格统一”？是科学和技术被视作欧洲原始和本土体验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被更充分地接受，而不会被视作是一种入侵，就像宗教在印度进入各个活动领域，出现在食物、饮料、服装、娱乐、家政和生活的所有主要场合一样。这意味着，科学不仅在欧洲现代社会占据着中心，其原始精神也不断激励和引导着每一个活动。
赫尔曼﹒凯泽林 (1880–1946)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因为他明白，旅行意味着创造新的体验世界，并使我们超越想象。他希望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尝试去理解，从而改变他所固有的理解范畴。“欧洲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它的生活太熟悉了，并不要求我做出任何新的改变。它的生活也太狭隘了，整个欧洲基本上是一种精神。我希望去那些能够要求我去以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生活的地方，那些必须要彻底更新一个人感知事物的方式之后才能理解的地方，那些我被迫需要尽可能多地忘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地方。”
当从欧洲过境到印度时，他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印度思想似乎站在西方思想的对立面上，认为没有任何形式的抽象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形而上学的知识。为了迈入更高的层面，人们需要获得新的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西方思想的抽象层次从低到高，从特别概念到一般概念，从这些概念到思想，从思想到关系；而印度思想则跨越了不同的体验。凯泽林在印度看到的是灵魂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提升。在西方，这种提升则表现为从具体描述到抽象形式的思想。“印度对西方的绝对优势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在真正意义上，文化是通过提高深度来实现的，而非扩大广度 。而且，这种提高还取决于文化的集中程度。”毕竟，瑜伽系统完全是由集中的力量构建而成的，这看似与抽象的力量完全相反。完美的瑜珈师应该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关于这个点的一切。相比之下，抽象化则是试图从尽可能多的对象中得出一些总体思想或原则。
今天的旅行者们不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问一问你自己：当你降落在一座位于某个神秘边境的另一边的城市，你是否会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并不是列出一堆看起来不一样的事情，而是那种本质上的区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会存在着一些发展上的差异，但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或接近普遍的方案。
当过去被视作不可改变、意义非凡的自然秩序也能够被不断地操纵、改造时，现代社会就出现了。这就是现代的科技精神，将自然改造成新的形式和结构，带来了那些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既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愉快，也更接近了那永恒不变的宇宙核心。科学进步仰赖于对持续创新的期待，对试验创新的鼓励，对既定的权威的否定，基于一种假定：创新的试验会带来创新的现实，迫使我们修正原来的知识。
现代人们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个性，就像城市规划师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创造地标。一切都是空白，等待着人们去填充各种各样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总是与这个组织原则相关，从这个原则中衍生出来。这些是生命对世界的保证；或者，用一种更好的说法，是生命对世界保证，它将变得不同于当下。而现在，环顾四周，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在：现代城市的街道，摩天大楼的外墙，智能手机的像素化屏幕，电脑内部的电路，报纸和杂志的封面，商业计划和组织的电子表格，远洋的集装箱运货船。而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就是一个自由空间，其中的内容不断变化。
实验是一个人性化但又具有科学性的理想，但是现在相信人类有无穷的力量改变现实的信念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过程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仅仅是因为意识到这种模式已被更广泛但仍然有限的一系列可能性所替代，就试图从现有的模式中解脱出来。但这些可能性本身也是需要被克服、被迭代的。更重要的是，也许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每个社会都会以传统模式作为起点，在此之上建立起现代化的抽象概念。随着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我们应该期待现代性多样的、多重的发展，而不是全世界都遵循像欧洲发展现代性的步骤。
那样的步骤可能因为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而被继续被后人当作参考，但它不过只是一条路径罢了。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同样，这种现代性或许能在欧洲充分发展，在印度或伊朗部分实现，但当代旅行者发现，这种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远没有不同社会选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差异有趣。现代欧洲社会完善了现代生活的一系列结构，从个人权利到货币经济，甚至那些拒绝崇尚这种生活方式的中立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发展、灵活的实验媒介。当我们前往那些位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快速现代化的社会时，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机制和结构——但它们从未完全相同，它们所带来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过去欧洲社会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是现代的，而亚洲仍然是传统的。区别并不是关乎欧洲和亚洲本身，而是关乎两种类型的社会，或者，两种时代的观念。随着欧洲以外的国家也不断进入现代化进程，这种区别注定即将消失。
