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一书，原以英文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的问世则已是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之事。多少与此有关，此书在中文世界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本书近来引起我的兴趣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引发。一是所谓“社会变迁”的理论问题，另一则是所谓“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化中国”的讨论会上提出，“文化中国”的问题需要从“乡土中国变迁”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理由主要是：第一，晚近十五年来中国以农村变革和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变迁过程，已经对现有“社会变迁理论”形成重大的挑战。无论对那些专门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型”的学者来说，还是对那些研究一般社会变迁理论的学者来说，中国的变革都已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而很难单纯从现有理论出发去解释。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变革已经为重新思考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日益强烈的体认。例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变迁”课程近两年都是以中国的变革为主要案例，并将之一方面与苏东欧改革相比较，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变迁相比较，并由此检讨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尤可注意的是，西方学界一些原先并不研究中国问题而是研究基本理论的一流学者，近来都开始在研究中国的变革，其中包括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现为克林顿经济顾问)，研究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B.Weingast，以及法学界的Roberto Unger等。可以预言，西方学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今后将会日益突破以往那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狭隘视角。
这里同时也就引出了第二方面的问题，即对现有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重新检讨。我这里说的重新检讨并不是指对现有理论的小修小补，而是指对西方社会科学之一般品格、、基本预设、主要范式以至学科划分等各方面的全盘重新检讨。今日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首先就接受许多明言或未明言的预设，例如人们多半会认为今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划分乃天经地义，就像是上帝规定好似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今日所说的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乃是在西方本身“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体现了西方人对西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这一变迁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例如英国学界晚近二十年来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英国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人类学极为发达，而社会学则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起步这种奇怪现象？美国学界晚近十年来则在检讨，为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变得如此互不相干，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思想学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牵涉到各种社会政治过程。法兰西院士布迪欧(Bourdieu)由此在不久前一次国际社会学大会闭幕辞中指出，今日社会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s)，亦即追问西方社会科学形成的社会过程，以深入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历史局限性。
以上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都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深刻历史变迁无疑已经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省和检讨也有助于我们能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阙失，从而型塑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以为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内涵，亦即一方面要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
《江村经济》一书在这两方面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该书是中国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力图了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最早尝试之一。我们有必要问，这一尝试是否已经包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变迁问题的独特理解？
其次，《江村经济》一书同时也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因为该书事实上是三十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个人认为，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称他们为“中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前辈学者的努力以应有的尊重，而且更是因为，燕京社会学派从三十年代起的努力在我看来事实上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我们因此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首先讨论以上第一个问题，即：《江村经济》一书是否已经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变迁机制的独特理解？
《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全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
1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如下：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一九四八，页82、84)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2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3 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4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5 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6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7 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的过程。
