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二三年秋天，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讲座教授梅祖麟先生逝世，从此欧美汉学与中国语言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痛失一位良友。
梅祖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武进。父亲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伯父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一九四六年春，燕京大学结束了成都办学时期，迁回当时的北平。这年十月，梅贻宝几经周折，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作为高中生的梅祖麟，第一次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时任燕大语言学教授高名凯先生的名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燕大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阵容强大，陆志韦、俞敏、林焘、陈梦家、吴文祺等，皆在该校开课。而对于梅先生近七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旨趣而言，高名凯无疑是对其启发最大的前辈学者之一。
高名凯于一九三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旋即攻读本校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业师陆志韦先生的感召与鼓励之下，高氏转向中国语言学领域。一九三七年九月，高氏受母校燕大委派，远赴法国巴黎，从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攻读博士学位，并完成了题为《汉语介词之真价值》（一九四〇）的学位论文。这一“哲学气味甚浓”的理论性著作，与稍后问世的《汉语规定词“的”》（一九四四）、《汉语句终词的研究》（一九四六）、《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一九四八）、《汉语语法论》（一九四八）等，开创了汉语近代语法史研究的新风气。诚如梅祖麟所言，该领域的学者可分作三个流派，马伯乐、高名凯、戴密微（P. Demieville）为巴黎学派，入矢义高、太田辰夫、柳田圣山、志村良治等可谓京都学派，胡适、王力、吕叔湘则为中国本土的近代语法史名家。
一九四九年春，梅祖麟在上海圣约翰中学高中学业。当年五月，随父母乘坐“戈登将军号”轮船赴美。一九五四年，获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也是梅贻宝先生的母校）数学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四十年后，在回顾学术历程时，梅先生说自己“四十五岁以前是玩学问，四十五岁以后才打定主意做学问”，这是因为“虽然在哲学、文学、语言学三方面都发表过几篇文章，但是好的是跟罗杰瑞（J . Norman）、高友工合写的，文章里好的意见是他们的，自己的平平而已”（《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二〇0一年第一期，6 页）。这当然是梅先生的一种自谦的说法，比较客观的评价，是梅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曾先后致力于语言哲学（博士论文及其延续）、中古声律与律诗及其来源、汉藏语比较诸领域的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乔姆斯基（N. Chomsky）的《句法结构》（荷兰海牙，一九五七年英文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诞生，不再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只强调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而提倡对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及其规律做出解释。但是事实远比理论丰富，充分描写永远是合理解释的前提。梅祖麟坦言：“那一阵子乔姆斯基和麻省理工学派的语法理论变动很快，过三五年就有一套新理论出现，我渐渐觉得跟着人家跑有疲于奔命之感。……久而久之，这种困惑让我走到汉语语言史的领域来。”与梅先生同时代、曾一度追随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家，如余霭芹、王士元、马提索夫（J . Mat i sof f）、拉波夫（W. Labov）等，后来也都不约而同地开辟了新的学术道路。即便如此，梅先生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书目季刊》一九八〇年第二期）一文中，仍然实事求是地指出，形式语法的研究理念对于汉语历史的研究是具有启发作用的，“生成语法论（generative grammar）兴起之后，我们不但要描写某一时期语法的表层结构，而又要进一步探求其深层结构，这种表层结构往往和更早一期语言的表层结构关连”，表现出了做学问应有的饮水思源之心。
梅祖麟于一九五四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学位，差不多时间入读该校的还有高友工、张光直、余英时、吴大钧、杨振平几位，以及从台湾大学赴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人、汉语音韵学名家董同龢先生。
高友工和梅祖麟在谈到各自师承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早年的授业恩师董同龢。高氏将董先生视为“最尊敬的老师”“对我最宽容、最了解的前辈”。高氏说：“对我转入中文系影响最大的是在台大的董同龢老师。……他对我们这些大一学生，完全当作是他的同辈人对待，上课时鼓励学生发问、论辩，也因此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美典·自序》，19页）梅氏则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一文中说：“考订整理基本资料是董先生对音韵史的贡献之一，早年《〈切韵指章图〉中的几个问题》纠正了高本汉的错误。到台湾后又领导全盘整理的工作。我们纪念一位上一代在工作岗位上倒下去的老师，难免想到我们这一代汉语工作者的责任，这篇论文粗浅地讨论语法的资料，聊以表示饮水思源之心。”梅先生在一篇访谈录里忆及早先探究“墨”“黑”之类先秦读音问题时所说的一段话，其尊师重道的心境，尤其令人感慨：
我虽然没有上过董先生一堂课，但因为许过愿要做董先生的学生，我一直也把自己当作董先生的学生。若干年后，我研究中古明母、晓母谐声的问题（1989b），想到“墨”“黑”这类谐声音在上古的音韵关系，是抗战时期董先生和李方桂先生最初研究出来的。当时住在四川李庄，食不果腹，还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四十多年以后我又研究这个问题。如果董先生在世，当面跟他讨论一番，多有意思！想到那里，不禁热泪夺眶。（《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二〇00版，533页）
