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虎丘位于今天苏州城的西北郊，独享“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东晋王珣《虎丘山铭》说：“虎丘山，先名海涌山。山大势四面周，岭南则是山径，两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据《艺文类聚》卷八引）南朝齐王僧虔《吴地记》说：“虎丘山绝壁耸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吴兴太守褚渊昔尝述职，路经吴境，淹留数日，登览不足，乃叹曰：‘人之所称，多过其实。今睹虎丘，逾于所闻。斯言得之矣！”明袁宏道对虎丘胜景的描述，更是绘聲绘色，令人神往：“去〔苏州〕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袁宏道集笺校》卷四《锦帆集之二·游记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157 页）
说到“虎丘”一名的来历，有两种主要的看法。其一，因有白虎盘踞于山上，由此得名。唐陆广微撰《吴地记》所述甚详，兹引如下：
虎邱山，避唐太祖讳，改为武邱山，又名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阖闾葬此山中……《史记》云：“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冢，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锯（应作‘踞）其上，故名虎邱山。”今本《史记》无此文。《吴越春秋》云：“阖闾葬虎邱，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艺文类聚》卷八、《吴郡志》卷三九引作‘上扬）为白虎，蹲其上（艺文类聚》卷八引作‘据坟），因号虎邱。”
今本《吴越春秋》无此文。……秦始皇东巡，至虎邱，求吴王宝剑，其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误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曹林娣校注，凤凰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62 页）
秦王击虎之说，已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再加上这段文字所引《史记》《吴越春秋》的相关记载，在今本也都看不到，于是乎坊间传说的意味就更浓了。撰作时代和著者不明的《越绝书》，同样有一段类似的文字：“阖闾冢，在阊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十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藏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二0一三年版，33 页）
其二，山像白虎之形，因而得名。此说可以北宋朱长文《次韵蒲左丞游虎丘十首其七》为代表：“丘如蹲虎占吴西，应得佳名故国时。未必金精能变化，空传怪说使人疑。”
虎丘与白虎之间的各种异闻传说，固然难以征信，但作为吴地名胜，它与春秋时代吴王阖闾确是密不可分。《史记》各卷及注文提到阖庐的地方有不少，略举数例如下（均以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为据，中华书局二0一三年版）：
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
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同上；张守节《正义》：“姑苏当作携李，乃文误也。《左传》云战携李，伤将指，卒于陉是也。解在《吴世家》。”）
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黥布列传》，卷九十一；张守节《正义》：“荆王刘贾都吴，苏州阖闾城也。”）
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迺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同上；张守节《正义》：“时会稽郡所理在吴阖闾城中。”）
二
要想知道虎丘的名字为何会跟阖闾相牵连，首先需要了解西周以来春秋战国时期，江、淮、吴、越、楚一带，在语言习惯上有哪些是我们在现代汉语里看不到的。
先说“句吴”“勾践”的“句/ 勾”字，《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司马贞《索隐》：“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颜师古、司马贞所处的时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已经正确地指出了“句（吴）”“於（越）”诸字，其实是吴越等南方土著语言（夷语）中双音节词的前一个发声词。我们可以再做追问：既然在当时的吴越夷语有此种发声词，那么按理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两个，而应该出现得更普遍才对。
细检传世古书以及铜器、简帛等“同时性”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此类双音节名词看起来都显得陌生，不易索解，不像是当时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北方汉语，这也间接证明了颜、司马二氏所言非虚。还有就是，那些专名（王名谥号、人名、地名、器用名之类）即使性质各异，但会使用相同的发声词。《史记·吴太伯世家》接着说：“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眛。” 顺着这条记录，可以牵出更多的双音词。下面举些例子。
国名有句吴，人名有句卑、勾践，地名有句无、句章、句余、句容等。《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吴越春秋》则写作“姑末”。另外还有一种古吴越专有的、叫作“句鑃”的乐器名（董楚平等：《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38—241 页）。