8 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中国乡土工业几已完全崩溃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学派不但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无可挽回，势所必然之事，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换言之，中国社会学派在其三十年代所跨出的第一步，即已不同凡响地提出，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或将相当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不消说，《江村经济》毕竟只是中国社会学派迈出的第一步，许多问题在此期都还只是初步提出，尚未得到深入的分析。但尽管如此，《江村经济》一书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学派在社会研究中的高度原创力。我们可以首先注意，所谓乡土工业自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各国。但是，在中国社会学派以前，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却从未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更从未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业。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全都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或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岂能与破旧不堪的传统小工业(craftindustry)相提并论。说到底，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滕尼斯的“社区vs社会”，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机械纽带vs有机组带”，梅因的“身份vs契约”，韦伯(Max Weber)的“传统治理与官僚治理”，等等。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蒸汽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就是传统小工业的没落，城市的发达必定要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城市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意味着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如此等等。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主宰着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但是晚近二十年左右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大量研究，却已经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可以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了。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所谓工业化的发展也绝非像以往所以为那样是蒸汽机取代磨坊的结果。相反，传统小工业乃与现代机器工厂长期共存，而且前者对西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并不亚于后者。以英国为例，当代西方史家已不断指出，教科书上的“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神话”。著名经济史家A.E.Musson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以往所说一七六○——一八三0年期间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那么各种材料都足以表明，那时期仍是“水力的时代”(the age of water power)，而非蒸汽机的时代，因为蒸汽机和现代型工厂的扩散乃是非常缓慢之事，至少到一八五一年多数工业仍是在小工坊(small workshops)中的手工业。(A.E.Musson，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London，1978)事实上，到一八五一年，伦敦城内近百分之八十的制造业属于雇工人四名以下的小工坊。(关于十九世纪伦敦城居民及其与伦敦教育等的关系。可参S.Rothb－latt，“Loadon：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In T.Bender(ed)，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 to thePresent，Oxford，1988)A.E.Musson等人之言其实并非全新的发现。早在二十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家J.H.Clapham在其经典性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就已反复强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工业部门完成过技术革命”；当时的蒸汽机本身就很小，而且除了极有限的工厂外，蒸汽机使用得很少。J.H.Clapham的名言是：兰卡郡的纺工并不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英国劳动者，“那时典型的英国人仍是那种挤满乡间的乡下人。”(the man of the crowded countryside was still thetypical Englishman)(J.H.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Modern Brittish，3 vols，Cambridge，vol.l.，1926)但是J.H.Cla－pham以详实材料为根据的这些论断却长期被冷落。
法国经济发展的例子更可给人以启示。西方正统看法曾长期认为，法国十九世纪经济发展乃是呆滞(stagnation)的典型，没有发生英国式那种“工业革命”。晚近以来的大量新研究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经济的发展在事实上是最成功的经济与工业增长例子，并代表了与英国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这两种正好相反的估计之主要差异在于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传统看法的标准是当时法国现代型工厂的增长、城市人口的扩张，以及农业中新机器的使用等。新研究则认为这些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标准，而应采用更实际的标准即人均实际产量的增长。根据后一种标准，法国经济在当时发展并不亚于英国，而这恰恰证明，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并非只有靠机器化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等来推动。法国的特点之一恰在于其城市化速度较缓、人口增长较缓，但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比例却增长甚快，以及国民投资大量集中在小型工业。著名的里昂地区农村纺织业几乎从未经历过蒸汽机时代，而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电力时代(蒸汽机与电力的重要区别乃是中国社会学派四十年代的重要论证之一)，并发展成极发达的工业小区(industrial district)。
以上西方工业发展的现实历史或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学派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提出的乡土工业发展问题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同时又是何等的空谷足音，从而难以为崇拜西方理论的人所相信。但事实上，宏伟壮观的西方经典社会理论正因为其过分追求普遍性，不但不切合非西方社会，而且同样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本身的历史现实，因为它总是这样那样地削足适履，以偏概全；或将某局部现象夸大成全局，或将几世纪之久的过程神话化为一个“飞跃”，并由此作出种种或悲观或乐观的历史预测。但即使在西方，真实世界的社会历史生活也完全无法被硬塞入西方大师的抽象逻辑图式之中——韦伯所说那种高度官僚化管理的企业组织方式从来只是一部分工业部门的组织方式，而非所有工业部门；而自汤普生(E.P.Thompson)的经典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之形成》以来的大量欧洲社会史研究更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十九世纪欧洲所谓工人运动恰恰是由传统工业部门劳动者或类似于今日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人们所发动。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一旦转化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则不但以往的历史被大大曲解，而且人类的想像力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也就常常被无情地扼杀，而迫使人们臣服于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淫威之下。
所谓工业发展道路或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须的组织形式，乃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如我们所知，韦伯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所谓理性官僚化)这一所谓必然性出发，进而去追问西方文化传统如何导致这一发展；也是从这一“必然性”出发，他又得出悲观的结论。同样，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以往所有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他把握住了现代工业一定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必然性”。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人们往往“逻辑”地得出结论：社会化大生产的最高形式自然就是全社会生产的统一管理，即著名的“全社会一厂制”(asingle－firm model ofsocialism)。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centralizedmass production)，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For－dism)，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decentralized)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不过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