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聆音辨理
搞音乐的个个身怀绝技，能吵能闹，然而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呼啦啦拥进剧场，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家伙，四处扫视一圈剧场外观，脱下外装，拿起乐器，调律试音，感受音效。在指挥带领下，翻开乐谱，将曲目掐头去尾溜一遍。随后，让满台横倒竖歪的乐器盒，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临近演出，更衣换鞋，略施淡妆，独奏女演员不停忽闪着涂过润膏的长睫毛，男乐师则穿上熨好的白衬衫和黑制服，等待上场。
这是我坐在比利时与荷兰接壤的“荷赛特文化中心”观察乐师抵达音乐厅至开场间的过程。音乐家观察音乐家，能看到乱中有序，看到集体意志约束个体行为的潜文本——那叠放在指挥台上的总谱发出的社会学指令。一般人对音乐家的印象大致是松松垮垮，其实他们是一群纪律严明的人。纪律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支配每个声部的发声、起落、行止的文本——总谱。横律竖节，并轨而弹。差一拍你就进不去，多一拍你就冒出来；高半律你就刺耳，低半音你就讨人嫌。人们或许不奢望一大堆感性的人能够坐下来默契合作，认为那些头发总是比一般人长的音乐家像其乱发一样不可收拾，其实，一旦进入合奏，他们个性收敛，照章办事。培养规矩的方式，各行各业，自有套路。音乐是感性的，但乐队却是理性的。乐团培养人的基调，是步调一致。这个本本，就是总谱。亚当·斯密说：“个体的目标要符合群体的利益。”总谱就是“个体服从集体”的章程。崇尚精致协和的音乐家懂得，令人陶醉的享受，必须以精密配合和精确到位为前提。顾全大局，守律合辙。这是乐团的“家训”，这个家训，写在总谱上。
二、录音纪律
一九七三年，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吕剧小戏《半片天》的拍摄。那时的录音设备要一次性完成，任何人出错，全班人马都得重来。不像现在，多轨并行，定下节拍，分头录音，最后合成。当年的录音设备，意味着不能犯错。折磨人的滋味是当代音乐家体会不到的。小号、单簧管等容易“冒泡”的乐器，一旦出错，前功尽弃。整个乐队费了半天劲，疲劳耐力都达到了极限，谁若“冒泡”，埋怨、愤怒、咆哮，可不是一星半点。老乐手更是不客气， 得人抬不起头来。记得一次，一段乐曲几乎快录完了，小号手突然吹破了音，吹双簧管的老乐手，毫不客气地大声怒斥：“你别让我们陪着你瞎耽误工夫，出去练去。”当众羞辱，让小号手整天紧张兮兮。一个错音，重来一遍，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那是拿身体当儿戏。技术不是艺术要求，是生存要求。
主要唱段，演员要一气呵成，不能有半点纰漏。唱错一个字，拖错一段腔，大家怒目。录音棚不比舞台，错个字可以蒙混过关，上方吊着麦克风（那时），一个字不能错。导演要求一句一句来，全剧组人坐在旁边，众目睽睽，当众出丑，遭人奚落。真是难为人。“录音”红灯一亮，屏声敛气，蹑手蹑脚，唯恐犯错。运气好时，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乐队也情绪饱满，从头到尾谁也没出错，那是求之不得的天作之合。乐手们开玩笑“今晚是洞房花烛夜呀”。所以，个把小时的戏，在长春待了整整十一个月才完成。
卡拉扬指挥下柏林交响乐团建威立业的记录，包括大量乐手与指挥间博弈的情节。裹着资本运营、政治较量、权力争衡的事件，触目惊心。唯其如此，乐团才能获得秩序。《卡拉扬传记》与各类乐评，既塑造了意志坚定、手势精准、逻辑严谨的指挥家在与乐团冲突、博弈、制衡和公然无视性别禁忌等事件中一意孤行的个性，也塑造了一群与他一样有着超级天赋的音乐家对音乐、对艺术、对管理的不凡表述。让这群音乐家保持对指挥的崇拜，自然不是舞台上的花架子，还有排练中听辨隐伏声部错误的辨别力（常人难以企及的听辨力），以及更重要的，协调声部音响均衡的艺术判断力和协调人事关系的行政执行力。可怖的乐团，如同一支开赴战场的大军，决不允许各自逞能。指挥如果不在全奏中压制一下粗声大气的管乐组，任其轰鸣，以十六分密集音符和极快速度推进、席卷中低层级的弦乐群，就会成为一片含混不清的蠕动。协奏曲更不能任由乐队盖过独白，既让人听到独奏弦鸣，又听到竖琴清亮。这些都要指挥摆平。