人名有诸樊、诸咎、诸稽，《国语·吴语》“令诸稽郢行成于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写作“柘稽”，一九五九年在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出土的一把越王剑，则写作“者旨”。清乾隆二十六年在江西临江出土的者减钟，也有类似的人名，其所指应为吴王去齐的兄弟辈。“者”“诸”的古音相通，皆作发声词。地名则有诸暨等，见于《汉书·地理志》。
人名有夫差、夫概（阖闾之弟，见于《史记·伍子胥列传》）、夫镡（见于《越绝书》）。地名则有夫椒等，《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杜预注：“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
人名有余祭、余眛。地名则有余暨、余杭、余姚、余干等。余暨见于《汉书·地理志》，余干见于《汉书·严助传》（韦昭注“越邑，今鄱阳县也”）。又《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裴骃《集解》：“《左传》曰舟名‘余皇。”
人名有无余、无颛、无彊（见于《竹书纪年》、司马贞《史记索隐》等），地名则有无锡、巫山，见于《汉书·地理志》《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无”“巫”古音相通。
人名有周章、周繇、州于、朱句、朱方（前一音节“周州朱”古音相通），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史记·吴太伯世家》等。朱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湾省古越阁所藏的越王剑都写作“州句”。
再如地名姑苏、姑胥，均指今天的苏州。《越绝书·吴地传》说“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姑蔑则见于《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再说到寿梦，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说“吴在古书上有每称‘勾吴，在古器物上每自称为‘工‘攻敔‘攻吴”，符合语言事实，又说“或许‘勾、工、攻都是‘干的音变”（《金文丛考补录》，29 页），则因语音联系过于牵强，恐怕不确。寿梦之名，同样不止一种写法。郭老曾经说过：“《春秋》三传均作‘乘。又据《史记·索隐》，言《世本》作‘孰姑，或作‘祝梦，又作‘乘诸。”（同上书，31 页）
那么阖闾在历史有不同的写法吗？拜出土文献所赐，如近年所见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就有“吴王盍乃归”“晋柬（简）公立五年，与吴王盍伐楚”“盍即世，夫差即位”“盍虏内（入）郢”等文句。楚简“盍”的这种写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一，说明传世文献里见到的阖庐、阖闾确有其人，在语音上它们和楚简里的“盍”都是相通的；其二，传世文献的写法，无法提供吴王与虎之间是否有确切联系的信息，但现在有了出土文献的证据，“庐”也可以写成“ ”或“虏”，这里的“虎”字既能表音，又巧妙地透露出了阖闾（庐）与虎之间的某种联系，“力”旁用来表义自然也是再合适不过。顺便一说，有好事古人把阖闾（庐）解释成“关门”，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
至此，我们再来讨论阖闾与虎之间的联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左传·宣公四年》 说楚人把老虎称作“於菟”。西汉扬雄《方言》说“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如上所述，“於”是江淮吴楚一带的发声词。将“於菟”“於”的古音还原一下，可能是qa-laa，至于“阖庐”“盍”，则可以写作Ga-raa（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两相比较，虎丘何以得名这个千古谜案就有望解开了。这几种关于老虎的不同叫法，实际上都是先秦两汉时期南方夷语的习惯性表达，实同名异而已。虎丘之所以叫虎丘，正是因为阖闾在此地建功立业，故而以其为名，以志纪念。历史上阖闾有没有葬于虎丘，已经不重要了。既然苏州能被称作阖闾城，再多一个“阖闾（虎）丘”也无妨。
另外，古人常有“急言/ 急气”“缓言/ 缓气”（见于《淮南子》《 吕氏春秋》高诱注）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认为，“虎”是急言，“阖闾”是缓言呢？如果从单双音节的角度而言，這种看法自然未尝不可；但究其实质，还是要落实到中华民族的不同群体在语言习惯上的差异。
同个人名、地名、物名，有不同的叫法，于古于今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武王克商，《天亡簋》《沈子它簋》等西周金文都说“克衣”。《吕氏春秋·慎大篇》“夏民亲郼如夏”注云：“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可见“郼、衣、殷”都是同一个。《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所指亦同。一九三0年，钱穆先生作《周初地理考》，讨论西周初年，由周人自豳迁岐，故而提出“豳”本应作“邠”，原在山西汾水。钱先生自谓“此问题与《楚辞》地理问题，同为余研考古史地名之大发现。余至今仍深信不疑，认为尚没有真能推翻我说之新材料或新证据，能为余所接受者”（《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新亚遗铎》，三联书店二0二一年版，673 页），同样得益于“同实异名”的基本假设。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言面貌，往往旁涉民族、地理、历史、考古诸多问题，其内涵往往会被文字表面所掩盖，以语文学、语言学为锁钥，细心勘探，必能入宝山、得奇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