回归欧亚大陆
对欧亚历史和政治的二分法的已经不能再合理适用，原因有很多，但所有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快速现代化上。如果日本和韩国仍然可以被视为历史的例外，或者甚至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阵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转变则完全破坏了区分欧亚的传统基础，使得两大洲重新回到了同一层面。在某些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的回归，那是在欧洲现代社会的兴起分离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前的时代。
历史学家认为，旧二分法的危机正在缓解，因为这些消失的区别可能并不是那么有力。德川时期，即日本现代化之前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并没有被日本的修正主义历史看做是一个落后、停滞的时代，而更像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温床。在中国，一种新的历史观点认为，封建专制帝国并没有压制商业。文人精英与商人合资经营，先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大大上升，技术创新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这项新的历史工作致力于，在指出亚欧之间细微的不同之前，着力研究亚欧之间的相似之处，但这样的更正方法接受了所有用于定义欧洲现代性的原则 ，不过只是将日本和中国从亚洲阵营转移到了欧洲阵营罢了。
像维克多·利伯曼这样的历史学家则走得更远。他建议使用更加中立和宽泛的描述性标准，例如：15至19世纪地方政权的合并模式——这一过程不仅限于欧洲，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其最充分的表达。因此，在西欧，大约五六百个独立政体到十九世纪晚期已经减少到只有25个左右；在东南亚大陆，大约25个独立政体到1825年已经减少到3个：缅甸，暹罗和越南。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发展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欧亚模式的变体。
对历史的知识和理解的增长迫使我们淘汰那种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和陆地的视角，从一种更为系统化的角度去考虑各大陆、各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就出现了“欧亚大陆”的概念。最好的方法是，关注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而不是它们所共享的文化。当哈尔福德·麦金德意识到欧洲是为了与亚洲对立而出现、被定义的概念时，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洞见。1904年，他并没有从道德的角度批判那些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公然辩称唯一的历史就是欧洲历史，因为欧洲国家已经在全世界占领统治地位，而是指出，欧洲的所有集体认同感都是在外部力量的压力下产生的。
哈尔福德·麦金德对于文化和观念的历史做出了一个文学性的叙述，接着又做出了一个对促进文化和观点发展的其他因素的叙述。他写道，“我希望你能暂时将欧洲和欧洲的历史视作亚洲和亚洲历史的附属物，因为欧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亚洲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从5世纪到15世纪，欧洲不断遭受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一系列的入侵，他们穿越俄国南部的宽广平原，进入欧亚大陆上的西部半岛。后来欧洲所进入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可以被看作是其试图摆脱这种笼罩在西海和东部草原之间，随时可能会被攻击的威胁。”
这在一种概括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对欧洲某段历史的反映，是一个过于宏大的描述。但无论如何，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叙述都以鲜明的色彩描绘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而这比任何分离的神话都更为根本。
马歇尔·霍奇森在1963年指出，如果有人想把欧亚大陆分成两部分，那么最无用的分类就是把欧洲视作一个部分，而将亚洲视作另外一个。大部分历史记录都显示，我们所说的欧洲与其最近邻国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小的。例如，最为明显的是，希腊思想成为中东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东的宗教——基督教，则成为了欧洲生活的核心。最明显的分界线在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划分也被打破了——证明这种连续性的最好例子就是，佛教起源于印度，扩展到中国，最后一直到了日本。霍奇森总结道：“所有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化发展复合体。”欧亚大陆不仅是各个独立单位相互借贷、相互影响才形成的一个框架；它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
像过去“欧洲”概念的出现与发展一样，如果我们最终会将“欧亚大陆”的概念投射到历史中去，那么发现它在过去始终存在，也就不是一件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