梅祖麟为高友工的书先后写过两篇序跋，前一本是《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有台湾（台大出版中心二〇0四年版）和大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0八年版）两个版本，后一本则是《美典》的“外编”《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此书列入“海外汉学丛书”，于一九八九年刊行，名为《唐诗的魅力》）。《三论》收录了高、梅二人合撰的三篇文章，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成功牵手”。
上文说过，梅先生的博士论文限于语言哲学领域，但他在结识高友工之后不久，便旁听了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勃劳克（B. Bloch）教授的几门课。《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一九六八）是高、梅的首度合作，该文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而且还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两种语法理论”。具体来说，“用的是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后来添入语言学大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对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和‘延续关系（principle of continuity），可以算是广义的结构主义”（《唐诗三论·跋》，220页）。
比较高友工与梅祖麟两位早年的学习与研究经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处（无独有偶，高、梅在少年时代，都曾经从不同的地方转到北京育英中学就读）。高氏本来主修中国史，在哈佛受教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授业弟子杨联陞教授，以《宋代方腊之乱》一文获博士学位，而梅氏接受的主要还是严格的理科教育。同样出于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再加上求学、工作的地点常有交集（一九六四年梅氏任教哈佛，而高氏则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直至一九九九年退休），高、梅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合作，遂成学界佳话。
二
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阐述声韵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从齐梁到隋唐，从沈约、周颙到刘善经、王昌龄等，“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满箧，缃帙满车”（《文镜秘府论·序》）。而“四声”就是中古这段时期汉语所具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南史·陆厥传》说：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或“齐梁体”，即指后世所谓“律诗”。《新唐书·杜甫传赞》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文学创作中如不能规范地使用四声及其他相关的音韵规则，便有“声病”之犯。
沈约《四声谱》、周颙《四声切韵》、刘善经《四声指归》、王斌《五格四声论》、常景《四声赞》等，都是有关四声问题的专书，只可惜都已亡佚。倒是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所谓“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可以说是解释四声的最早文字（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482页）。
空海的论述固然很形象，但还是让人觉得难以捉摸。看起来低昂、长短、缓急、曲直、升降等，都和四声的分别有关。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声律与上声的起源》（《哈佛亚洲学报》一九七〇年第三十期）、《说上声》（《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至二期，一九八二年）、《梵文诗律和文病论对齐梁声律形成的影响》（《哈佛亚洲学报》五十一卷二期，一九九一年）诸篇文章，都在努力地回答四声、平仄和律诗诗格从何而来、具体为何的问题。尤其是与梵文专家梅维恒（V. H. Mair）合作的那篇，步武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一九三四年）的“外来说”，认为沈约所谓“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轻重”即后世所谓“平仄”（“仄”就是不平之意），对应于梵文的长短音；而律诗绝句的句数，也是受佛经翻译时梵文佛典音律本身的影响所致。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赵如兰资料特藏库中，有一封梅祖麟《与赵元任教授伯伯论唐诗声调与节奏书》（一九六九），梅氏在此函中说：“前人论唐诗，一般只能停止在中古有四声，而四声分为平仄的阶段。”缘起是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梅祖麟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访问，从高友工处读到了周祖谟先生的《问学集》（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版），其中《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一文述及日本新修《大藏经》中安然《悉昙藏》（八八〇）关于四声的记载，对梅先生启发尤大；在写作《文法与诗中的模棱》（一九六八）时，又曾得到高友工在唐诗语料方面的帮助。那段时间，梅氏主要想做的工作，是“先定四声的音值，再由此探求四声在唐诗中所产生的效果”。但由于《法宝义林》《玄应音义》等关于平仄之分在于长短还是高低的记载不相一致，因此也想求教赵先生现代方言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以及如何认识吟诗传统和唐诗节奏的关系等问题。
高、梅《唐诗的语意研究：隐喻与典故》（一九七六）发表以后，梅氏说自己“就跟文学分了家”，而高友工探讨古典文学的语言形式美学之路并未止步于此。在《律诗的美学》（一九八六）一文里，高氏阐述了自己对律诗中平仄之分的见解。