小泽征尔每日凌晨起来背总谱的事，让人知道那颗脑袋装着无数本总谱。哪个声部出来，他都以手示意，或以目提示。这类超强大脑自然是乐手敬畏的前提。在他眼皮子底下，想蒙混过关，难！“曲有误，周郎顾”，谁敢触雷？
戴着漂亮眼镜的弦乐手，目光坚定的金发姑娘，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提琴手，唇口控制力极强的秃顶双簧管手，在高声部强大干扰下犹能精准打节拍的贝斯手，定音鼓咚咚敲响却绝不干扰整体音响柔和度的打击乐手……毕业于音乐学院、身处顶级乐团、合奏经验丰富、经历过世界上所有著名指挥家训练、挑战过无数技术繁难的作品——这样的高精尖团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百十号人，都是高素养、高智商、高情商甚至高颜值的乐手，个个都是艺术见解独到、生活细节挑剔、从音乐学院到顶级乐团一路经过无数次严酷考场的个性强烈的家伙。然而，总谱却让他们每个人剔除个性，出让主权，一起成就顶级乐团的盛名。究其原因，不光因为指挥家群体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定意志，还因为他们手中的王牌——总谱。总谱内核，即精诚合作，拧成一股绳的外力，就是卡拉扬的冷峻、小泽征尔的苦功、李德伦的强硬手腕、郑小瑛的苦口婆心。
二〇二二年疫情期间，闷在家中的我一口气听了二十多遍阿巴多指挥的柏林交响乐团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序曲。四声部弦乐组的常规编制被打破，小提琴被分为若干声部，每个声部的进入都蹑手蹑脚，容不得半点猛力。一根弓子过猛，薄如蝉翼的纯净就会破裂，面纱就会褶皱，乃至撕扯，最终变成粗布。那是无数次排练与苛求才能达到的精细与奇效。织成锦绣的当然是指挥的手头点睛。没有极致追求，谱台上的总谱就不会化为三千尺飞流。阿巴多与柏林交响乐团携手的《罗恩格林》序曲，如同作家徐迟的形容：“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
柏林交响乐团之所以声名卓著，就是因为优秀指挥带领下优秀乐师演奏过无数优秀作品从而达到万众一心、百手一律的结果。精细口味搭配优秀大脑就是巨响。我们无法体会在卡拉扬指挥下演奏贝多芬交响乐的感受，那一定是种忘我境界，既循规蹈矩又陶醉自由。
韦伯说，官僚制（bureaucracy）的高效率就是系统整体性。分工明确，清晰严密，每个位置，按规定行事。对个人来说，机械严格，对全局来说，高效运转。理想系统，就是纪律严明，人尽其责。韦伯讲的是官僚化与工具化，但运作模式对乐团同样适用。为了效率，声部必须规范为一套指标，精准化、计量化，只要精确，整体效果可以预期。
托马斯·霍布斯有非凡的想象力，使政治哲学得到了逻辑严密的发挥。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 ）开宗明义，“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不利于生存，高效的政治社会必须相互订约，单方面向主权者让渡权利。主权者反过来有责任保护大众利益，大众也有义务服从主权者。秩序是集体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第一要件。
纪律关联效率，这是那些看上去个性强烈，坐到一起却纪律严明的音乐家相伴为生的内核。不同声部和音色纳入总谱，对立抗衡立马消失。总谱将众声喧哗收归一处，这是音乐家从职业角度关联秩序、统一意志的不二法门。
三、乐团教会了我们纪律
乐团时常出现乐手顶撞指挥的事，管理层不得不出面干预。处罚不是口头警告，是经济惩戒。这无疑深深刺痛了犯规的人。指挥训斥，乐手反目，不处置就散摊子。乐手必须让渡部分个人权利，虽然私下里抱怨。总有年轻人闹出些事来，然而一旦抽离系统，他们便觉悟到，个体无论多么出色，都不能获得行业圈的尊重。
各家乐团都有很多体现逐渐形成合力的故事。现代乐团组建伊始，吹管组乐手整个来自鼓吹乐最发达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不免体现了强烈的家族性。现代乐团与家族乐班之间，或者说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之间，表现为服从指挥与服从家长的冲突。一次排练，指挥当众指出唢呐首席、家族老大的错误，冲突最终演变为首席拂袖而去而且整个声部跟着离席的尴尬。当然，沿袭数十年的家族制随着院校毕业生的大量渗入而淡化，这种事自然再也没发生过。