作为一种可行的假设，我认为只需要将它看作是“松弛”与“紧张”间的对比即可。平声中的松弛与仄声中的紧张交相更替，就足以说明这一新的诗律的形式与功能。急促而有推动力的弱拍与坚定而带休止性的强拍互相交替。这就足以解释以下的现象：一联诗的第一行结尾处常用仄声，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而第二句以平声收尾，则有呼应与休止的意味。由此可见仄声带有急促（以及预示）感，不适合用作结尾。（《美典》，234页）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年，梅祖麟并没有发表其他论著，原因是梅氏觉得在学术上到了“收拾丝竹入中年”的阶段，于是在汉语史领域选择了语法史作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并按照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一九五五）、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一九五八）、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语法》（一九五八）等书提供的文献线索，认真地读了近十年的基本资料。自一九七八年始，梅先生对汉语中的选择问句（如“吃面还是吃饭”）、完成貌句式（如“我吃了饭了”）、处置式（如“醉把茱萸仔细看”）、动补式（如“烧杀”“打死”）、指代词（如“这/ 那”）、结构助词（如“底”“者”“之”）等基本问题都做过讨论，从而为海内外的汉语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贝罗贝、孙朝奋在《汉语历史句法与形态研究——梅祖麟教授六十五岁庆祝文集》（巴黎东亚语言研究中心一九九九年版）的《前言》中说：“梅先生举世公认的建树之一，就是他使得一个原来不受注意的领域的研究，脱胎换骨，重新得到了活力。在他以前，专家学者对句法和语意的研究都不太重视，在这方面，梅先生是个开拓者。如果说历史句法和语意演变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都是因为有了梅祖麟。他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成为许多中国、欧洲、美国的独创性研究、博士论文的起始点。在美国，他更是培养和造就了好几代的中国语言学学者。”这绝非过誉之论。
三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访谈中，梅祖麟先生提到“以后想做的工作是继续研究方言语法史，写一部‘汉语语法史要略，行有余力，想用英文再写一遍。但其中有重要问题尚待解决，提笔写时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535 页）。很可惜的是，如今梅先生墓木已拱，汉语学界也没能等到这部书的问世。
梅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到中国的尊师传统时，引用了他的老师董同龢先生说的一段话：“你们该去看看段玉裁、王念孙给江有诰论古音的信。江有诰是晚辈，改正了段、王的错。以当时段、王的学术地位，他们给江有诰写信，一点没有摆前辈的架子，以事论事，江有诰说他们错了，他们就承认自己错了。”（《我的学思历程》，2页）正因如此，梅祖麟一方面在海外撰文宣传与纪念他的太老师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In memoriam： Professor Wang Li”，Journal of ChineseLinguistics ，Vol.14，No.2，1986），另一方面也在国内发表检讨王力先生的古音研究体系的文章〔《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圆”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语文》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前文有一句特别“暖心”的话，梅先生写道：“语言学让他（引者按：即王力先生）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反过来说，他也让中国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的学科。终其一生，能取得如此丰沛的成就，他一定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同时，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梅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
一九八三年春季，受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鼓励与邀请，梅祖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一学期。梅氏将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等在汉语语法史上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了国内，因为“《祖堂集》、南北朝的翻译佛经，日本学者早已拿来研究语法演变，大陆学者还不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我的学思历程》，7 页）。除此之外，梅氏还介绍了对汉语史有所助益的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同时也讲授了自己对历时语法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梅祖麟先生所做的另一项沟通中外学界的重要工作，是和刘坚、蒋绍愚等国内学者一起，倡议编写了多卷本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早在一九七五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梅先生便有这一设想：“要建立汉语语法史，第一步就是收集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各期的语料，……我们应该把年代不明或内部差别太大的材料暂时搁下不用，而可考订年代的材料，尽量要把年代附在书后。……我心目中有个‘中古汉语语法史资料汇编，这是一套年代准确、以散文口语为主、高度集中的语料。”（《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29—31 页）
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将梅祖麟视为“中国语文研究的海外媒介”（此处的“中国语文”应作中国语言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解）自然也是很公允的评价。
最后，怎样表达对梅先生的敬意？我想可以用他自己在追忆朱德熙先生时的一句话来作答：“怎样表示怀念的心意？就是继续做他期望我们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