令人称奇的是，民间打击乐却异乎寻常地体现了一种农业文明少有的纪律。苏南乐种“十番锣鼓”，冀中音乐会的“舞铙”套曲《河西钹》《 粉蝶子》，鼓板铙钹，落点不同，若不协调，整体失序。换句话说，打击乐合奏反倒比旋律组合更有组织性。乐师一边用粗壮大手握着红布条拴紧的铙钹，一边从挥舞的动作中交换着韵律信息（即使转换为现代乐谱也难以记录的顿挫），其中传递的是松散的农耕文化少见的秩序。
一次“战前动员”，乐团领导讲道：上演音乐会，大家习以为常，疲惫了，打不起精神。今天晚上，可能有个年轻人，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听到慕名已久的音乐会。他可能在某个曲目中天性苏醒，从此走上艺术之路。一八七六年的一天，为了到意大利比萨看威尔第歌剧《 阿依达》，一位十八岁的小伙子步行八十公里。这场歌剧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意识到：“歌剧就是我想要的！”这个男孩，叫普契尼。此后，有了《图兰朵》 《艺术家的生涯》，有了《今夜无人入睡》《冰凉的小手》。假如那个晚上扮演《阿依达》的演员品相不佳，乐队乱七八糟，不知道还有没有后来的普契尼。同样，十七岁的郭兰英首次观看《白毛女》，大受震动，立下宏愿：“演戏就演这样的戏！”她毅然离开晋剧团，加入华北联大文工团，成为一代“喜儿”。
这些“战前动员”无非是想把官话说得生动点。真正目的，是强调纪律。音乐家都参加过合唱、合奏、伴奏、四手连弹等训练，二〇二二年，三百位大提琴家在线上合奏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第二乐章，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没有指挥，却步调一致，足以说明常年训练出来的精准，比之分秒还要细密的严丝合缝。一拍子中三个音对四个音，六连音对四连音，参差错落，分毫不差。这是总谱体现的、让世界统一步调的另一类文本底色——高度社会化行为的内核。
二十世纪中期后，乐团进入国家体制和公共空间，民间乐班神采飞扬的即兴力，不得不止步于容不得分毫错位的总谱面前。民间表演体系的原则是：定体则无，大体则有。现代总谱体系的原则是：定腔定谱，机杼莫二。艺人过耳不忘的天赋与照本宣科的总谱体制，产生了强烈冲突。后者再不允许前者的“不合拍”与“一锅粥”——人类学剖析现代乐团与民间乐班机制的切入口。
二〇一〇年春节后的音乐会，中央民族乐团欧洲巡演即将结束，乐手们忙着收拾乐器，“乐务”则把每个谱台上的分谱收拾起来，最后把指挥台上的总谱放到上面，装入一个专制的乐谱箱。看着这道程序，不禁想到乐谱含义。如同法院里手按《圣经》宣誓说实话的人，或手按《宪法》宣誓就职的人，手按总谱的人，无疑也以特殊姿态宣示着权威。那只乐谱箱也就意味着装载着乐团的宪章。
“文革”时家里留有一本蓝色封面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总谱，记得少年时代第一次打开时心里怦怦乱跳的激动。后来买了一本大八开精装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总谱，大学时期“作品分析课”的结业作业，就是上万字的“贝九”分析。对着总谱聆听二十四个声部分骠并辔却和谐一致的音响，更能深刻地理解作曲家如何利用兼听则明的听觉，调配管弦乐的色彩，同时调配出工业文明运作机制的另一种行规。
指挥，遵循总谱，来自音乐家的准则——艺术至上、戏比天大。每个声部都被呼应和提醒，每个乐手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这个意念不仅呈现于总谱上彼此齐刷刷的存在，还在于音响上的同呼共吸、同条共贯的气韵生动。总谱对音乐家形成了形而上层面的导向与形而下层面的规训，延伸出一套“作乐”的铁律。这份底本的另一种对偶是：理性与感性、严谨与浪漫、冷酷与温馨、秩序与自由、大海与小溪、高歌与低吟。包揽于二十四行大谱表的高低层级，是已经获得了充分解读的总谱分析和未曾获得充分解读的社会分析。它强分流品，冶心化俗，谱不虚设，理以一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